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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2024-06-17 18:54:47 来源: 社科在线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无论就总体成就还是各体文学的实绩而言,宋代文学都足以与唐代文学后先辉映。宋代文学对今天的积极影响,有三个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宋人以平淡、简约、内敛等为标准的审美旨趣,形成了独有的宋代风雅,宋代审美影响至今,蔓延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宋人忧患意识和爱国主题的高扬,为后世提供了积极的崇高的精神滋养;三是宋代文人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完美结合,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理想的生命范式。

  (一)文学价值的复古化、实用化

  宋王朝重用文臣,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描述的就是宋代文人积极处世的精神风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动反映了宋代文人介入政治革新,以国事、天下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文以载道”一直是宋代文学的主旋律,中唐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晚唐五代少有回响,但是宋人给予高度重视,接续了唐代的文章复古运动,并使其成为宋代文章的主流。北宋中叶,政治改革的浪潮推进了文风的革新,一些富有政治热情的文人士大夫提倡学习韩、柳文,抨击西昆时文,强调明道致用,强烈关注现实,主张言之有物。欧阳修的奏议文,大多都是针对北宋推行的政治改革、就具体的事件而发的。如他的《朋党论》,立论鲜明、语言平实有力、结构平稳有序,先亮明自己的论点“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然后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逐层推衍,最后归结到朋党之争关系国家兴亡,全文明白晓畅,有很强的感染力。另外如欧阳修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等,也都通畅明白,简洁易诵,易于传播,大大提升了古文的地位和传播力量,开拓了古文发展的新阶段。宋代的古文,承唐代韩愈、柳宗元,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接近口语的文体,出现了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古文“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个,他们以其言之有物、朴实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推动了古文在宋代的复兴。

  南宋时期,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文的发展继承了欧阳修、苏轼的散文传统,虽然没能再出现像“唐宋古文八大家”那样的古文巨匠,但是南宋文人广泛参加到选评唐宋文章的活动中,延续着北宋古文的广泛影响。南宋古文作者,大都以北宋文章为楷模,效仿北宋,策论学“三苏”、序记学欧阳修、时论学王安石。再者,由于南宋偏安,民族矛盾尖锐,哲学论争激烈,南宋散文也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以抗战复兴为主题的政论文有了突出的发展,作家有宗泽、李纲、胡铨、辛弃疾等,强烈的抗金爱国意气充满其中,使得南宋政论文有着一种悲壮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由于哲学思想上的充分论争,推动了南宋更为抽象和深刻的说理文的发展,因此南宋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当时的古文家,如陈亮、叶适等。宋代奠定了古代散文文体的基本格局,文体功能不断拓展,古文在文坛的地位和表现力都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宋代诞生了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新体裁。南宋后期散文的异彩,集中闪烁在宋人笔记中。宋代笔记蔚为大观,北宋有欧阳修的《醉翁谈录》,南宋则有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等。

  (二)文学题材的日常化、生活化

  宋人在各种体裁文学方面的开拓,大多是以唐人为参照的。宋人比较成功的开拓,是将文学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为宋人的描写对象。文学描写日常生活,在其他时代也有作品,比如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中即有大量此类作品,如杜甫、白居易、韩愈就大量描写日常生活琐事,但是宋人的选材角度更趋向世俗化、生活化。

  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在诗、词、文诸领域都有重要建树,但在严肃的题材之外,还大量描绘了日常交际、闲暇读书、雅玩雅趣、天伦之乐及躬耕、游览等日常场景,选材琐屑细微,形式自然随意,风格诙谐轻松。苏轼一生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饱尝各地美食美味,蜀地的巢菜、棕笋,洪州的牛尾狸,南方的荔枝、龙眼等,都在他的笔下大放异彩。比如他写过《煮鱼法》《东坡羹颂》《猪肉颂》,对食物的做法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详细的记载,堪称“东坡食谱”;他一到黄州,便作《初到黄州》,记载鱼、竹、笋等百姓日常食物。他总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点点滴滴的快乐,人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陆游一生创作颇丰,也善于在生活情景中发现诗材。他不仅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情,亦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细致入微,写了很多凡俗的饭食菜蔬。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一般人眼里也许是低调沉闷的,但在宋人笔下,庸常的生活常常别有情趣。这也是一种很积极的生活态度,文字使平淡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和闲情雅趣。

  (三)文学语言的议论化、说理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诗文的教化功能和议论成分有明显的增加,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宋代文学的重要的主题。宋人喜欢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他们多以议论替代抒情,不仅散文如此,诗歌亦然。吕祖谦甚至指出:“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宋代文人多关心时事,以天下兴衰为己任,不仅仅直接参政议政的政论文多发议论,其他类型的散文也多喜欢抒发议论。如欧阳修《丰乐亭记》“该天下之平久矣”的议论,范仲淹《岳阳楼记》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议论,王安石的文章更是如此,几乎篇篇都有议论。因为他主持改革,许多政论文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答司马谏议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在政论文之外的其他散文中,王安石也往往将议论与说理融合,如《游褒禅山记》就将形象的描绘与抽象的哲理探求相结合,显示了理胜于情的文章旨趣。

  前代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在宋人手里也形成了非常典型的时代特征,即“以议论为诗”。就抒发民生疾苦的诗歌来说,欧阳修《食糟民》、王安石《河北民》、苏轼《鱼蛮子》、黄庭坚《流民叹》等,均以发表议论见长,和唐人对于同样题材的处理迥异其趣。适度的议论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宋人也很重视诗句的锤炼,有些诗句字意平实而思想深邃,如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诗以句存,句以理胜,是宋诗的特点之一。宋人重言说、好议论、尚理趣,以至于“要眇宜修”的词,同样以义理高趣受到后人的尊奉。而到了南宋,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等人的词,更常常充满了议论,其议论深度亦不在诗文之下。

  另外,宋代知识分子在学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前代,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说明这在唐代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但是宋代作家中,堪称学者型的作家不在少数,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他们在文学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学术著作,其范围涵盖小学、史学、经学等多个领域。许多作家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性地博采广收前人文学之所长,熟练地大量运用古书中的成语典故,充满了理趣。比如,宋代古文有游记一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很擅长写游记,游记发展至此,已不再是单纯的写景记事,而是内容无限丰富,形制长短自由,可以抒发情怀、怀人念远,也可以是表达抽象理趣的载体。如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不足百字,却将时、地、人、景交代得十分清楚,抒发人生感慨,又充满哲学思考。文人学术修养的空前提高,使宋代文人更善于深刻思考社会和人生,其作品的议论和说理也更为细密、周详,充满着理性的光芒。

  (四)文学审美的精致化、平淡化

  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的风格,即以平淡为美。宋代文人对事物人情的体味细腻深刻,语言技巧娴熟精确,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精雕细刻的活动。苏轼和黄庭坚的诗是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尊陶,黄庭坚尊杜,苏轼着眼于陶渊明诗歌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着眼于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宋诗以平淡为美的审美追求,是对唐诗美学风范的深刻变革。南宋严羽评论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实际上总结了宋诗迥异于唐诗的时代特征。但是,从文学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宋诗的诸种重要的特征,又都可从唐人尤其是中晚唐诗人那里找到源头,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宋人对唐诗的学习,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开创了一代新诗风。宋诗的情感浓度不如唐诗,甚至也不如汉魏诗,但是在思想深度上有很大的超越。元明清诗坛,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学唐体或仿宋调,成为后世诗坛宗派门户的重要标志。这也说明宋诗和唐诗一起,成为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典范,同时也是宋人继唐诗的极盛之后作出的巨大贡献。

  (五)文学精神的内敛化、理性化

  与前代相比,尤其是与开放、热烈的唐代文学相比,宋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内敛和理性。理性精神,是指用理智的态度来把握对象、面对社会和世界的精神。当然,理性精神前代也有,同时期文人之间个体的差异巨大,但是文学精神倾向上如此高度的理性化,宋代则显得十分突出。

  崇尚理性的宋代文人并非缺乏情感,他们有着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理性更是历经沧桑之后的超越和成熟。那种令人魂动神摇的热烈的审美愉悦被宋人扬弃了,他们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人生顺境并不“春风得意马蹄疾”,遭受挫折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宋代文人很少有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也很少有杜甫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我们读宋诗很少能发现那种天马行空的昂扬气质和浪漫气息,而代之以更加深沉、严谨、平和、从容的精神,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外物的好坏和暂时的得失而欢欣或沮丧,显得更为成熟、深沉而豁达。如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受到过严重的政治迫害,但他却能够在逆境之中依然有用世之志,尽力为地方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并且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他对社会现实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积极批判现实,在身处逆境之时,又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达观。这种执着于人生又超然物外的人生范式,蕴含着沉着、旷达的精神,来源于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深沉、理性的思考。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宋雪玲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编辑:肖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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