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参决庶务15天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八日，太上皇帝高宗驾崩于德寿宫。十一月二日，孝宗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所谓“庶务”，就是日常政务，皇太子可以参与日常政务的决策，皇太子办公的地点为“议事堂”。随后，孝宗与右丞相周必大秘密磋商了皇太子参决的相关制度：

　　1 .皇太子隔一天与宰相、执政在议事堂商议政务；

　　2 .议事堂可以决定所有官员的任命，但京官馆职、外官知州以上的官员的任命须向孝宗呈报请示；

　　3 .新任的知州都要到议事堂向皇太子参见辞行，并且可以以札子的形式现场奏事，皇太子若判断奏事的内容可行，可与宰相、执政一起进呈给孝宗。但是，侍从知州、监司知州、武臣铃辖兼任的知州不需要向皇太子辞行。

　　孝宗还对周必大说，皇太子隔一天在议事堂参决政务，次日要在便殿孝宗接见宰执之时侍立：“皇太子议事次日，须当于内殿侍立，不进呈文字，止要听闻朕与卿等商议政事。兼朕时亲问太子某人其才如何，某人议政事如何，不如此亦无补于聪明。”通过旁听，并接受孝宗的考问，皇太子能够迅速熟悉政务。但因为孝宗本人还在为高宗服丧，没有恢复御殿听政，因此，皇太子并未立即“参决庶务”。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初二，孝宗恢复御延和殿，命宰相、执政们在向自己奏事完毕后过堂议事，这是皇太子第一天履行参决的职责。

　　从表面上看，参决庶务的皇太子好像权力很大，但究其实质，却可有可无。第一，皇太子没有被允许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子，而是被他父亲派来的宰执寸步不离地围绕着，参与到议事堂的所有政务之中。第二，皇太子也不能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即使在内殿侍立时，也不能向孝宗“进呈文字”，而宰执倒是可以现场奏事，议事堂能够决定的事项要通过宰执，不能决定需要请示的事项也要通过宰执。总之，皇太子并不是皇帝之下、宰执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决策层级，而是既有决策体系中可有可无的一个装饰品。这其中似乎只为皇太子留下了一点决策空间，但这点决策空间却足以点燃皇太子对皇位的渴望。

　　与乾道七年任临安府尹一样，很多士大夫都从中嗅出了分裂不和的气味。太子东宫的僚属太子侍读杨万里坦率地建议太子：“民无二王，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具体来说，会有小人投机观望，挑拨太子与皇帝的关系：“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杨万里正确预见到了禅让之后，光宗与太上皇帝关系破裂，建议辞去此职。当时任太子左谕德的尤袤献书于太子，再三提醒他：“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定。”他警告太子：“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最好等到高宗神主升树太庙之后，太子就提出辞去“参决庶务”之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

　　杨万里和尤袤的担心绝非过虑，淳熙十四年(1187)十二月十三日，起居郎胡晋臣在孝宗面前奏对时，揭发太仆寺的属官(“驰坊”)常昌弼扬言，太子参决国事是他上书建议的结果。孝宗当场发作：

　　“如此事，朕不谋之宰辅，虽父子间，亦曾说乃出朕意！”太子参决国事是孝宗个人的决断，从未与宰相们商量，并曾明确告诉太子此事：“乃出朕意！”行事如此机密，仍有小人贪天之功为己有，应该重重惩罚。胡晋臣当场劝阻：“陛下如果惩罚他，倒反成就了此人的名声，弄假成真；但不惩罚是绝对不行的，只是要秘密施行。”次日，右丞相周必大在延和殿奏事，孝宗说：“常昌弼给予祠禄，免去现职，如何？”众臣都以为可以了，孝宗仍意犹未足，坚持加重惩罚，周必大说：“却恐成其诡妄，只如此足矣！”常昌弼事件发生时，距离孝宗宣布太子将参决国事不到一个月时间，一个常昌弼逃过一劫，让更多的“常昌弼”看到了政治投机的巨大空间。可见，如果皇太子能听从尤袤的建议尽快辞职，就能杜绝常昌弼事件的重演。

　　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太子参决的消息公布后，杨万里、尤袤、常昌弼都强烈地感觉到，一旦太子参决，一个前所未有的决策模式必将诞生，中央政治权力的格局也必将重新划分，至于这一变化对南宋社稷是福是祸，对太子本人的命运是喜是忧，则从各自的利益归宿出发作出了不同的判断。然而，太子参决庶务的实际运行情况绝对会让杨万里、尤袤、常昌弼们大跌眼镜！因为所谓“参决庶务”只存在了区区15天！这15天的历史被丞相周必大的日记《思陵录》忠实地记录下来，让今人能够间接地感受到太子内心的憋屈。

　　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初二(戊戌)早，周必大、王淮两丞相先到延和殿孝宗御前奏事，然后到太子议事堂拜见太子，两相与太子商议了今后开展工作的一些技术细节，然后引见了新任德安府知府秦靖、前知合州罗献能，二人都在太子面前展读札子。太子第一次过了参决庶务的瘾。

　　然后从初三(己亥)到初五(辛丑)，朝廷不是放假就是适逢国忌行香不办公；好不容易到了初六日朝廷终于正常办公。孝宗在垂拱殿接见宰执们，却未见太子议事堂办公的记录。初七(癸卯)是人日，纪念女蜗娘娘造人，朝廷放假。初八(甲辰)，微雨，本日延和殿无常朝，但孝宗在清华阁接见了宰执们，处理政务，未见太子出现。

　　初九(乙巳)，雨，本日常朝。上朝前，周必大率领宰执先到太子待班阁处，向太子简单介绍今天要向皇帝奏请的事项，并且确定今后都按照这个流程执行。然后，太子与群臣上殿，并侍立。在孝宗与宰相执政商议政务时，孝宗不断地询问太子的意见，并对太子的回答表示满意，最后孝宗对太子说：“今后不必间日参决，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参决。”退朝后，孝宗命令今后内朝奏事，太子都应该侍立。谈笑风生之际，孝宗突然改变了太子在议事堂与宰执隔日见面的程序，转而命他在内朝侍立听政，太子最后一点权力空间也被取消了！

　　接着，初十(丙午)，适逢旬休，朝廷放假；十一日(丁未)，下大雨，皇帝传旨免上朝；十二日(戊申)，国忌行香，又不上朝；十三日(己酉)，又是国忌行香；十四日(庚戌)，上元节，朝廷放假；十五日(辛亥)，总算正常办公了，延和殿早朝，皇太子侍立，宰执奏事，但无太子在议事堂办公的记录；十六日(壬子)，又是节假。

　　十七日(癸丑)，延和殿常朝，周必大等宰执先在延和殿奏事，然后赴议事堂，向太子引见新知峡州陈越卿、新知安丰军王仲坚、新知施州朱起宗三人。这是周必大的《思陵录》中最后一次出现太子议事堂的记载，至此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思陵录》记事的时间下限)，再无太子参决庶务的记载。其原因应该就是本月初九日孝宗发话，今后太子只需侍立听政，不必隔日与宰执在议事堂参决庶务。

　　历史向太子以及杨万里、尤袤、常昌弼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轰轰烈烈的“太子参决庶务”就因为孝宗一句话而烟消云散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最是难言父子间——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杭州出版社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