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制度设计的历史地位

　　二、历史地位

　　近代著名学术大师严复指出，历史研究者通常偏好读“前四史”，喜爱其文辞典雅，但如果要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构成，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宋代历史：“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原因是：“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早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制度，十之八九都滥觞于宋代，或者可以在宋代找到其原型，因此宋代制度文化的历史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一)宋代统治者的规则意识客观上抑制了皇权的无限膨胀

　　陈亮比较了两汉、唐和宋三个朝代，认为相比于前二者，宋代在崇尚规则、奉行法度方面是最突出的：“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这段话虽然批判了宋人被成文制度所束缚而缺乏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但客观反映了无论是与此前的汉、唐相比，还是此后的明、清两代相比，宋人尤其是宋代最高统治者对规则和制度的重视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不首先考虑遵循制度，臣下也可以根据制度规定驳回皇帝的不合理要求，使得皇权较明、清两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也正是在崇尚规则、遵循制度的前提下，宋代士大夫才能够比较深入地参与政治，乃至提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比较理想化的政治口号。相比之下，无论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还是皇权的过度膨胀，都能看出明、清两代在这一点上大大退步了。

　　(二)宋代的制度改革在帝制中国基本制度的定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北宋、南宋都在游牧民族的入侵下享国不久(各存续了不到170年)，长期蒙受“积贫积弱”的恶评，但宋人为了回应内外部挑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制度改良成果，很多都被后起的各中央集权王朝所吸纳，从而为帝制中国某些基本制度走向最终定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

　　宋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科举制度。宋代自“庆历新政”开始不断提高议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强化对经典义理理解的考察，而贬低背诵默写，不断提升程朱理学的地位。元灭南宋后，虽然废止科举40多年，但于仁宗皇庆元年(1312)下诏恢复科举时，就全盘吸收了宋代的这些制度创举：彻底抛弃了对诗赋的考察，重点考察对“四书”“五经”义理的理解，独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标准权威。不但元代科举考试内容和科目设置继承了宋代，明、清两代的分级选拔流程也受到宋代的巨大影响。宋人重视加强州、县学校的建设，北宋徽宗朝推出州县学“三舍法”，要求必须首先通过州县官学的考试，才能被推荐到中央参加省试。这一制度遭到强烈反对，执行未久即告收场，南宋没有施行。但明太祖朱元璋在设计科举制度时，就要求“科举必由学校”(指官办各级地方学校)，清代亦继承了这一体制。可以说，元、明、清八百年科举制度的基本要素，都滥觞、萌芽于两宋。

　　(三)宋人对自身制度弊端的反思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开展制度革新的过程中，宋人也不断自省和检讨制度内部存在的弊端。宋人对自身制度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受到后世的重视，为明、清两个王朝的稳定统治提供了有益的前车之鉴。譬如，宋人曾激烈地批判过度的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因其导致地方行政集权不够，资源贫弱，不能成为捍卫中央的屏障，北宋的灭亡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清两代在行省一级设置军政集权的总督和巡抚，就是有鉴于此。又譬如，宋人意识到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宋代士大夫好发议论，而议论不同又引发错综复杂的党争，导致行政效率和决策效率低下，对突发重大危机反应迟钝，屡失机会。明、清两代统治者对这一弊端也有一定认识，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政务的直接干预和指示，从而以强化皇权为代价提高了危机反应水平和执行效率。还有，宋人已经认识到，虽然统治集团的精英分子已经基本上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组成，但是荫补制度过于宽松，导致通过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的官员在数量上仍然占压倒性多数，而明、清两代大大提高了享有荫补特权的官员的品级要求，压低了荫补入仕者的待遇，从而在源头上控制了荫补入仕的人数。宋代军队以募兵制为主流，常年供养上百万脱离生产的职业士兵，导致国防开支巨大，几乎拖垮了国家财政。明代有鉴于此，设计了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减轻财政负担。

　　这都说明，宋人对自身制度弊端的反思成了后世治国理政的有益借鉴。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