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体系的当代价值

　　“跳出南宋看南宋、跳出浙江看南宋”，了解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进而关照其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宋韵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也是推进宋韵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研究阐释工作。我们认为，宋代理学的历史启示与时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道德实践

　　修身正己立德是中国人做人处世、为官从政的根本遵循。理学作为心性义理之学，格外重视“格物穷理”“进学致知”“涵养用敬”“存心养气”的为学路径与道德实践。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提出了“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治国理政之道。意思是，君主包括士大夫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

　　程朱的心性学说极为强调“涵养用敬”的治“心”工夫。二程说“入道莫如敬”，朱熹也说“敬者，功夫之妙，圣学之成始成终者皆由此”，进而总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学工夫。据此，二程认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大意是，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这也启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从事本职工作，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宋代理学家还有劝学、进学的传统，认为勤奋好学、格物致知是一种美德。欧阳修认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苏轼不仅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劝学名句，还提倡“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读书法；二程对于“进学”，也有“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的论述。宋太宗虽政事繁忙，仍不忘翻阅书卷。这种端正、勤奋的读书观，也勉励后人勤奋好学。

　　进学致知，行方思远。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从“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理学工夫中汲取智慧，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自觉行动、一种美德来看待，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境界来追求，及时更新和优化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二)“心忧天下，担当道义”的家国情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道德教育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人生奋斗目标的最高境界。宋代理学强调通过知识储备、道德涵养以达成理想人格与成就事业的双重目标，这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民族气节和道德操守、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2016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庆历新政”主持者范仲淹的经典名句。为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时局，范仲淹给朝廷“条奏当世务”，提出了系统的政改方案。《宋史》本传评价他是“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古往今来，举凡有作为的官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为官就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心无百姓莫为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儒张载的名言，用现代话说，就是鼓励并要求知识分子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的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引用了张载的这句经典名言，鼓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此外，苏辙的学问以儒学为主，并关注民众的生活疾苦，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论断。司马光也有“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恶者去之”的顺民论。朱熹集孔孟儒学及两宋理学之大成，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一系列民本理论。朱熹有恤民之心，也擅安民之法。南宋淳熙八年(1181)，浙东久旱不雨，饥荒百年不遇。朱熹到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就拨米拨钱赈济灾民，减免缓收灾区赋税，奖赏救灾富户，并惩办救灾不力者，多措并举，救民于水火。宋儒的民本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总之，宋代儒家士大夫群体所彰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为民情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三)“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忧患意识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认为，10—13世纪的宋代，其局势或可概括为“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是说诞生于忧患背景下的宋朝，在其300余年历史中始终承受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

　　我们从宋代士大夫的章奏、诗文、信函中，就可以感受到宋人对于“忧患”的体味与感悟。苏轼《晁错论》开篇第一句就是：“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是说，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这就启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其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与变故，而恰恰是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

　　宋仁宗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之风却不断滋长。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国势处于“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的危急时刻，宜采取有效措施革除社会弊端、改革朝政。他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的居安思危论。此外，欧阳修在《新唐书·褚遂良传》中也有“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告诫，这也是一种忧患意识。

　　(四)“崇尚事功，开物成务”的浙学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南宋浙东学派就有关注。2006年2月，他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浙江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学派，如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这些学派和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有较高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观点已经成为浙江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浙江特有的人文优势。”

　　浙江是南宋思想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中心区域。金华的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先生”。吕祖谦又与朱熹、张栻、陈傅良、叶适、陈亮为友，遂以家学为根基，融会贯通“浙学”“湘学”“闽学”，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家特色的“金华学派”。南宋时期，永嘉籍学者薛季宣开创经制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是为“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是以永康籍学人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

　　崇尚事功、开物成务，是浙东学派的最大理想与政治抱负。南宋浙东学者在重视史学研究并吸取历史经验，借鉴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坚决主张北伐、统一中原等重大议题上形成了共识，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事功实学，这就奠定了南宋“浙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南宋事功实学就是传统儒学“实用理性”的充分彰显，是道德养成与事功实践的有机统一。朱熹所说的“多尚事功”的“浙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开创了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浙学”的本质就是“事功实学”。“实”字，也是浙江精神一以贯之之道。浙江精神表述语中的“求真务实”，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新期望中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浙江党员干部“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均有一个“实”字。秉持浙江精神，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文化力量，无疑需要传承和弘扬历史上浙学家崇尚事功、建功立业的“浙学精神”。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