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儒者都很重视的问题。

　　儒家的知行观内涵主要包括了三大内容，一是知的对象和行的主体，二是知与行的关系，三是真知真行的标准是什么。所谓的“知”，既有德性之知，也有闻见之知，但主要是指德性之知。所谓“行”，既有个人德性的修养与践行，也有社会性的政治实践，但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践行。而所谓知行关系，有知易行难说，也有知难行易说、知先行后说或“贵知重行”说，还有知行并进说或知行合一说。但儒家种种知行关系说，虽然不排除对知识之知的包容与把握，但重视的是德性之知与伦理、政治之行，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人文主义学说。

　　在儒学史上，许多名儒包括一些浙学名家也都深入讨论了知行关系，甚至建立了系统的知行观。本章试作些具体讨论。

　　最早讨论知行关系问题的是《尚书·说命中篇》。该篇记载商朝中兴之主高宗武丁与其谋臣傅说关于“知行”关系的一番对话。其文云：

　　高宗既许傅说以行其言矣，于是(傅说)喜其谏之行言之听，遂拜而稽首，尽敬于君，勉以行之之难，而冀高宗不倦以终之也。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则所贵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而已。知之不能行，则与我为二。虽嘉谋日接于耳，是他人物，非己所有也。知而行之，则与我为一。凡嘉谋接于耳者，皆能躬行之；能躬行则善皆其所有也。惟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如此，故傅说所以告高宗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然行之惟艰矣，苟能一日用其力，则(行之成功)亦何难之有！”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先秦儒家知行观的思想信息：一是文章所谓“曾子曰”，指的是这个“知行观”的思想信息是属于孔子弟子曾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曾子对《尚书·说命中篇》所引殷高宗武丁谋臣傅说所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命题的解读；二是这个“知行观”所谓“贵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知之不能行，则与我为二”“知而行之，则与我为一”，透露了曾子一派儒家思想中已包含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思想，阐明了“知之须行之”“知而不行，与我为二”“知而行之，则与我为一”的辩证知行观；三是借用傅说进言高宗关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话，说明“知易行难”的道理，并说明只要时时坚持，则成功之行也就不是难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尚书·说命中篇》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王阳明所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的“知行合一”思想之滥觞，从而表明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正是继承了孔、曾一派儒家的知行观思想。

　　《论语》中所载孔子的知行观，实际上也是主张知行合一的。其《论语·里仁篇》载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主张“慎言贵行”，《论语·公冶长篇》因弟子宰予昼寝而引发孔子感慨，将评判人的标准定为“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是主张以行为重，或曰轻言(知)重行的。

　　战国末年的大儒荀况可以说是战国末年百家思想的批判总结者。其《非十二子篇》对它囂、魏牟以下至子思、孟轲之间的六派十二子作了严肃的批评总结，而唯独对“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的仲尼、子弓加以全面肯定，称其为“圣人之不得势者也”。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荀子也有论述。《荀子·儒效篇》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在这里，荀子递进式地论述了闻、见、知、行在获得正确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以实践之“行”为最高境界。荀子更是明确主张：“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里的“博学”是“知”，“日参省乎已”是道德修养之“行”，做到了二者就达到了“知明而行无过”的境界，可见荀子的知行关系论，可以说就是先秦儒家的知行合一论。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