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的浙学民本思想：越国的“安民”之策与王充的“知政”理念

　　浙江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或许可溯源至夏禹时代对治国法度的探索。春秋末期越国的治国之道,则是浙学政治观的萌发与实践,比如,越国谋臣文种提出的“爱民治国”之道和为越王勾践提出的“伐吴九术”,及范蠡主张的“左道右术”的治国之策。

　　有唐一代,浙江多出名相,尤以中唐时期的陆贽为代表。南宋时期,临安为国都,政治思想丰富,有政治家黄度、赵师渊等提出的治国安民之道。殆至明清,一大批浙籍学者提出了大量政治主张,尤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陈虬的《治平通议》、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等为代表。民国时期,两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涌现了章太炎、汤寿潜等一批具有强烈批判精神和民主思想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

　　毋庸置疑,民本仁政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政治智慧,核心内容是民本观”;也就是说,“民本思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源自于西方的“‘民主’固然不同于‘民本’,但民本思想毕竟是中国民主的珍贵的文化传统”,“民本思想实是中国政治思想中之主流”。

　　我们知道,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提出的一种“以民为国家之本、以民为政权之基”的统治观,其基本思想内涵有重民、贵民、爱民、仁民、安民、保民、利民、养民、育民、富民、便民等,并要求统治者顺民之意、从民之欲、恤民之苦、惜民之力,从而博民之心、取民之信,以谋求王位之稳固、社会之安宁。简言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与国君的开明专制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仁德政治。

　　历史上浙江籍的思想家、政治家多是孔孟儒学的推崇者，这里我们主要对历史上浙江学者所提倡与主张的儒家式的民本仁政思想进行梳理。

　　如上文所言，越地自古就有治世安民、安邦定国的思想传统。大禹治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治水成功后，于会稽即位，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创“纳言听谏，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为邑，画作印，横木为门；调权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为法度”的立国方略与治国之法。这里，大禹纳言听谏、集思广益，接受监督、民主决策，这就是原始儒家民本仁政理念的滥觞。

　　春秋末期，楚人文种、范蠡定居越国，出谋划策，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勾践夫妇偕大夫范蠡质于吴，文种在越国管理越国政务，其治国之道为“爱民”：“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乐之无苦，喜之无怒。”这就是爱民、仁民、安民、保民、利民、养民、育民、富民的民本理念的具体实践。越王勾践向范蠡询问曰“古之贤主、圣王之治”，范蠡告以“左道右术，去末取实”的治国之道，其中有言：“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言其乐与天下同也。”这里，范蠡提出了统治者要“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范蠡的老师、越王谋臣计然，曾向越王建言如何“得士心”，有云：“夫君人尊其仁义者，治之门也。士民者，君之根也。”君主尊崇仁义的，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大臣和百姓，则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是东汉会稽郡的王充。在批判西汉盛行的今文经学及谶纬学说的同时，王充对儒家提倡的民本思想也有传承，其有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话的含义是，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过失的人在民间。王充的话启示着为政者要走出庙堂，敬畏民意、关注民生，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