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叶适：南宋四大儒的知行观
宋明时期，中国儒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学时期，其中北宋是理学的奠基和成型期，南宋是理学兴盛期，明代则是理学分化与转型期。尤其是在南宋时期，中央政府与太学在浙江，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浙学的水平也就代表了南宋儒学的水平。正因如此，曾在明末担任两浙学政的福建人刘鳞长在其主编的
《浙学宗传》中将福建人杨时、徽州人朱熹、江西人陆九渊列为浙学之首，并将张九成、吕祖谦以下40名自宋讫明两浙诸儒之言行编纂成帙，命名为《浙学宗传》，其书以阳明学为主而将朱熹、陆九渊、陈亮、吕祖谦之学统称“浙学”，可谓独具一格的浙学史研究专著。
朱熹、陆九渊是南宋理学与心学的代表，且在浙江有学术传人，例如金华地区以传承朱子理学为职志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合称“北山四先生”或“金华四先生”)以及活跃在浙东明州(今浙江宁波)地区的陆氏心学传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合称“甬上四先生”，亦称“明州四先生”)就分别是朱学、陆学在浙江的代表。所以，《浙学宗传》将朱、陆列为浙学源头也无可厚非。
朱熹、陆九渊及其浙江传人的“知行”观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分知行为二，二是持“知先行后”论。如《朱子语类》卷九专立“知行”条目，曰：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圣贤说知，便说行。《大学》说“如切如磋”，道学也；便说“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颜子说“博我以文”，谓致知格物；“约我以礼”，谓克己复礼。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就是说“知、行”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但如果分先后，则知为先，行为后；如果论轻重，则知为轻，行为重。但在朱子那里，知行虽有行后、轻重之分，但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开的。二者关系如“目见、足行”须相互配合，又如双脚行路须一前一后配合才能前进。故曰“圣贤说知，便说行”“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
《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卷三亦记朱熹论“知行”曰：
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然学、问、谨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阙一。
这同样重申了知行虽分为二，但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废，“须先知得，方行得”。这就是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同时也是“知行相须”的“知行统一”说，但并不是“知行合一”说。
与朱熹一样，象山先生陆九渊也有“知先行后”之说。《象山集·象山语录》记录了一段师生对话，曰：“先生与学者说及智圣始终条理一章。忽问松云：‘智圣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谓智，尽此之谓圣。先生曰：‘智圣有优劣否？’松曰： ‘无优劣。’先生曰：好‘无优劣。’然孟子云‘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说似归重于智。’松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巧也。行文自当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尔力也，其中尔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圣虽无优劣，却有先后。毕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后，故曰始终。’先生曰：‘是。’”由此可知，象山先生是赞成弟子所谓“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知先行后”说的。象山又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友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当为是不当为？”可见在象山先生看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属于“知”，是“笃行”的基础和前提，知未博则行不当。
南宋时期的浙学名家吕祖谦、叶适关于知行关系也有很精辟的论述。吕祖谦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先明心知所往，后力行以求至，这也是“知先行后”的观点。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学……苟本心存焉，则能力行矣。”“致知、力行，不是两截。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镜所以镜明。”“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工夫，初不可偏。”这些论述，说明吕祖谦的知行观与朱熹陆九渊一样，是主知先行后的，但又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叶适的知行观主要见载于《习学记言》一书。叶适说：“学而不知其统，则随语为说，而不足以明道，尚何望其能行！此学之大患也。”叶适所谓“学”，即知道也，所谓“行”，即行道也。但光有学，而不能行，也不能算明道，所以，必须知而能行，才算知道、明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叶适说：“道者所当行之路也，虽乡人，苟知路，未有须臾离者。不然，虽君子，左右顾而迷矣。”所谓“道”就是所有人都必须顺从的路(轨道)，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的。叶适又有“言易行难”之说，称“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习学记言》卷十九《史记》这个说法，同《尚书·说命中篇》的“知易行难”是一致的。
总之，南宋四大儒(包括浙学名儒吕祖谦、叶适)的知行观，就其先后顺序而言，皆主“知先行后”说，是分知、行为二的；就其相互关系而言，又皆主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是主知行统一的。这为后儒王阳明的知行观提供了思想借鉴。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