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教的历史地位

　　宋型宗教之所以在后世得到高度关注，一大原因，就在于由“家国天下”的普遍关切而涌现的宗教奔流景象。

　　由祝圣仪式所确立的宋代宗教，可以看出其对于国家(天下)制度化认同的日常实践。自北宋开国以来，随着科举取士规模的持续扩展，特别是坚持“取士不问家世”的明确导向，宋代政治生活的庶民化与地域化得到强化，不同利益集团迅速形成。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排斥异己，比比皆是。此外，中央朝廷与地方机构之间形成紧张关系、每三年一轮换等任职制度等，增加了地方官吏的不稳定性。宋代政治文化构成中普遍存在的变动性与风险性，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同样感到充满变动与风险的士大夫们，在其现实生活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涉足禅林佛刹，其社会交往、知识交往，时见僧衲之影，呈现出包括政治行为、思想观念、知识活动、精神信仰等多方面的佛禅交游活动。谈禅论道，参请求法，不乏其人；诗文酬答，唱游山水，每每可见。诸多中央官僚及各级官吏，成为地方宗教场所的有力外护者，史载甚多，如李遵勖、刘筠、曾公亮、富弼等人，即属此类。如果缺省了士绅们热心外护宗教文化的活跃身影，宋代宗教史必将黯淡失色。

　　不过，宋代士大夫宗教之风习，固然是宋代宗教生活中社会精英的文化表现，但并非倾向于建构具有独立知识形态的宗教思想体系。佛教史上所谓“士夫禅”“相公禅”的说法，其实都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而并非参禅法门的方法界定。因此，“士夫禅”“相公禅”作为宋代士大夫的禅修性好，尽管不能与禅林“默照禅”“公案禅”等参禅法门相提并论，但在客观上对南宋盛行的“文字禅”却不无影响。如果着眼于“宋学”这一思想文化的整体环境，宋型宗教总体上具有以下历史地位：

　　(一)充分处理文化空间的距离平衡

　　儒家阵营的社会精英，尽管普遍存在着“出入释老数十年”的为学经历，但“出入”本身的动态(不稳定的断续性)，表明其面对释老时，终究是怀持着“有距离的宗教参与”心态。与此同时，无论佛教或道教如何赞叹社会精英们对于本宗教的普遍好感，对于宗教的神圣性存续来说，他们终究都只不过是“外护”而已，需要同样怀持“有距离的世俗信任”。宋代朝廷朋党泛滥，门阀意识炽盛，朝政动荡多变，排斥论与护持论相互并进，往往导致士绅在外护佛法中体现出义理与实践、智慧与信仰、社会化与个体性等兼顾结合的特征。上述两种形态的“文化距离”，使宋代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构成一种基础性的距离平衡。

　　宋代思想文化转型，被视为最终转入“儒家统治的时代”。宋代作为“儒家统治的时代”，恰恰呈现出新儒家与佛教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繁复杂的纠结关系。宋儒的工夫论立场与佛教诸多法门之间多有收摄关系，即使通过对儒家典籍本身的再阐发，从而重建儒学道统，这一路径主要也是仿效佛教宗统，在客观上削弱了宋儒对佛教活动的伦理责难与道义微词。因此，在两宋时期，出现了禅儒并兴、儒佛俱显的思想文化局面。

　　儒家治道的形成与确立，一大助缘在于遍布南北的讲习活动。真正形塑甚至改造中国文化的知识活动，或许就在于这些组织化的讲习形态。儒家从禅堂修学的组织方式中吸取了上堂仪式中的集中讲习，在参与中体现共修和分享。这种知识行动的组织机制极具活力，直接推动了“宋学”的多领域复兴，最终汇成堪比西方“文艺复兴”的综摄现象。

　　文教传家的传统，既通行于儒家，亦适用于佛教。儒家建构“道统”，佛教诸宗派则更是仿效禅宗，完善其“宗统”。道统与宗统的各自建构，使文教传承的源流与脉络极为清晰，使宋代文教具有迥异他代的“使命与担当”。文化成为有信仰的知识，信仰则成为体现文化的知识，使文化、信仰、知识三位一体，汇聚于道统与宗统之中。

　　(二)有效表达日常生活的情感平和

　　宋代宗教的现实生活，除了体现于宗教内部的仪式改造与制度设置，还呈现于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结社组织。宋代时期，一般宗教徒颇注重修持，并通过结社活动充实其修行生活。此时，佛教的融合趋势相当流行，既有禅宗、净土两宗合流并进(禅净合流)，亦有天台、华严等教家与禅宗、净土的融合(禅教融合或禅教净合流)。正是在持续融合的思想进程中，天台教与华严教相继中兴，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更为明显。通过宗教类型的结社活动，人们达到社区生活领域的人际和谐与情感平和。当然，在宋代，某些民间教派，也通过宗教结社表达社会抗议，从而遭到了官府的严厉查禁与明令取缔。

　　(三)及时洞察出世出家者的家国考验

　　宗教人士的专职化，使得即便是宋代道教，都不具有出世出家的自主选择。出世出家的避世性，在赵宋时代，注定无法摆脱家国关怀。特别是随宋室南渡而至的北方宗教人士，更是如此。更远地说，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建立之前这段时间，藩镇割据，社会动荡，道教的发展处于低谷。但是这一时期，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相继灭佛，极大地打击了佛教的势力，客观上有利于道教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从唐末安史之乱以来，直到宋辽金元交相陵替，汉族政权羸弱不振，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纵贯这一时代。战乱、天灾、饥荒、瘟疫及横征暴敛、民族仇隙等，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在苦难中辗转呻吟的民众，不得不寄希望于冥冥中的神灵，于是以符箓雷法、度亡济世为职事的符箓道教，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朝野。特别是融符箓雷法与内丹之道为一体的神霄派，以其精微独特的雷法著称于世，故深受民众的欢迎。各种各样的雷法应运而生，道派林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这些教派或宗派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就是出于稀释家国命运考验的宗教式尝试。

　　经过宗派化建构所形成的宋代佛教诸宗派，主要包括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以及诸宗融会而成的寓宗(即寄附于其他佛教宗派而实际影响颇大的净土宗)，当然也涉及宋代密教。除了禅宗、天台宗之外，宋代佛教净土宗与密教大有市场，颇受推崇，同样也折射出家世国运的考验。

　　到了宋元鼎革之际，宋代宗教界人士中的“遗民”现象，更是引人注目。宗教生涯与家国命运的直接考验，使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自觉意识的时期。因此，考察宋代宗教，必须结合这一独特的历史情境。正是在上述对“宋运”的关切之下，宋代宗教出现了思想创发与教派创立并进的“奔流”现象。

　　从北宋到南宋，精英士绅不仅积极参与推进禅林之兴盛、义学之中兴、禅教律净之并进、显密之兼修以及援禅入儒、学佛以知儒等知识性活动，更利用其丰富的行政资源，在诸如寺院兴建、经藏刊刻、请赐尊号、文字撰著等方面，助缘尤甚，从而客观上有利于形成宋代思想文化的开放环境，使之充当佛寺、佛僧与社会之间互动交往的重要媒介，成为宋代佛教生活的一大构成内容。在此过程中，也直接影响到专职化的宗教人士对于家国情境的及时洞察，从而为宋型宗教注入难能可贵的致用品格。无论是从禅宗的“忠义即菩提”“忠孝即佛性”，还是从道教的“忠孝即神仙”，都可以感受到家国关切的入世情结。

　　在此过程中，宋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精忠节义，也直接影响宋代宗教的忠义核心价值观念。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永革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