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的“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

　　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曾任刑部右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是清末主持修律的重臣。沈家本还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融会贯通，不存偏见”的独特修律风格，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

　　沈家本从修订法律的需要出发，提出要重视法理学的研究：“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至于“法律”的起源，他认为作为“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的“法”，是在“学校衰微，世道凌夷，巧伪变诈，无所不为之习日渐溃焉”的情况下出现的。法的作用有二，一是治民，一是治国，所谓“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沈家本还认为法律是“政之辅也”，进而言之，法乃道德教化之辅。这里，沈家本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法律思想，并结合世界的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只是“辅教之不足”，进而提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的理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仅表现为对法理学的探讨，也贯彻于修律的实践当中。他全面阐明了修订法律的根据，指出法律应该伴随今昔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为了贯彻“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他“参考古今，博稽中外”，发现“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则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以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比中国封建旧律先进，中国必须“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沈家本先后主持翻译了几十部国外法规、法典，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主持制定《大清新刑律》等。他推崇民主主义的法律思想，认为各法之中以刑法为重，而中国重刑多，西方轻刑多，建议“改重为轻”，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同时，奏请设立京师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人员赴国外考察。

　　对于沈家本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卓越贡献，专业人士评论他是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古代律学的集大成者”、“近代法律体系的奠基人”和“近代法学的开拓者”。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