从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朱子学解禁始末考述

　　众所周知，南宋后期朱子学的官学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嘉定更化是这一官学化进程的起点。但在嘉定更化之前，朱子学经历了庆元党禁的严酷考验。庆元党禁与嘉定更化是朱子学历史上两个转折点，对南宋儒学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庆元党人的阵营是以朱学、陆学、浙学为主流的，而党禁过后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只有朱学与陆学两家，南宋儒学的最后发展，也主要由朱、陆两门弟子的活动构成；嘉定更化则解除了庆元党禁中对“道学”(“伪学”)的禁锢，启动了朱子学官学化的历程。因此，庆元党禁和嘉定更化虽然在时间上并不延续，但后者对前者在思想逻辑上则具有否定的关系。

　　本文试图讨论嘉定更化对庆元党禁的否定是如何最终完成的。具体而言，庆元党禁的解除经历了嘉泰二年“党禁”解除和嘉定更化“学禁”解除这两个阶段；而在嘉定更化中为朱子学平反并进而推动其官学化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些阻力到底缘何而起，是发动庆元党禁的政治势力的余党在兴风作浪，还是庆元党人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庆元党禁”与“庆元学禁”的关系，并分析嘉定更化期间政治中枢对朱子学的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南宋后期朱子学官学化进程发轫时的情形。

　　貌合神离的“党禁”和“学禁”

　　要理解“党禁”与“学禁”的关系，首先必须简单回顾庆元党禁在行政命令层面上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庆元党禁是由庆元元年至六年中陆续发布的一系列诏令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反道学士大夫的奏疏而引发。从头爬梳这些命令和奏疏，便可看出当时对“党人”的迫害，都由“伪学”(或“道学”)的罪名而引发。最典型的是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发布“庆元党籍”，共罗列59人。这59人是庆元元年至三年底被台谏言官弹劾过的士大夫。本来，这些被弹劾者的罪名千差万别，得罪的背景和罢官的时间都不相同，经这次党人名单的出台却统一定谳为“自庆元至今，以伪学逆党得罪者”，2明白无疑地宣示了“伪学”与“逆党”的逻辑关系。

　　至庆元四年四月，右谏议大夫姚愈奏请：“近世行险侥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愿下明诏，播告天下。”韩侂胄对此奏大为欣赏，而另一谏官张釜亦有此议。五月，诏禁伪学。这道所谓“禁伪学诏”保留在《两朝纲目备要》中，细绎全文，始终没提到“伪学”一词，而主要着墨于“伪党”，实为名不副实。但所有重要的南宋史籍都将这道诏书的发布命名为“诏禁伪学”，这说明“伪学”与“伪党”是互为因果的。

　　除了这两道为全局定性的诏书外，庆元二年二月知贡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场屋文弊，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同年三月，叶翥又上疏：“专以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六月，臣僚奏请“所有《进卷》

　　《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奏闻。”十二月，沈继祖上疏，对朱熹从学术到品行极其丑诋，十二月二十六日，诏朱熹落职罢祠，蔡元定编管。上述历次奏请，都要求查禁包括朱熹著作在内的“伪学”，并得到朝廷的批准施行，因此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诏命，尤其是沈继祖的奏疏专门针对朱熹及其弟子，直接导致了朱熹被罢黜，影响甚广。

　　随着朱熹的去世，以及积极制造党禁的官僚离开政坛，党禁逐渐松弛，原来庆元党籍中的士大夫相继起复任官。嘉泰二年(1202)二月，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大学士，十月诏：“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并与合得恩泽”，就是党禁逐渐解除的信号。叶绍翁说：“嘉泰之间，为公之类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皆相望于朝。”学术界根据《道命录》、《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弛学禁”的记载，以为这是“庆元“党禁”和“学禁”松弛的起点。然而这些平反都是个案处理，党人的共同罪名——“伪学”并没有得到平反。故嘉泰二年二月后仍然存在着以“伪学”名义迫害士大夫的现象。譬如，嘉泰二年九月，监督进奏院陈士廉放罢，以臣僚言其“备论伪学，言无文理，肆矫诬之私说，破台谏之公论”。庆元五年十月，党人黄由曾被以“缔结伪党、谄媚权臣”的理由罢去四川安抚制置使一职。嘉泰四年，又被罢去祠禄，理由是“以臣僚言以儒学自尊，欺罔一世。”开禧二年正月，陆九渊高足党人杨简被罢免知全州一职，罪名是“性姿怪僻”，从这一奇怪的理由中可以看出禁锢“伪学”的阴影。

　　嘉定更化中解除学禁的努力和阻力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在史弥远的主导下，韩侂胄被杀。次年改元嘉定。是年四月，太学博士真德秀在转对中呼吁解除学禁：

　　正心诚意以为学，修身洁己以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则以好名嫉之，立为标榜，以遏天下趋善之门，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矣！……今日改弦更张之初，臣谓当先破尚同之习，广不讳之涂。朝政得失，俾臣下各尽所怀，而不以立异为可厌；褒崇名检，明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名为可疑。则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务，畴先于此？惟陛下与二三大臣亟图之。

　　真德秀认为，嘉定更化若欲取得突破，国事如欲一新，当务之急是为“伪学”平反：“更化之务，畴先于此？”宁宗对此奏的反应是：“依。”说明宁宗并不反对解除学禁，真德秀此次努力推动了为朱熹平反的步伐。嘉定元年十月，朝廷下令叙复朱熹原官，给予致仕恩泽，并“特赐谥”。此举虽然得到朱子学人士的欢迎，却与嘉泰二年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的诏命一样，仍将朱熹看作一个“论思献替”的侍从官进行个案处理，而未触及是否要解除对朱子学的“学禁”这一核心问题。

　　何况，尽管得到了谥号，朱熹去世后是否应该得到赠官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原因是，朱熹生前最高官至焕章阁待制，时为绍熙五年(1194)八月，同年十二月罢，庆元六年去世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恩泽”，包括致仕恩、赠官、遗表恩等等。嘉泰二年十月诏“朱熹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并与合得恩泽”，兑现了致仕恩泽。因为华文阁待制与焕章阁待制同为从四品，而赠官应该略高于生前的最高官职，故嘉泰二年十月的诏书没有解决赠官问题。到了嘉定元年十月下旨赐谥时，也只说“仍依条与遗表恩泽一名”，仍不及赠官一事。朱熹弟子陈淳为此抱怨：“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时事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特不举行者，不审何谓？”朱熹的赠官问题，必然受到了朝中某些有力人士的联合抵制，而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亦因为对朱子学的“学禁”没有解除，反过来推迟了朱熹政治名誉的彻底恢复和政治待遇的彻底落实。就在这种暧昧的气氛中，为朱熹“特赐谥”的进程却出现了转机。嘉定二年，太学博士章徕奏议谥状，根据《逸周书·谥法解》：“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拟谥朱熹“文忠”。然而，负责覆谥的吏部员外郎兼考功郎官刘弥正推翻章徕的拟谥，“去忠存文”，改谥为“文”。嘉定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公布这一谥号。朱熹赐谥得以“去忠存文”，具有显而易见的思想史意义，从而为彻底解除“庆元学禁”打开突破口。嘉定三年五月，朱熹被追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从三品)，赠官的待遇得到落实。

　　即便如此，上引构成“学禁”的庆元年间的奏疏和诏命依然并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其中否定朱子学、攻击朱熹的言论，仍堂而皇之地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存在。朱子学人士对这一现状感到了焦虑。

　　嘉定四年二月，朱熹弟子刘爚(1216—1143)自浙西提刑任上召还为国子司业。回朝后，刘爚极力为“伪学”平反，但受到很大的阻力。根据真德秀的《刘文简公神道碑》，刘爚先后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将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颁下太学、国子监，其次则是在嘉定四年五月，呼吁：“乞降明诏庆元以来名以伪学而禁其书指挥，更不施行。”对此，朝廷的态度如何呢？真德秀记载：“从之。时有司检会庆元章奏，将议施行，而执政有任言责时亦尝论列者，事虽寝，而太学诸生稍务以道义相勉，而知穷理居敬之说。”可见，关于《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意见被采纳了，至于呼吁朝廷正面为“伪学”平反一事，虽然宁宗表态“从之”，却只是同意将刘爚的提议交付“有司”讨论施行；而正当“有司”全面清理庆元年间以来的诏书、法令、臣僚章奏时，由于涉及某位当年曾有奏议批评“伪学”的现任执政大臣，而被迫中止。至于此公到底是谁，下文将详细考证。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佐郎李道传转对，奏请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请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庙。“会西府有不乐道学者，而朝廷亦以为事大体重，故未及行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朝中对“伪学”平反的阻力之大。

　　嘉定五年三月，刘爚迁国子祭酒，奏请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于学官，得到同意。至此，“庆元党禁”中的“伪学之禁”才得以彻底平反。

　　综上所述，嘉定三年、四年两次为解除学禁的努力，都为某个(或几个)“执政”、“西府”大臣所阻挠。那么，为什么在嘉定更化后还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嘉定初年(元年至六年)宰执群体对解除“学禁”的态度到底如何？下文试从嘉定初年执掌权柄的宰执大臣入手，探寻其中的症结所在。

　　中立的宰执群体

　　对于嘉定更化后史弥远逐渐排除异己最后达到专权的过程，吴泳曾有这样的分析：

　　元凶殛死，众正方升。楼钥自海滨召，林大中自浙东召，倪思自霅川召，杨辅、刘光祖自西蜀召，黄度、蔡幼学、傅伯成、刘爚、杨简、袁爕等同时为侍从、郎官。曾附侂胄用兵如邓友龙、陈景俊、郭倪、郑庭、皇甫斌、薛叔似，次第镌窜。曾昌言侂胄误国如朱熹、彭龟年、吕祖俭、杨万里、徐邦宪等优与旌擢。其气象似矣！然敝事滋多，勿能改侂胄之局面；憸人互进，未免寻开禧之辙迹。虽远相是时未至以贿闻，而牢笼宫府，参用邪私意，已不能掩。给谏台省，耳目喉舌之司，而流品混淆，用一正人也，则必邪谄一人为之对。卫泾、钱象祖去，而君子之势孤。倪思黜而小人之脉盛。逮至三凶四木之谣，一二年以后，国论遂变矣！24

　　吴泳这段话指出了嘉定更化后虽然召用了一批庆元党人，但于此同时也有“憸人互进”。史弥远得势后，更是采取了“用一正人也，则必邪谄一人为之对”的策略，让道学党与反道学派互相制衡，不使一方坐大，而自己居中调度，从而达到专权的目的。史弥远的这一策略，可从嘉定元年到六年间两府大臣群体对道学的态度加以分析。

　　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政变后新的中枢亮相，钱象祖(1145—1211)参知政事，卫泾、雷孝友参知政事，林大中签书枢密院事，史弥远自礼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十一月，钱象祖自右丞相拜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娄机参知政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至六年间“西府”(即枢密院)的长官是：雷孝友、宇文绍节、章良能、娄机。这一期间，地位高于“西府”、作为宰执群体领班的则是左、右丞相。在这些“西府”大臣以及丞相中，钱象祖、史弥远、雷孝友、楼钥、宇文绍节的立场比较中立，对“伪学”平反既无反对的记录，也没有积极赞助的言行。而章良能、卫泾、娄机则显示了各自的立场。这里先对中立的大臣逐一加以分析。

　　首先看史弥远本人。史弥远是杨简的门人，属于四明心学，杨简是党禁的受害者，因而史弥远对于解除学禁并不反感。似乎是看到了这一点，嘉定元年，时任广东提举的刘爚致书史弥远，劝导他为朱学平反。不过，史弥远对此没有任何回应。

　　再看右相国钱象祖。钱氏在庆元元年曾以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奉旨逮捕为赵汝愚鸣冤“庆元六君子”，并派人押送至贬所。于是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庆元党案》将其列为“攻庆元伪学者”。他在开禧三年政变中的作用不下于史弥远，但因得罪史弥远，早在嘉定元年十二月就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上引吴泳的奏疏中说：“卫泾、钱象祖去，而君子之势孤；倪思黜而小人之脉盛。”钱氏能与同情朱子学的卫泾并论，似乎说明其对解除学禁并无成见。

　　史弥远于嘉定元年十一月丁母忧，左丞相钱象祖于同年十二月罢相，直到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这期间左右丞相之位皆虚，班次最高的是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和参知政事楼钥。

　　雷孝友，字季仲，庆元党禁开始时辞官而去，朱熹在书信中给予表扬：“季章得书，每以丐外为言，而未有闻，恐是求之不力。如王兴之、雷孝友，亦何尝有人苦留之耶？”可见雷孝友不满庆元党禁，不过无从知道其在嘉定年间对为朱子学平反的态度。

　　楼钥本身就是当年的“庆元党人”，其对解除“党禁”、“学禁”的态度，据真德秀说：“然当邪说充塞之时，首倡学者共尊朱公。后卒赖其言而学禁遂开，道统有续。”所谓“后卒赖其言而学禁遂开，道统有续”的“后”当指嘉定更化，可见楼钥在嘉定年间曾专门建言解除“学禁”，但具体情形不详。楼钥与史弥远同为明州人，而史弥远对明州士大夫特别关照，端平元年(1234)殿中侍御史王遂在弹劾史弥远时就指出：“自权奸行乎国政，其乡之儒先，幸多尊显。”楼钥亦属受史弥远提携的“其乡之儒先”。

　　宇文绍节，字挺臣，成都人，张栻的学生，嘉泰三年在左司谏任上，未见有抨击“伪学”言论。他与魏了翁关系非常之好，嘉定六年宇文绍节去世后，魏了翁还写了祭文、挽诗。同样的，嘉定年间宇文绍节对为“伪学”平反的态度亦缺乏记载。

　　章良能与卫泾：朱子学的反对者和赞助者的冲突

　　从史弥远到宇文绍节，现存史料中看不出他们在嘉定元年至六年于解除学禁问题上的立场，而下文所要讨论的章良能、卫泾、娄机则旗帜鲜明地表露他们对朱子学的态度。

　　章良能，字达之，处州丽水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出身。庆元六年二月任枢密院编修官，十月除著作佐郎，嘉泰元年九月为起居舍人。从宋代职官制度看，这三个职务尚属于广义的“言官”(狭义的言官特指御史和谏官)，即有论思献替之责。在起居舍人任上，章良能奏陈科场之中存在“主司三弊”：

　　一曰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三曰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惟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命自今诗赋纯正者置之前例，《春秋》唯卓异者置高等，余当杂定，策题则必明白指问。

　　章良能所陈“三弊”中的前两“弊”，都是针对党禁以前科场的主流导向。首先，自孝宗朝道学兴起以来，经义科对举子的吸引力超过诗赋科，反道学派对此当然不能认同。第二“弊”则是针对《春秋》经在经义科中迅速上升的势头。迟至孝宗淳熙元年，《春秋》经在南宋科场中是一大冷门，但在永嘉学派陈傅良、蔡幼学等人的努力下，经义科中占习《春秋》的士子越来越多，庆元二年就有臣僚陈请禁毁陈傅良的时文集《待遇集》、叶适《进卷》，以消除其在士子中的影响。结合庆元二年的禁令，可以推断章良能此奏旨在打击庆元党人。

　　章良能是周密的外祖父，周密在《齐东野语》有这样一条纪事：

　　邓友龙，长沙人，尝从张南轩游，自诡道学，既登朝，时论方攻伪学，因讳而晦其事，时外祖章文庄公为学官，喜滑稽，尝以祀事同斋宿，谈谑之际，友龙不能堪，以语及之，章戏之曰：“若然，则又是道学矣！”友龙面发赤，大衔之。

　　虽是戏谑，但可看出章良能对道学人士是极其不屑的。嘉定更化之后，章良能积极投靠史弥远，嘉定元年史弥远将任命其为御史中丞，遭到谏议大夫倪思的反对：

　　章良能将除御史中丞，公(倪思)进台谏论三篇，上以付中书，章见之，滋不悦。七月，公请禁絶苞苴，又请察小人之交缔，遂力请外补。上谕留再三，公曰：“侂胄以台谏为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舆见弥远矣。”

　　“中司”即御史中丞的别称，倪思认为章良能并非光明正大之人，不能出任御史中丞这一言路上的要职。果然，章上任后不久，即帮助史弥远驱逐了卫泾。

　　卫泾于开禧三年十一月除签书枢密院事，十二月参知政事，跻身执政行列，他是诛韩政变中史弥远的重要助手，政变成功后的嘉定元年，卫泾惧怕史弥远成为第二个韩侂胄，企图倒史。叶绍翁说：

　　公(卫泾)俱既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犹未报，章用台吏语，缄副疏以示公，公交车至太庙下，得章所缄语，谓使曰：“传语中丞，我今即出北关矣！”

　　章良能于嘉定元年五月除吏部侍郎，除御史中丞当在此后，卫泾罢参知政事在六月乙亥，章任御史中丞与卫泾罢官相距不足一月。

　　值得注意的是，卫泾对朱子学是相当亲近的。朱熹的重要门人辅广就是卫泾的门客：“尝陪公闲话，亦及道学。”据叶绍翁说：“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指于有成、楼昉、辅广、王大受)。”45可能是受到辅广的影响，卫泾对褒扬道学一直十分热心，最著名一事就是嘉定七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奏请赐谥张栻。此外，现存《后乐集》中还可见他荐举过朱熹弟子滕璘、辅广、李燔，以及朱子学人士真德秀。可知章良能与卫泾的冲突也有学术分歧的背景。

　　史弥远对章良能任用甚专，从嘉定二年正月除同知枢密院开始，到七年二月以参知政事卒于位，厕身执政共五年之久。而恰在其去世当年的八月，时任资政殿学士知潭州的卫泾奏请赐谥张栻；嘉定八年，知婺州丘寿隽为吕祖谦请谥，二者相继得到朝廷批准，启动了议谥的程序。

　　娄机与真德秀：“诸儒”与朱子学人士的冲突

　　如果说章良能与卫泾的冲突，是思想分歧纠结了政治斗争的话，娄机与真德秀之间围绕科举诏起草而发生的“暗战”则具有更加微妙的思想史意义。

　　娄机，字彦发，秀州人。其生平见楼钥《攻愧集》卷97《资政殿大学士致仕赠特进娄公神道碑》。他是乾道二年(1166)的进士，在嘉定初年宰执群体中资历最深，但仕途极不得意。淳熙十二年知衢州西安县，庆元二年为饶州通判，庆元五年七月，因受到丞相京镗的赏识，召为干办诸司审计司，此职并无言事之责。庆元六年十一月迁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为太常博士、秘书郎。嘉泰三年二月迁太常寺丞。尽管娄机的政治生涯是在庆元党禁的高潮中发生转机的，却并未留下攻击“伪学”的言论。开禧元年，娄机在监察御史任上，弹劾庆元党人钱文子(乐清人)：“昨知台州，伤大体以修小怨，挟公器以济私忿。”从这个批评看，无从窥见有什么“伪学”的背景。此后不久，娄机就因反对韩氏开边而被贬斥。在学术方面，娄机长于训诂小学，以《班马字类》扬名于世，又曾得到反道学的丞相京镗的赏识，洪迈、袁说友等人对其学问极为佩服，又与庆元党人楼钥私交甚好。最重要的是，娄机在开禧年间反对韩氏开边的言行，引起史弥远的注意：“今丞相史公、枢密宇文(绍节)公同省，每会坐，亲见公力诋友龙用兵之说。”故嘉定更化后，娄机进入执政群体。

　　可见，娄机在庆元党禁之前游离于道学集团和反道学集团两大阵营之外，没有特定的政治派系属性。但在嘉定三年，娄机和真德秀之间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就是现存的真德秀《西山文集》中《科举诏》一文，现将全文如下，以窥本末：

　　朕惟我祖宗张设科目，以网罗天下之彦，厐臣硕辅，多此途出，庶几乎三代选举之意。朕以凉菲，获承丕绪，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非一时贤士大夫乎？故自践阼以来，凡数下宾兴之诏，思得英杰，协图康功。而前者枋臣崇饰私意，渊源醇正之学，斥之为伪；忠亮鲠直之言，嫉之若仇。由是士气郁而弗伸，文体浸以不古，肆朕更化之后，息邪说以距诐行，辟正路而徕忠规。四海之士，闻风兴起，既有日矣。今兹大比，尔多士其各摅所韫，试于有司，贤书来上，朕将亲览于廷，以备器使。《诗》不云乎：“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恺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类，盖与周之先王同出一揆。尔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以副招徕之意乎？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真德秀在文末自注：“自‘而前’至‘徕忠规’六十四字，为参政娄机贴去重改，今但存初本耳。”首先对此诏颁布的时间略作考证。真德秀在嘉定二年任学士院权直，娄机于嘉定三年五月罢去参知政事，此诏只可能成于此间。又根据宋代科举制度，科举诏应在解试年的上半年颁下，而嘉定三年正是解试年，故此诏当于嘉定三年二月颁下。仔细玩索被娄机所改掉的这64个字，既否定了庆元党禁与学禁，又明白宣示了嘉定更化之后的朝廷要为学禁平反。尽管现在已经找不到娄机修正后正式颁布的版本，但已可看出娄机对为“伪学”平反采取十分消极或者谨慎的态度。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姿态呢？首先，娄机不可能是上文所说的阻挠刘爚的“执政有任言责时亦尝论列者”。因为刘爚上奏时尚在国子司业任上，时为嘉定四年，而娄机在嘉定三年十二月就去世了。当然，仅此还不能排除娄机就是那个隐藏甚深的敌视道学的执政大臣。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娄机看来，自开禧三年十一月诛韩以来，庆元党人的政治名誉已经相继恢复，朱熹已经赐谥为“文”，“党禁”解除已成定局，如果再向前一步，下诏解除“学禁”未免蛇足。盖真德秀所写的64字重提当年反道学派对道学的压制，一旦颁布，恐怕将在士大夫群体中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而在新的形势下，昔日的道学士大夫与反道学的士大夫应该和衷共济，继续纠缠历史的旧账只会损害这种团结局面的形成。出于这样的考虑，娄机删掉了这64个字。

　　结论：朱子学与宋代儒学其他派别的冲突

　　众所周知，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的不仅是朱子学一派，这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嘉定更化中其它学派没有提出解除学禁的要求，而只有朱子学人士在奔走呼号？第二，既然受到禁锢的不止一派，那么为庆元学禁平反，是否就等同于独尊朱子学？澄清这两个问题，必须从庆元党禁的成因和庆元党人的学术背景说起。

　　首先要看到，“庆元党人”虽然被统一以“伪学”或者“道学”定罪，但在根本上这是一个政治定性。“党籍”之所以如此庞大，是因为这些思想取向和学术背景各异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倾向于赵汝愚，引起韩侂胄的仇视，而以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为首的反道学的士大夫迎合了韩氏的需要，以“道学”(“伪学”)为罪名打倒道学士大夫。如果就学术意义看，“庆元党人”十分庞杂，几乎等同于宋代儒学。在以往对庆元党禁的研究中，论者都注意到庆元党人内部是“一盘散沙”，有论者把造成这种松散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庆元党人内部对“道真”的看法歧异所致。其实朱熹本人在庆元党禁初起时，就抱怨“道学”之名不能涵盖庆元党人的学术取向：“中间‘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不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蒙易以伪号，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赝始判。”朱熹认为，被列入党人名单的很多人并非“道学”，现在朝廷下令改称“伪学”，反而纯洁了这个队伍。另一方面，陆九渊、叶适、陈傅良等庆元党人在党禁前即表示不愿意被归类为“道学”。

　　以叶适为例，当淳熙十五年朱熹受到林栗弹劾时，叶适为其辩护，即著名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此文中所谓的“道学”，特指“为善好学”、“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者，这是宋代儒学各派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叶适是站在整个宋代儒学的角度来为朱熹辩护，而不是为朱子学辩护。“庆元党人”实际上是由这些人构成的。曾先后师从朱熹、叶适的周南(庆元党人)也认为，“道学”之“道”是“仁义礼乐”，“道学”之“学”“问辨讲习”，“道学之士”是“抱材负学之士”的统称，反道学的士大夫则是“不能为善而恶其异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恶名也’”，至于那些不附和攻击道学的中立的士大夫，就被他们归为“朋党”。

　　但是叶适在给弟子吴子良的信中却说：“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书》‘：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言学明而后德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于古人，当以《诗》《书》为正，后之名实伪真毋致辨焉。”65吴子良是叶适晚年弟子，66故此信肯定在淳熙十五年之后。此处所谓“道学”特指“朱子学”，叶适认为，朱子学企图垄断对“道”的阐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称之为“道学”是名不副实的。

　　光宗绍熙元年(1190)，刘光祖(后入庆元党籍)为了回击当时朝中排挤道学的声浪，奏陈“道学非程氏私言”。他在学术归属上向以蜀学自居，并强调蜀学与程学都属于“道学”一枝，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尝谓苏、程二氏之学，其源则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于经术者也。又道学之论方哗，人谓公(按：指刘光祖)师友眉山，非为伊洛地者，公独反复恳叩，为上言之，盖将协和朝廷，调一议论，培宗社之脉，厚荐绅之风。

　　余英时指出，刘光祖此文旨在尽量扩大“道学”二字的包容性。不但“道学”内部各支(朱学、陆学、永嘉学等)是平等的，道学人士与反道学人士的矛盾亦属学术分歧，而不应该演变政治倾轧。反道学一派不应以政治打击来解决学术分歧，道学士大夫也不应该对非道学的士大夫表现出“自矜”，更不应在政治上结党，如此方能避免发生庆元党禁这样的士大夫群体内讧。刘光祖墓志铭的作者真德秀虽主张朱子学，亦不得不说：“推公此心，使当元祐时，必能销熔洛、蜀之争；使获用于庆元，必无党论排轧之祸。”

　　既然“道学”应该是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百舸争流、千姿百态局面的宋代儒学，那么，嘉定更化之后对朱熹的平反固然无可厚非，但对朱子学的褒扬，譬如要求将朱熹著作“颁之太学”“列于学官”，或者以科举诏书的方式为朱子学平反，不但将再次把朱子学与反道学人士对立起来，更是把朱子学从叶适、刘光祖所谓的广义“道学”(宋代儒学)中孤立出来，自成一尊，这对宋代儒学的发展是一种伤害，对当时尚在世的大批非朱子学的庆元党人是不公平的。

　　明乎此，嘉定初年执政群体中分化出章良能、卫泾、娄机三种取向，也就顺理成章了。章良能属于庆元党禁中反道学的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因此，自然极力阻挠朝廷为学禁平反。卫泾则是道学(主要是朱子学)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娄机的主张接近刘光祖的“调和朝廷，协一议论”，支持解除党禁，而不希望以真德秀的方式解除“学禁”，因为这将引发新的分裂和内讧。

　　在执政初期，史弥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自己的专权地位，像钱象祖这样潜在的政敌自然首先要除去，卫泾则不是因为积极支持道学(尤其是朱学)，而是因为企图倾倒史弥远而较早离开中枢。史弥远重用章良能，则袭用宋朝君主驾驭大臣的“以议论相搅”的手腕，只要章良能对史弥远有无可怀疑的忠诚，便得以久任。至于娄机删去真德秀所草科举诏书中攻击反“伪学”、为“伪学”平反的内容，目的在于维持稳定、避免士大夫内部产生新的党争，正是史弥远在专政地位未稳固时所需要的。但到了个人独裁专权完全巩固的时候，史弥远便意识到树立朱子学的权威地位，有利于从思想文化层面整合士大夫群体，从而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专权加上思想文化的保险。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