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杭州的印刷业概述
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首都临安(今杭州)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书算和个人，官刻和私雕并举，其雕版数量之质量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不仅悬空前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匹，成为当时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说：“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这里不仅是全国刻书最多的地区，而且技艺也最精。由于长期从事雕印，出现了大批的熟练工人，主要是刊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杭本。南宋临安的刻书业，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类。
(一)官营刻书业：南宋临安的官营刻书业可分为二种，一是由中央各殿、院、监、司、局等机关所刻；一为临安地方官府、浙西转运司、府学等机关所刻。南宋朝廷主持的雕版印刷，主要是刊印书籍和钞引二种。主管印书的机构是纪家桥的国子监书库，它的出版业务范围，根据《宋史·职官志》载，是“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所刻的书即所谓“蓝本”，作为通行全国的范本。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载，南宋监本有经部书四十种，史部书二十二种，子部书四种，集部书二种。由此可见，南宋国子监所刻之书以经、史为主，其原因当然是因为金人攻陷汴京，北宋监本经、史被劫掠一空，而儒家理学思想是维系封建统治的生命线，所以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雕印经、史，命令国子监重新校刻经、史群书，“虽重有费，不惜也。”除国子监掌刻经、史群书外，南宋内府，如左司廊局于淳熙三年(1176年)刻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凤山门修内司刻有《乐府混成集》一百零五册。望仙桥德寿殿也曾刻过书。通江桥北太医局则专门刻印各类医书。秘书监下的太史局设有“印历所，掌雕印历书。”交引库专印造茶、盐钞引。乾道年间(1165——1173年)，还在赤山埠九曲池设立专局，即行在会子库，专门印造南宋纸币“会子”，有工人一千二百余人。印会子用铜版雕镂，技术精良，印刻精美。可见在八百多年前，杭州已掌握了铜版雕镂技术。
当时的临安官府也是重要的刻书机构，拥有大量的刊工，这从刻书使用的刊工数量可以推知。绍兴年间(1131—1162年)，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所使用的刊工达一百六十多人。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临安府刊有《通典》二百卷、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姚铉《文粹》一百卷、《西汉文类》四十卷等。此外，浙西转运司等机构也有官府刻书的作坊。绍兴三年(1133年)刻成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使库本《资治逋鉴》二百九十四卷，也系为杭州地区的刊工所刻。
(二)私营刻书业：在官刻的影响下，南宋临安的私宅以及专以营利为目的私营书坊、书肆、书棚、书籍铺、经籍铺，也普遍发展起来。
私刻：按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书有关版本资料记载说明，宋代私人刻书的名称大致可分为：私宅、家塾、堂、台、室、斋等六种。南宋临安的私刻主要是前面两种。如钱塘王叔边宅刻有《汉书》一百卷，钱塘俞宅书塾刻有《乖崖张公语录》两卷，临安府陈解元宅刻有唐《王建诗集》十卷等书。
坊肆刻书，临安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在南宋初年尚不甚盛，《文选五臣注》卷末附刊记云：“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高丽复宋刊本《寒山子诗》末附刊记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⑻《抱朴子》卷末的刊记云：“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1152年)六月旦日。”可知杭州私人刊书出售，在当时有的附属于纸铺或纸马铺，有的还有一定的寄居性质。但当雕版印刷在浙江普遍发展，特别在大批熟练刊工出现之后的南宋中晚期，许多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籍铺，即在临安不少地点开设起来了。这时政府控制书坊刻书的禁令，也被逐渐冲破。“书棚、书铺，风行一时。”坊刻、私刻之盛居全国首位。据文献所载，铺名可考的，有以下十八家：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挽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祐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沈二郎经坊；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学前陆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钱塘俞宅书塾，钱塘王叔边宅；临安府金氏，桔园亭文籍书房。
在这十八家中，以临安府陈起、陈思父子的陈宅书籍铺、陈解元书籍铺经营书业的历史最长，刻书最多，声名也最大。与福建建安余(仁仲)氏同为宋代坊刻中名声最大的两家。陈起在棚北睦亲坊南开办了陈宅书籍铺，有刻工数十人。其子陈思也在棚北大街开办了陈解元书籍铺。陈起父子约自十三世纪中叶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刻遍了唐宋人小说和诗文集，约近一百种。仅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一书所载，陈起父子所刻之书其名可考者有二十九种。王国维在著录书目后不无感慨地说：“陈氏父子所刊之书，“其存于今日者止此，然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由于陈宅书籍所出的“书棚本”雕版工致，刻印技术高明，纸墨工料又多选上等，所以为后世藏书家所珍爱，成为南宋坊刻本中的代表作。此外，尹家书籍铺、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荣六郎家书铺、临安府挽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等也刻印了不少小说和文集。众安桥南街东的“开经史铺贾官人宅”和棚前南街西经坊的“王念三郎家”似乎是专印零本佛经的。贾官人所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和佛经扉画，王念三郎所刻的连环画式＇的《金刚经》，都是当时版画中的精品。
从上面可以看出，临安坊肆刻书与官刻有所不同，官刻侧重于经、史，而私刻则四部之书全有，且似乎更多地偏重于子、集。此外，再从文献记载和流传至今的杭本来看，这些书籍铺大约主要是依靠家内劳力雕刻，所以产品上一般不附刻刊工。即使附刻刊工的，人数也极为稀少，如陈宅经籍铺雕印的《岑嘉州集》，刊工只一子文；《杜审言诗》刊工只一范仙村；《江湖集》好象最多，但也不过十余人。这样少数的刊工即或全部作长期雇佣，也改变不了这种书坊的小商品生产的性质。
(三)民间刻书业：南宋临安民间刻书业主要由寺院主持，如杭州净戒院新印《长短经》九卷，临安府南山开院刻有《四分律比丘尼钞》六卷，南山慧因院梓有《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六十卷等。
总之，南宋临安的公私刻书，不仅以数量多著称，而且更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杭版书籍字体工整，书写多用欧体，字体结构呈长方形，上下较长，左右较短，书写笔画认真不苟，无懈怠处，显得挺拔秀丽，版心多为白口，有上鱼尾，上下双鱼尾者较少；版框大都是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四周双边的较少。杭本大部分在版心中缝下端镌刻工姓名，有的只一姓或者名字。书品宽大，多为麻纸。刀法圆润，用纸色白，坚韧耐久，墨色香淡，以至保存至今的有些书，仍闻得到淡淡清香味。校勘也十分仔细，当时的官刻图书，要经过三次校勘，并在书末记上校勘人的职衔、姓名，做得十分认真负责。如临安官府于绍兴九年所刻的《姚铉文粹》一百卷，在书末附刊记：
今重行开雕唐文粹壹部计贰拾策已委官校正讫。绍兴九年正月日。
右文林郎临安府观察推官林?。
左承直郎宁海军节度推官周公才。
右承直郎临安府观察判官苏彦忠监雕。
左从事郎浙西安抚使准备差遣刘嵘重校。
左从事郎临安府府学教授陈之渊重校。
私刻也是如此。如钱塘王叔边宅刊印的《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在书末附刊记说：“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订，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唐王叔边谨咨。武夷吴骥仲逸校正。”凡此种种，使杭版图书一直得到好评，深受读者欢迎。南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一书中评论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可知南宋杭州刻书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居全国首位。
在这一时期，临安的一些书坊为求速成以取高利，力求简易，在我国印刷史上最早开始使用简体字。罗振玉在日本影印的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雕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过狮子林及树人国”一章里，有＂一个＇驴＇儿吊在＇厅＇前，及到山西王长者儿‘处＇……”句，其中的“驴”、“厅”、“处”三个字都是简体，这对元代的刻书事业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从上可见，南宋临安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临安能够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南宋临安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宋室定都临安后，杭州“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它不仅有“东南第一州”之称，而且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丝织、瓷器、造船及军火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当时的临安还是全国四大海港之一。再加上杭州附近的苏、湖、秀、常、明、越诸州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使杭州成为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诸如这些，为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南宋统治者和地方政府对雕版印刷业的重视，为杭州雕版印刷事业的空前繁荣提供了政治保证。绍兴八年，宋王朝正式定杭州为“行在所”，并马上重新校刻经、史群书，不惜重费。南宋中央各殿、院、监、司、局刻书的风气，对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杭州得风气之先，临安官府以及府学、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也竞相刻书。陈骙《中兴馆阁续录》载：“秘书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措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讨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其所在各板行。”可见影响之大。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条件，南宋临安的雕版印刷事业要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是决不可能的。此外，“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汴梁的一部分雕印手工者也在北宋灭亡后随宋王室南迁临安，书版也搬到了杭州，这就更加促进了杭州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第三，南宋杭州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刺激了临安雕刻印刷业的繁荣。杭州雕刻印刷事业的鼎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南宋的科举制度广泛地向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这大大刺激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应考、考取作官、做官富贵的热情，烘起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当时的杭州更是如此，“士多好学，家尚蓄书”。叶适在《汉阳军新修学记》中也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由此可见，南宋时的杭州人是比较强调精神生活的享受，文化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这势必促进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当时杭州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除中央所办的太学、武学、宗学、算学、书学、医学和画学等专科学校外，还设有杭州府学及钱塘、仁和两个县学，“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些各级学校的师生，总数约有数万人之多。又，当时的临安城内集结了大批的官僚和流寓的士人，据统计，单是京师的各级官吏就有七万多人。再加上临安每三年要进行一次科举考试，赴试的士子多达数万人之众，有时竟“有十万人纳卷”。这些居民、官僚、流寓士人、各级学校的师生、赴考的士子等，构成了庞大的书籍消费队伍，有力地刺激了临安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
第四，五代、北宋杭州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成就，亦是南宋临安雕版印刷繁荣的重要原因。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并不是偶然的，除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外，它还有自身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即是在唐代中晚期、五代吴越国、北宋三个时期近三百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中期，浙江就刊刻白居易和元稹的集子。到五代时，浙江尤其是杭州的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当时吴越国国王钱俶和延寿和尚所刊印的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的共计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即使是以后也很少见，可见当时刊工、印工之众多。北宋时的杭州，与四川成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福建建阳并称为四大刻书中心。王国维说：“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在这一时期，杭州布衣毕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大规模印刷创造了条件。经过唐中晚期、五代、北宋三个时期近三百年的发展，于雕刻工人的培养，印刷力量的积蓄，技术造诣的提高等方面，都为南宋临安刻书事业的鼎盛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五，南宋杭州造纸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也有力地促进了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杭州早在唐代就是我国纸的重要产地之一。宋室南渡后，杭州的造纸业更是盛极一时。当时临安之蠲纸，钱塘之油纸，临安府余杭县由拳村的赤亭纸、谢公笺，富阳之小井纸，都负盛名，为人们所珍重。造纸技术在当时也首屈一指，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所载，当时临安的一些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竟“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欺骗顾客。充分说明了杭州造纸业的进步。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另外，南宋临安印刷业的繁荣还跟海外贸易有关。杭州在南宋时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而书籍是杭州出口的主要贸易品之一。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这一时代日宋之间的贸易品是，日本输入的和前代一样，仍以香药、书籍、织物、文具、茶碗等类为主。“朝鲜、日本等国对书籍的需求，也促进了杭州印刷业的繁荣。
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对当世及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
第一，促进和带动了两浙地区印刷业的发展。南宋时的杭州是全国雕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它与北邻湖州和南邻绍兴的关系最为密切。“绍兴为监司安抚驻地，刊书之多几与临安埒。”湖州的刻书业也比较发达。绍兴二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输资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刊刻了五千四百卷以上的佛藏，这是南宋最早的一次雕版大工程。这个大工程能够在一年内完工，说明那里聚集了大批的刊工。我们把该藏和利用该藏余版所刻的《新唐书》与临安、绍兴诸官府所刻的书籍相对比，知道这批刊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临安。这批湖州刊工的一部分，在湖州工程完毕之后，参加了绍兴三年绍兴府余姚县雕印《资治通鉴》和自绍兴九年开始的国子监、临安府、绍兴府的大规模的雕版工作。从这些杭州刊工屡见于湖州、绍兴刻本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在相互支援。但更大的可能，恐怕主要是湖州、绍兴依赖了临安官府的刊工。此外，杭州的刻书业对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影响也很大。平江紧邻临安，“苏杭间一苇可通”，其刊工互见情况也似较别处为尤甚。嘉泰四年(1204年)，平江刊刻的《嘉泰普灯录》刊记有“钱塘李师正”，大约是领头的刊工。可见他们也经常相互支援。临安的雕版印刷事业促进了苏州刻书水平的提高，使苏州的刻书事业在当时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对元、明、清三代杭州的刻书事业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元、明、清三代，杭州始终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与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发达不无关系。
第二，促进了南宋临安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与刻书的关系至为密切。刻书业的发达，必然影响到藏书业的兴盛。’“南宋之世，藏书家以越、闽为最盛。“而南宋浙江藏书家又以杭州为最多。著名的有：周密，晚年住在杭州癸辛街，家有书籍四万二千余卷，以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分藏于“书种”、“志雅”二堂；关注，字子东，绍兴五年进士，其家藏书甚富。此外，如吴如愚、文莹、陈起、陈思、董嗣杲、金应桂、张模等，都家富图书。
第三，有力地促进了南宋临安人才的辈出和繁荣。“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广泛大量的刻印书籍，对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一些珍本秘籍的刻印，减少了士人得书的困难，便于文人学者阅读利用，推动了学术研究，为人才的造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杭州“南渡人才，远非前宋之比”。在杭州市政协办公室编《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的附录中，就收录了南宋杭州(临安府)名人一百三十六人。唐圭璋《全宋词》收有二十多位南宋杭州词人，著名的有朱淑真、汪元量、张炎、钱易、林升等人。此外，陈起、董嗣杲、吴自牧、陈思、仇远、洪咨夔、文莹等，也都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寓居杭州的陆游、周密、姜夔等人，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画家则更多了，著名的有刘松年、楼观、陈珏、马和之、夏珪、马远、李嵩、林椿、陈清波等人。思想家张九成、邓牧，金石学家薛尚功，数学家杨辉，……都著名于世。
第四，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南宋杭州的刻书家们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收集和保存之功。我国古代众多的文化典籍得以递传至今，这和刻书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陈起、陈思父子所刻的唐宋人小说和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王国维说：
“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铺本也。“从王国维所说，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宋杭州出版家陈起的刊刻唐诗之功，我们今日所见的唐诗就完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因此王国维说道：“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由此可见，他们的功绩不仅在中国出版史，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应有其光辉的一页。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