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艺术的基本特征
宋初结束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完成南北统一，同时吸取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促成了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化艺术。画院制度的完善与士大夫群体的壮大，推动了中国书画审美意趣的变革，孕育出注重诗意抒情的审美趣味；而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工艺美术的进步，制瓷业长足进步，各地名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生产和运输模式，宋瓷远销海外，成为当时与外界交流的一大见证。宋代在艺术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为后续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奠定雄厚基础。
宋代文人士大夫兼备学者、诗人和画家特质，他们对诗词书画的喜爱以及对金石古董的痴迷，将宋代的艺术神韵推向极致。
(一)文人趣味中的画韵
自著名画家郭熙以来，北宋巨嶂式山水的全盛时期就已过去，随着文人群体的扩大，文人审美自然对现实产生要求，面对精谨有余、意味不足的绘画时弊，他们强调绘画艺术的画外之音、言外之意，要求一种更具抒情意味和更具细腻内心体验的山水风格。
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圈力主绘画当有诗意，“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便是这一主张最为著名的诗句，倡导气韵是宋代绘画艺术的精髓，具有形外之意、形神兼备才可以视为佳作。此时不仅形成了理论上的要求，也出现了米芾、王诜等付诸实践的文人绘画群体，对当时以及后期南宋山水风格的取向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在绘画中追求平淡天真，在趣味与心理上预示了南宋的诸项发展。
南宋画家通过删繁就简、对一角一隅的细致描绘，表达自身的审美情感。这一风格变化预示着南宋诗意抒情绘画的产生。而若将这一转变放眼于整个中国美术史便能发现，由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审美意趣远不止在南宋产生回响，实际上这种变化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即催生张扬了“文人画”。
文人画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在道禅哲学影响下，文人士大夫群体之间出现了新的艺术风向，一种重视人的内在体验的自省式艺术登上历史舞台。自两宋以来，文人画发展又融入理学、心学的思想，为这类艺术形式提供了深厚的哲学背景。到了元代，赵孟頫(1254—1322)所创的书法性山水画风格逐渐被转化成高度个人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增强了个人抒怀的特征，而后世又有被后人称为“元季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成功地绍续了这一传统，使之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洪流。
近代著名艺术史论家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认为，文人画的重要特性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他认为“思”是最能表现文人画特征的，也是文人画的精神价值所在。正如陈师曾所言，实际上文人画指的是具有“文人气”的绘画，而这种“文人气”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思考生命真实的意识。文人画的发展，也总是围绕着“真”的问题而展开。当然，这里所说的“真”与外形的真实际上是不同的。所谓“生命的真实”，指的是人“存在”的逻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人画的价值或许也在于表达了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自两宋之交产生的风格之变开始，文人画的价值便产生了这种关乎人之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追寻的哲学性思考。实体的画迹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散，但是其中的智慧和启示，却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永存，这也是宋之韵味得以回响至今的原因。
(二)瓷茶交融中的清韵
实际上，宋人的艺术活动远不止于书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他们纳入艺术审美之中。若要选择一种艺术门类来说明两宋时期的审美高度，那么陶瓷艺术必然排在前列。这种精妙器物的制作方式——土与火的交融，造就了陶瓷独有的美感，并且因其制作成本较低，陶瓷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使用的器具，也成为千百年来与中国人接触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并在宋朝达到高峰。
宋瓷之美首推汝窑。此窑口虽烧造时间短、传世品少，却孕育了最为典雅的审美水准。汝窑胎土细腻，釉料清莹秀润，呈现出“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色。同时器身若隐若现的开片，彰显出充满诗意的含蓄的高雅之美。在官窑和龙泉窑系烧制的瓷器中，也有许多开片。这种火烧之后产生的冰裂一样的纹路，本应是一种烧制的缺陷，但在宋人眼中却化为更为深远的审美体验。这一特色，在官窑中尤为明显，成为有意为之的工艺美感，由此开创了后世以釉面开片作为瓷器装饰手段的先河。
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自陆羽的《茶经》出现开始，茶便拥有了品格，或曰品味。《茶经》强调的是茶之清与洁，与之相应的，是从采摘、制作直至饮用等一应器具的清与洁。因此，饮茶器具便随着这种对意境的追求，进入人们的审美范围之内。而宋代还有极为著名的吃茶竞技“斗茶”，具体的操作是通过茶筅将茶末搅匀，使其产生泡沫汤花。如果汤花能够紧贴盏沿而不退则被称作“咬盏”，若没能做到“咬盏”或汤花与茶汤分离，则被判为输。因此，更容易辨别白色汤花是否咬盏的黑釉盏便深受宋人喜爱，其中尤以福建建窑兔毫盏、江西吉州窑木叶纹盏风靡于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瓷器审美的形成。从数量上看，仅建窑一个窑口的瓷器，就占了日本现存国宝瓷器的大半。宋代建窑的曜变盏、油滴盏、兔毫盏等，在日本人眼中已成为珍宝的代名词。这种“幽玄之美”，也特别为日本文化所欣赏。
青瓷、白瓷乃至青白瓷盏的精美程度并不在黑釉盏之下，所以使用者也不在少数。这类瓷盏在宋人眼中总会与美玉相关联，故有“冰玉”的美称。宋代的茶诗中也经常提起“冰瓷雪碗”这样的名词，与陆羽《茶经》青瓷类冰、白瓷类雪的说法一脉相承。诗情与茶意便在这一瓷盏之中，唤起了宋人的清韵。
(三)厚重金石中的史韵
金石学发端于汉魏，宋、清两朝为盛。金指的是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指的是石刻及石刻文字。将文字刻在青铜器与石头上让信息长久保存，是我国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在宋代之前，人们认为金石器物一直保持着一种浓郁的神秘色彩，因此其常常成为文人诗赋或民间传说的话题。而这种情况到了北宋年间则有了较大转变。其兴起，以欧阳修著《集古录》为发端，后有吕大临编撰《考古图》，赵明诚著《金石录》。基于宋代收集古器物更为便利等原因，金石学得以不断完善。
王国维(1877—1927)认为宋代金石学是“应用、考证、鉴赏”三者并存的学问，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以《三礼图》为代表的“应用”方面，主要体现为制作礼乐，证明政权合法性；第二是以吕大临《考古图》为代表的“研究、欣赏”一面，主要体现为学术研究和艺术欣赏。正如王国维所说，“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
宋代新出现的艺术趣味彻底改变了古物的意义，原本在枯骨朽馆中的物品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书斋之中供人把玩。这种来自祖先时代的器物，给人们带来一种时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彰显了时间流逝的痕迹。器物的陌生感和历史感会给观者带来一种敬畏之心，并且直接“唤起”对过去生命的记忆，逝去的祖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器具和仪式重新“返回现场”。所以，古物(特别是古礼器)正是沟通古今二者的桥梁。在宋代，服务于葬礼的仿古明器和日用仿古器物同时流行，而作为日用品的后者意义更为深远。许多宋代瓷器都以特定的青铜礼器作为模本，青铜器借由瓷器的载体再次复活，并作为一种新的可供赏玩的器物活跃于文人的书斋和其他空间之中。而这一趣味在明清时期也变得更加浓郁，并且技艺水平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如宣德炉便是仿古器物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
金石学发展至今，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其学科范围。它不仅包含了学科本义的内容，还承载了古代的史料，蕴含了珍贵的书法信息，从证经补史到艺术鉴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北宋以来，金石专家不断涌现，金石研究的成果也十分丰硕，而延伸至考古学后更是步入一个更加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中。金石所承载的早已不光是厚重的历史，它更应该是连接今日、过去乃至未来的时空纽带，正所谓“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
(四)市井与海外贸易中的“东方韵”
宋代经济高度发达，于立国之初便实行了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政策，农业与手工业都取得了较大进步，而工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开放又为宋代经济带来巨大动力。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使得人们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而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等非生存需要的关注，大众的审美观念也在快速普及。所有这些，为宋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根据史料可知，在宋代已经开始出现类似于现代“商业画廊”概念的“画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艺术品交易。
在绘画层面上，美国学者高居翰在他的《诗之旅》中，从宫廷或其他赞助人与画家的互动角度阐释了南宋富有诗意的新风格诞生的原因。在由北宋向南宋转变的时期，宫廷与市井之间催生了更加广泛的赞助热情，皇室、高官、富商等十分喜爱小巧轻便、便于题诗作词并能当作礼物用来赠人的画作。新的诉求与趣味，必然要求一种新的风格，因此艺术市场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绘画风格的变化。
在城市和乡村这两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形态之外，另有一种民间手工业形态也在宋代获得了特别发展，即“镇市手工业”。在镇县一级的行政单元中，手工业的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并且以多种形式向外输出其手工业产品，以瓷器生产闻名的景德镇便是这一形态的代表。就经济重要性的范围和时限来说，没有其他艺术形式可以与中国陶瓷相匹敌。从晚唐到宋末，瓷窑分布广泛，对本地经济的支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伴随着市场上的竞争，以制瓷业为代表的各类手工业都在通过不断提高自身工艺标准、适应社会审美需求来提高产品竞争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手工业模式在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得以高度发展的一大原因。
另外，由于南宋时期已经具备了海上航行的技术与能力，加之政府重视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客观上扩大了宋朝的文化影响力。在外销商品的选择上，由于该时期的法定外销商品主要为丝绸和瓷器，同时北方丝源减少，而陶瓷的瓷土原料比较容易获得，因此瓷器出口大增，成为外销商品的主要品种。在南宋时期运载外销商品的“南海1号”沉船中，便打捞出大量的龙泉青瓷。出口的陶瓷多为日常家用器，从东南亚、印度、非洲，延展到近东和日本，在日本，中国的瓷器还受到僧侣的一致推崇。
瓷器的外销不仅在有宋一代兴盛，在后世同样是中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并且在西方成为炙手可热的物件，被认为是“神仙所使用的器具”。油画作品《诸神之宴》中众神所用的餐具，便是十分经典的青花瓷。实际上不止这一幅作品，众多西方油画作品中都曾有中国瓷器的身影，甚至于还出现过西方某国国王愿意用一支军队交换一件瓷瓶的传说。中国“China”也在不断的海外贸易中渐渐附加上了“china(瓷器)”的意义，瓷器开始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韵味的象征。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野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