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浦江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是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近日,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徐友龙研究员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撰文《“领导下访”蕴含的社会治理方法论》,从“浦江经验”凸显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治理实践价值、达成基层民主实践的重大创新、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方法论等方面阐释了“浦江经验”的重要创新意义和深刻时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面对浙江群众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的复杂形势,要求在全省实施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他身体力行、示范推动,第一次下访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浦江县,开创省级领导下访先河。此后,浙江浦江等地在习近平同志指导推动下,迭代优化下访接访工作体系,纵深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改善干群关系,制度化、规范化探索,形成了以“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等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20年来,浙江完善发展自上而下的“浦江经验”,并行坚持自下而上的“枫桥经验”,推动“领导下访”朝着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法治化方向发展,不仅在化解久拖不决的社会矛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且以领导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创造了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实践形式,展现出深刻的时代价值。
“浦江经验”凸显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治理实践价值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就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法治理社会,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主要目标的这一基层治理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世纪之交,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四个多样化”的新趋势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进而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浙江市场取向改革早,既具先发优势,也使一些矛盾和问题较早露端倪、显征兆,通过信访渠道以“三访”形式大量反映出来。
“浦江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宝贵经验,是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20年前浙江全省推进、创新实践的“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浦江经验”,与60年前创造的“枫桥经验”在功能上高度耦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浦江经验”与自下而上的“枫桥经验”并行推进,实现领导下访就地解决大问题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小矛盾的互补贯通,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县域”的综合治理成效,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典范。
“浦江经验”是基层民主实践的重大创新
“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浦江经验”,被称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领导干部之所以要到基层一线下访接访,主要面对两种情形:一是解决本地党委政府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事;二是解决本地党委政府应该解决而没有下大力气解决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发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和优势,实现了对促进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破解单靠基层或单个主体解决不了的地方发展难题,是对群众路线的创新实践,是对基层急难险重难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浦江经验”,还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行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实践的重大创新。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人民是不是真正当家作主,不能仅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可以由多方面的政治生活实践来检验。这其中“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进而“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群众层面的日常政治生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浦江经验”,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各基本环节的重大补充,当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环节尚不能完全解决群众的民主诉求时,通过信访,包括群众上访和领导下访,尤其是倡导“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的方式,作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大补充而显得举足轻重。
领导下访奔着解决常规民主实践中久拖不决难以及时解决的大问题去,是畅通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新的重要兜底性渠道。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不是信访工作的唯一形式,也不是越俎代庖、取代基层工作,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一种工作思路的创新,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一种发扬民主、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发扬民主新的重要渠道,领导下访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各基本环节的重大补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基层实践的重大创新。
“浦江经验”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方法论
20年来,浙江浦江等地不断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深化和完善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推动矛盾排查化解常态管理,丰富和发展了“浦江经验”,成为新时代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推进民主实践的有效方法,其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治理方法论,值得在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认真践行和弘扬。
一是践行“浦江经验”蕴含的样本意义。浙江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各类矛盾和问题带有先兆性,“浦江经验”及时发现、妥善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仅能够加快浙江一域的改革和发展,而且能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宝贵的样本经验借鉴。
二是践行“浦江经验”蕴含的辩证思维。要实现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干部下访多了,群众上访就少了”。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被动等待群众上访反映问题到领导主动下沉基层做“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将久拖不决的问题解决在源头,把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基层“上交”了的矛盾化解在县域。要并行推进“枫桥经验”,通过“浦江经验”自上而下就地解决大问题和“枫桥经验”自下而上依靠群众解决小矛盾的互补贯通,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下沉服务和群众自治活力的耦合功效,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成效。
三是践行“浦江经验”蕴含的群众观点。要坚持人民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困难,切实做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倡导与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围在一张桌子旁”研究问题、交流感情,始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四是践行“浦江经验”蕴含的问题导向。领导下访接待群众,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而不是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其中蕴含的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要求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哪里矛盾问题多,领导干部就应该去哪里”,坚持“往矛盾窝里钻”的问题导向,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难点问题,真正把服务人民群众的目标落到实处。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友龙 (原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8月2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