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生产的历史地位

　　(一)经济发展达到中国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是传统中国社会最为鼎盛的时代，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宋代超过唐代许多。明清时期的经济总量虽然大大超过宋代，但宋代的生产力最早达到中国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明清时期的生产力基本上维持在宋代的水平。

　　首先是农业的进步。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人口的增长是衡量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宋代以大观三年(1109)人口最多，计2088万余户，以中国历史上平均一家五口计算，则当时人口已经超过1亿。这是中国人口首次超过1亿，意义重大，其背后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开垦数量的增长与粮食产量的提高。

　　其次是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冶炼业中铜与铁产量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中的茶叶加工、丝绸、陶瓷的产地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长，酿酒、制盐等产业的规模都超过了前代。雕版印刷虽然最早出现在唐代，但唐代的印刷术主要应用于民间刻印佛经或者日历，宋代雕版印刷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官刻、私刻和书坊刻书都很兴盛，而且出现了活字印刷。

　　再次是在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了巨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盛唐时期。据学者估算，唐代前期财政收入是3411.49万贯，宋代前期财政收入是5875.28万贯。尽管这个估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由此可知，总体上宋代财政收入的总额是远远超过唐代的。财政收入的提高虽然与各个时代赋税政策相关，但是也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

　　最后是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与调控能力大大加强。宋代与汉、唐时代比较，中央集权更加牢固，财权、人事权和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家力量的增强自然对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更多的赋税物资向首都集中，必然带来货物的全国性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中国历史上工商业以官营为主，宋代民间经营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官营工商业也得到加强。宋代官营的丝织业有相当的规模，东京的绫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400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宋代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宋朝政府多方筹资，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对盐、铁、酒、茶、矾等商品实行严密的专营制度，其中又以酒业专营对军费的支持最大。宋朝政府垄断酒业的经营，或是由国家直接经营酒业，或者是对民间的酒坊征收酒课。当时各路、府、州、县都有各种名目的酒库和酒课税场，所得利润或税收，一部分用于养兵，一部分作为地方政府的经费，因此地方政府对经营酒业也非常积极，甚至军队也经营酒业，可以说，宋代的酒业完全是在政府的垄断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二)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

　　一万年前中国就进入了农业时代，南北方各具特色，北方以小米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但是夏代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都在北方，原因是南方多沼泽，开发难度较大。东汉时期南方加快兴修水利，经济开始较快增长。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战乱，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北方，因此出现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的趋势。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赋税就高度依赖东南地区。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蒸蒸日上，最终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

　　首先，南方的农业得到了开发。南方有很优越的发展农业的条件，日照充足，降雨量丰富，一年可以二熟或三熟，复种指数远高于北方。虽然南方多山与丘陵，但是可以开发为梯田，而且还可以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茶叶在北方种植很少，柑橘、甘蔗和热带水果北方更是无法种植。南方多水域，因此渔业也比北方发达。但是南方多沼泽地，土地需要深耕，因此对水利条件和耕作工具有较高的要求。宋代犁的改进，以及育种、施肥、水利灌溉等技术的改进，使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南方水稻产量高可以达到每亩二三石。宋代，大小麦在南方广泛种植，也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两浙地区圩田的开发和沿海海塘的修筑，使得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两浙地区因此成为全国的粮仓，正如民谣所言“苏湖熟，天下足”。当然宋代南方各地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两浙地区、江西、福建已经开发比较充分，甚至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而两湖、两广的农业还远没有充分开发，有的地区甚至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因此南方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南方的城市规模与市镇数量远远大于北方，而且南方城市以工商业发达著称，因此全国的工商业重心在南方。宋代的城市规模比前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除了首都东京、临安这样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也大规模地增长，但是大城市却以南方居多。以城市人口来分城市等级，东京、临安人口最多，有百万人口左右。次一等级的为10万户约50万人左右，南方的苏州、福州、成都、泉州都曾经有10万户或50万人口的记录。这些城市都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或者重要海港。相比之下，北方有10万户人口描述的只有洛阳和仪州等少数几个，其中洛阳作为西京可能有50万人口，但是仪州连路治都不是，应该不太可能有10万户人口。究其原因，北方城市大多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城市，聚集的人口除了首都之外不可能很多。而南方城市大多工商业比较发达，如苏州是全国纺织业中心，泉州是最大的海港，因此聚集的人口远远高于北方城市。宋代在县城之下，还出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商贸活动的市镇。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有市镇1900余个，其中南方诸路约1300个，也可见南方商贸的发达。

　　最后，宋代的航运重心在南方。交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商品经济必须通过交通而展开。比较而言，水运所载货物量远远大于陆运，因此航运比陆运更加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宋代之前，陆运占据主导地位，而宋代则航运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与北方比较，航运具有明显的优势。北方内河航运很少，南方则大部分江河都可以通航，因此水运极为便利。南方的海港也多于北方，对外贸易的港口集中于南方。宋代设有密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五大市舶司，四个是在南方。

　　(三)经济结构开始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

　　宋代的生产力水平不仅达到了传统中国的最高点，也是当时世界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宋代经济尽管已经表现出某些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还只是初步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迅速转变，因此它只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起点。

　　宋代手工业非常发达，而且随着手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燃料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因此煤炭的使用变得更加频繁。由生物燃料向石化燃料转变，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奏。但是，煤炭应用只是限于煤炭丰富的北方，从而形成了宋代以来“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的能源消费格局。而且，北方地区的煤炭应用并没有引起手工业的根本变革，如以煤炼铁因技术的限制并没有普及，因此，宋代还没有到以煤铁革命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程度。

　　宋代商品经济非常活跃，但是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还在形成之中。如粮食这样大宗货物的贩卖，仍然还是区域性的流通商品。因为宋代部分地区农业的开发还没有完成，区域性的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较小的地区，还无法形成全国性的产粮区、经济作物区与手工业制造区的分工。

　　宋代经济总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货币的需求量大幅增长，货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宋代，常用的铜钱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黄金、白银成为流通货币，还使用铁钱这样的贱金属货币，以及盐引、度牒之类的有价证券。北宋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在东南地区也发行过纸币——会子。两宋纸币的发行量非常巨大，用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但是当纸币由国家法定发行，不能与金属货币兑换之时，纸币价值大跌，完全丧失货币的功能。宋代纸币最终又由信用货币回归替代性货币，因此宋代纸币还不能与现代纸币相提并论。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一胜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