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及其当代意义

　　所谓阳明学，实质上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在此，我们不拟全面论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而着重论述其“知行合一”的知行观。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

　　王阳明首先是在龙场与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讨论朱、陆异同时针对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提出其“知行合一”说的。

　　王阳明论其“知行合一”说曰：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

　　概括地说，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五个要点：第一，“知行”说的本体是“吾心之良知”，这个“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就是“致良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就是“格物”了。这个“致知”“格物”的过程，也就是“合心与理而为一”的过程。在这里，王阳明做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转换。即将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良知转换为天理，又将“良知即天理”的命题合并到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实际上消解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命题，而突出了王阳明的“致知在格物”的命题。第三，“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不可看作两件事。第四，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五，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那么，王阳明知行观的理论重点是什么？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我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重点是在“行”字上。理由有三：

　　首先，“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继龙场悟道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针对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问“朱陆异同”时而提出的观念。王阳明从本体意义论知行关系，认为求之吾性，本体自明。而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是分知行为二事，割裂了知行关系。这说明王阳明强调的是知行一体，不能割裂为二，也不能分别先后。

　　其次，当门人徐爱以“孝弟”为例质疑“知行合一”之说，认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时，王阳明答复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这说明王阳明认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实在“行”的。

　　再次，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匪患时，在致弟子的书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强调“除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所谓“心中贼”，指的是朝中官员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与作风腐败，“知行合一”这个命题针对的正是朝中官员说一套做一套、知行脱节的腐败风气，而发出了希望为官者扫荡“心腹之寇”以收“治平”之效的呼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是放在“行”上。对此，作为阳明后学的黄宗羲心领神会。黄氏在其《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中指出，阳明先生“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也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这是深得阳明良知心学精髓的精辟之论，也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重在行”思想的最好注脚。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当代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现实意义，主要可从以下三点去看：

　　第一，有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现在，政界与企业界有一种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味追求高速发展，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不顾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平衡，结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危害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生存条件。我认为，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在今天当中国进入了和平崛起、全面小康新阶段，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政府要更重视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提倡有节制的适

　　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所谓生态文明，不要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人文生态(道德境界、文明素质、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善。我们要大声疾呼当政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核心价值观；要大声疾呼以民为本，顺应民心，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不但要舒解民困，而且要疏导民愤。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强行推动城市化，搞什么“三改一拆”，把一些关系到农民生计的乡镇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作为“违章建筑”拆掉了，与此同时也就夺走了许多农民的赖以维持

　　生计的生产资料与生活依靠，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一平二调风颇有相似之处，应该引起警惕。我们的官员要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学一点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致良知精神。

　　第二，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在当下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只有遏制了贪腐之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才能取信于民，实现长治久安。

　　第三，提倡“知行合一”，促进“人文化成”。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将重点放在“行”上。黄宗羲解释说“致字即是行字”。按这样解说，“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它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知行脱节、言行不一。习近平总书记说说：“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我们学习、敬重王阳明。这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有力说明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在新时代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造福于人类的未来。这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观的当代价值之所在，也正代表了浙学“知行观”精华之所在。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