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

　　提要：今天的浙江省域，历史上1000余年来基本上以钱塘江为界，两岸长期分离分立。直到明洪武十四年，始形成浙江省行政区，且自此以后作为省级行政区始终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本文从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着手，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指出浙江省行政区雏形萌芽于中唐时期。明初的设置和定型，顺应了浙江区域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中唐以来浙江行政区雏形发展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唐代；杭州；钱塘江；浙江省行政区雏形

　　浙江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定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是年，嘉兴府、湖州府由直隶京师而改隶浙江。至此，浙江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衢州、处州、温州等11府，治杭州府。以杭州为中心、以今天浙江省境为行政区域的格局，始臻于成型。此后，这一行政区域格局历经600余年以迄于今，从未再有大的变更。然而，从明洪武十四年上溯至罢封建、置郡县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这一长达近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在今天的浙江省区域，除了曾一度统一于地域广袤的会稽郡外，长期以来一直以钱塘江为界而分属分治。期间，省域或省域的—部分，与今日之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个邻省或其一部分，都曾几度同属于一个政区。也就是说，今天浙江省的省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分离分立的状态之下。那么，何以在明洪武十四年明王朝设置了以杭州为中心、囊括钱塘江南北地区的浙江省行政区之后，能长期保持政区稳定的局面呢？这自然不能仅仅简单地以政府的人为设置言之，而是应该与该地区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唐以来杭州的崛起，所引起的整个区域结构发展变化的历史现象，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实际上，中唐以后，以杭州为中心、囊括钱塘江南北地区的区域格局雏形已然成型。浙江行政区在明洪武年间设立后的长期稳定局面，正是因为这一政区规划和设置，顺应了这一雏形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一、历史传统政区的分化与外围地域的剥离

　　《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包括今天浙江地域在内的整个江南地区，与北方相较，基本上都还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而据近人谭其骧先生考证，“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也就是说，秦代在全国所设置的郡一级行政区，比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大概要多出近三分之一，至少是不会比现在少。但是，当时所设置的会稽郡(治吴县，即今苏州市)，管辖地域却极为辽阔，大致囊括了今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上海市以及浙江省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以北地区。今天的浙江省台州、温州、丽水一带，当时则属于闽中郡地域。秦末闽中郡废后，会稽郡兼有原闽中郡地，则不仅台州、温州、丽水隶属会稽郡，甚至福建全境亦归会稽郡所辖。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会稽一郡，几乎相当于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三省一市之地域。这种局面，直到东汉永建四年(129)才发生了变化。是年，时任会稽郡阳羡令的周喜(一作嘉)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遂分原会稽郡浙江以西地域为吴郡，以原会稽郡郡治吴县为吴郡郡治；而以浙江以东地域为会稽郡，以山阴县为会稽郡郡治，形成了以浙江为界，吴、会分立的行政格局。

　　自东汉末期开始，尤其是三国东吴时期，今浙江省地域范围内的行政区划析置和分化加剧，促进了今浙江省境外围地域的逐渐剥离。这一剥离的过程，大致在今省境的北部、西部、南部三个方向进行，其中南部最早完成，西部最为复杂，而北部的剥离则最迟告成。省境的南部，原即为秦闽中郡地，在地理上与今浙江省地域之间为崇山峻岭所阻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永安三年(260)，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治建安。建安郡的析置，使闽江流域在行政区划上与今浙江境内的瓯江流域分离出来，从而完成了浙江政区南部外围地域的剥离。

　　今浙江省西境的分化与分离，与南部相较，其过程则要复杂和漫长得多。

　　在太湖南岸西境。东汉中平二年(185)，分故鄣县南置安吉县，又分立原乡县。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孙吴政权以“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为由，分吴、丹阳两郡之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吴兴郡的建立，使太湖南岸东、西苕溪流域从吴郡和丹阳郡中分离了出来。晋永兴元年(304)，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置义乡、国山、临津并阳羡四县，又分丹阳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县，立义兴郡。隋开皇九年(589)，废义兴郡为义兴县，自此之后义兴县归于常州所辖。至此，今湖州地域基本上与今江苏省境完成了切割。

　　在新安江上游地区。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分丹阳郡歙县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县，合黟、歙两县，凡六县，置新都郡，治始新(故址在今淳安县威坪镇)。次年，新筑郡治贺城，始新县治随迁郡治之东附廓。新都郡之始新、新定两县地，今属浙江省；歙、黟、黎阳、休阳等四县地，今属安徽省。晋太康元年(280)，吴为晋所灭，新都郡更名为新安郡，所属新定县改为遂安县，海阳县改为海宁县。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并黎阳县入海宁县，时新安郡领五县，即：歙、黟、海宁、遂安和始新。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将原属吴郡管辖的寿昌县(即原浙江省寿昌县，今属浙江省建德市)，划归新安郡，新安郡从此复领六县，即海宁、始新、遂安、寿昌、歙和黟。梁武帝承圣二年(553)，将原新安郡一分为二，遂安、始新、寿昌三县仍属新安郡；将原并于海宁的黎阳重新划出，复为二县，加上歙、黟共四县，由新建之新宁郡管辖，治海宁，与原新安郡并属扬州。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再次将黎阳县并入海宁县，复将新宁郡并入新安郡，领歙、黟、海宁、始新、遂安和寿昌共六县，隶属东扬州。隋开皇九年(589)，废新安郡，析新安县置睦州，后又改为遂安郡。唐武德四年，改郡为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为义，名睦州。万岁通天二年(697)，又自新安东移一百六十五里，理建德。《元和郡县图志》载，睦州辖建德、桐庐、遂安、清溪、分水、寿昌六县。至此，新安江上游地区也完成了与安徽省境的剥离。

　　在太湖南岸东境。早在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因丹阳、吴、会稽山民为乱，孙权曾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郡治富春，以全琮领太守。但至黄武七年，东安郡即罢废。梁太清三年(549)六月，分吴郡海盐、胥浦二县置武原郡。十一月，以钱唐县为临江郡、富阳县为富春郡。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割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县置海宁郡。陈祯明元年(587)，割吴郡钱唐县为钱唐郡，领钱唐、富阳、新城三县。其时所置的这些郡，均旋置旋废。隋开皇九年(589)，置杭州，州治余杭县，统县钱唐(新城县省入)、绥安、盐官、余杭四县。次年，州治由余杭移至钱唐。天宝十载(751)，析嘉兴、海盐、昆山三县置华亭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升嘉兴县为秀州，“以嘉兴、崇德、华亭三县隶焉”。

　　在钱塘江南岸即浙江以东地区。三国吴太平二年(256)，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治章安。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分会稽郡为东阳郡。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郡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武德四年，于婺州信安县置衢州，七年废。垂拱二年(621)，分婺州之信安县、龙丘置衢州(信安郡)。高宗上元二年(675)，于永嘉县置温州。开元二十六年(738)，析越州之鄮县置明州(余姚郡)。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析置、分化，至后晋天福三年，在浙江以西、太湖以南地区主要从原来的吴郡逐渐分离独立而形成了杭州(余杭郡)、睦州、湖州(吴兴郡)、秀州等四个州郡级行政区；在浙江以东从原来的会稽郡中逐渐分离出了越州(会稽郡)、台州(临海郡)、婺州(东阳郡)、衢州(信安郡)、明州(余姚郡)、处州(缙云郡)、温州(永嘉郡)等七个州郡级行政区。至此，今浙江省境域内的州(郡)级行政区设置已基本成型，此后的一千多年间这个大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变，而仅有个别的废置情况发生。

　　二、杭州的崛起为钱塘江南北区域整合提供了契机

　　在今天浙江省行政区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迅速崛起的杭州发挥了至为重要的整合功能。在杭州崛起以前，今浙江省地域基本上分属于以吴郡郡治吴为中心，和以会稽郡郡治山阴为中心的两大经济区，即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主要依附于以吴为中心的经济区，钱塘江以南的宁、绍、金、衢、台、温、丽等地区，则主要依附于以山阴为中心的经济区。因此，即使浙江省域在各州郡级行政区已逐渐发育并成熟分化的情势下，如果缺乏一个足堪担当整个区域体系中心的中心地出现，整个省域也难以整合成一个空间结构合理、统摄功能强大的区域体系。而介于两大经济区之间的杭州的崛起，使得这两大经济区的相邻区域另行整合为一个行政区成为可能。

　　杭州原为山中蕞尔小县———钱唐县，由于地处钱塘江南北两大经济区要冲，扼钱塘江南北两岸交通之咽喉，自三国两晋南朝以来，经济逐渐发展，地位日益提升。在隋之前的梁、陈两代，已多次在此尝试置郡。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十一月，以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割吴郡钱唐县为钱唐郡，领钱唐、富阳、新城三县。虽旋置旋废，但为后世置州郡之先声。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为钱唐县，省新城县入钱唐县，又省陈留郡为绥安县，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余杭，合四县置杭州。从杭州初置时州治尚且首选余杭县看，当时余杭县仍在钱唐县之上。次年，州治由余杭移至钱唐县城。又次年，由钱唐县城移至钱塘江渡口柳浦西，依山筑城，州治始定。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杭州又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景福二年(893)，再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州城规模之宏阔，非浙境其他州城之可比。

　　杭州在历史上对浙江境域整合能力的提升，还直接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下令穿凿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指余杭郡即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江南运河的穿凿开通，沟通了钱塘江与长江两大水系，将三吴(吴、吴兴、会稽)经济区与黄河流域相联接，使整个三吴地区纳入了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网。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构成了整个交通运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结点，成为人流、物流北上南下的中转枢纽。钱塘江南岸的越州，虽然区域经济发达，早在晋末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谓，而曾长期担当着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区域中心职能。但是，在整个地区因江南运河的开通而被纳入全国经济圈之后，僻处钱塘江南岸东北一隅的越州，则只能退而屈居次级中心了。至唐永泰元年(765)，李华撰《杭州刺史厅壁记》说杭州城已经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了。长庆年间(821-825)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也说杭州“灯火万家城四畔”。而至北宋，欧阳修于嘉祐四年(1059)作《有美堂记》，更称杭州城“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柳永作《望海潮》词，也同样说杭州城户口“参差十万家”。尽管文人赋诗作文多有虚夸之辞，但从《新唐书》所载大历十年(775)的一次海溢，杭州被“漂荡州郭五千余家”，但这座城市却没有因此大损而一蹶不振来看，则户口之繁盛亦可证也。

　　江南运河的开通以及杭州城市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激活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增强了杭州对浙江境域的辐射力和凝聚力。隋唐五代时期，浙江境域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以江南运河、浙东运河、钱塘江、东苕溪等四大航道为水上交通主干线，和以杭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杭州—睦州、杭州—婺州、杭州—歙州、杭州—宣州、杭州—湖州等七条陆路为陆上交通主干线，覆盖整个区域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个交通网络体系，杭州已完全具备了唐人李华所描绘的“陆控山夷，水牵卉服”的统摄能力。到了北宋初，杭州更进一步形成了“提支郡数十，道通四方”的局面。

　　三、钱塘江航运的日渐发达促进了两岸之间的融合

　　历史上的钱塘江，在南北两岸之间的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即由作为地理分界线存在的大江大河的阻隔作用，向作为水上交通线存在而发挥的纽带功能转变。秦汉时期的钱塘江，江面宽阔，波涛险恶，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两岸交流所起的更多是阻碍作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东巡会稽时，“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宋人陈鹄认为“所谓狭中者，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是也。江流至此极狭，去岸才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今暨阳县外有始皇祠宇，乃经由之处。”今人考证，此渡江处即今富阳市城郊的皇天畈。《淳祐临安志》卷九《山川》引陆羽《武林山记》：“旧传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而其南岸，则直达南部的会稽山、四明山山麓。“今之越海，北去越山将百里，其间沃壤膏腴、乡村市镇，凡在会稽山以北、捍海塘之内者，皆古之沧海也。”从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到了钱塘江边尚且不得渡，而须西行百二十里从富阳县境内渡江这一点看，钱塘江对于当时两岸之间的交流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段江面逐渐地束狭，加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钱塘江在南北两岸交流中的作用也日益改善。至六朝时期，钱塘江已经成了一条重要的商道，江之两岸并设有牛埭以征税。南朝宋时，南岸的会稽永兴人郭原平，以种瓜为业，所种之瓜即从南岸永兴县通过钱塘江运往北岸的钱唐县销售。大明七年大旱，尽管瓜渎不复通船，但郭原平仍然“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而每当钱塘江两岸的某地有荒歉之时，这条水上商道就更显繁忙了。南朝齐永明六年(488)，“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当时西陵戍主杜元懿称，如果牛棣税税率提高一倍的话，西陵牛棣一年可增牛棣税百万，加上浦阳南北津与柳浦三埭年可增四百多万。也就是说，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经过柳浦的货物的牛棣税可征收百万之巨，当然这还未征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高官显贵和士人们的过往货物。六朝时，封建官僚常常凭藉自己享有的特权越关津、免重税，从中牟取暴利。据《宋书》记载，当时的会稽郡因民物殷阜而招致高官显贵挟资兴业，出现了一派“王公妃主，邸舍相望”的景象。南朝宋时“颇营产业”的吏部郎孔道存，从都城建康请假回会稽，“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临安人吴喜率军平定西南后，“从西还，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而“喜自得军号以来，……船车牛犊，应为公家所假借者，托之于喜，吏司便不敢问”。这些人的货物自然就不在征税之列了。正是因为有如此多南来北往的人流、物流在柳浦埭过埭集散，才使柳浦成了钱塘江北岸一个至为重要的集散中心，聚落规模也日益扩大。隋代移杭州州治于柳浦西，实是钱塘江航运日益发达的表现，同时更是其必然的产物。

　　杭州之移治于柳浦，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钱塘江南北两岸的交流和沿岸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江南运河的开通则如一条大动脉将钱塘江南北两岸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自唐代尤其是中唐开始，时人有关钱塘江水运之利的言论已经频频见诸于文献了，如沈亚之《杭州场壁记》说：“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李肇《唐国史补》说，钱塘江“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白居易说，“星河一道水中央”；刘长卿说“西陵待潮处，落日满航舟”。钱塘江航运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钱塘江沿岸的经济发展。在晚唐时，钱塘江北岸已是“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郡国绕江滨，人家近白云”；而在南岸的一些渡口如西陵、渔浦、临浦也同样都形成了繁荣的市集。正是有鉴于此，后周广顺(951～953)初吴越国王钱俶曾发出“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的赞叹。尽管这一赞叹迟至五代末期才由钱俶道出，但钱俶所见到的“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的钱塘江繁忙航运景象，实际上在中唐时就已出现了。如李华于永泰元年(765年)撰《杭州刺史厅壁记》，就说“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可见，钱塘江至中唐时已经由害趋利，变两岸分离因素而为融合促进因素了。

　　伴随着钱塘江航运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在政制层面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分别先后设立浙江西道节度使和浙江东道节度使。这一时期的道，已完全不同于唐前期作为监察区域的道和单纯军事意义上的道了，而是军、政合一，变成一级行政单位了，原来的州则变成了道的下级，被称为“支州”、“支郡”。“浙江”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出现，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初置时，浙江西道节度使领有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十州，治升州，寻徙治苏州，未几罢领宣、歙、饶三州，副使兼余杭军使，治杭州；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治越州。唐大历十四年(779)，钱塘江南北两岸自东汉永建四年吴会分治经历600多年之后，首次进行了合并。是年，合浙江东、西道置都团练观察使，以浙江东道所管六州隶浙江西道。此次合并时间很短暂，次年(建中元年，780年)即复置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但是，在分置后仅一年即建中二年(781)又合浙江东、西两道观察使置节度使，治润州。这次合并的时间，比第一次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直到贞元三年(787)才又再次分置。两次政区合并的时间，先后相加不过八年，可谓旋置旋废。这一方面揭示了当时两岸地区尽管有了合治的要求，但其合治的客观条件还尚未完全成熟，对于合治的形式以及新政区的范围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不过，它却开了自东汉永建四年吴、会分治以来600多年后探索以钱塘江为核心构建新政区的先河。

　　四、结语

　　浙江行政区雏形的萌芽、发育及其成熟过程，在多元的复杂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承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贞元三年之后，由于浙东地区社会动乱频发，规模一次比一次为大，唐朝廷为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行政管理上只可能予以强化而断无弱化的可能。因此，当时两岸之间经济发展提出的融合要求，只能服从政治的需要而被压制了。直到唐末五代，在中原朝廷的统治力量衰弱之后，该地区的政区统合工作才又重新提上了日程，由钱氏建立了以杭州为中心，囊括杭、苏、越、湖、衢、婺、台、明、温、秀、睦、福、处、衣锦等十三州一军之地的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形成了今天浙江省行政区域的雏形。钱氏纳土归宋后，北宋设置了两浙路，路治即在杭州。期间虽曾于熙宁年间(1068—1077)有分置之举，但两次分置的时间均不超过1年，可谓旋分旋合。以杭州为路治的两浙路建制，历北宋一代百余年而未变。在此之后，其分合虽仍屡有反复，但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发育、成熟则已成不可逆转之趋势，至明洪武十四年终臻于定型。

  作者：浙江省方志办  周祝伟  （原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