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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宗教的浙江呈现

2024-10-19 09:58:34 来源: 社科在线

  宋型宗教的地域展开,形态丰富,令人津津乐道。“宋代浙江佛教”“宋代浙江道教”,即是其典型呈现。

  无论是“宋代浙江佛教”,还是“宋代浙江道教”,显然都是一个区域化的宗教描述。大凡一个区域描述概念都具有综合性,“宋代浙江”作为区域概念的综合性,至少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宋代浙江”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变迁性,其二是“宋代浙江”具有人文构成的丰富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宋代浙江”既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政区划,更是一种文化地理的地域化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浙江佛教”在江南佛教地理上具有“全域化”的典型性。所谓“全域化”,是指“宋代浙江”地区的佛教形态(寺院生态)涉及江河小流域、海域、平原、山区等多地理形态。因此,“全域佛教”可以说是构成“浙江佛教”最为显著的区域特色。地域形态的多元存在,虽然并不成为影响佛教文化生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于该地区佛教生态的构成必定产生一定的作用。

  从区域佛教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来看,区域性的研究,虽然属于“部分”的研究,但“部分”同样能够反映“整体”,成为“整体”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人文研究,既不能不加辨别地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更要避免单纯的“区域主义”。其实,在特定的时空内,对于包括宗教现象在内的人类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地理考察,不仅可以更加立体地呈现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且可以深化对整体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

  至于宋代道教在南方的发展,虽然呈现出唐五代道教的承绪性,但不同于李唐时期的道教定位,表现出一些不同的演进趋势。其中,宋代道派的相继形成,现象突出,引人注目。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宋真宗和宋徽宗两位皇帝十分热衷于炼丹成仙,于是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掀起了崇道的热潮。北宋时期,符箓派兴起,其中以茅山宗最为兴盛。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还在杭州吴山建中兴观(东岳庙前身)。

  北宋时期最为著名的道士当属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其所创立的道教南宗,被称为紫阳派。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张伯端返回天台,住持天下著名的桐柏山崇道观,详究道教学说,用毕生所学著成《悟真篇》。他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曾与刘奉真等人“广宜佛法”,用佛教思想来解释道教教义,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主张先性后命)。全真南宗在宋、元时期盛行江南,与黄岩委羽山全真北宗龙门派齐名。天台桐柏山崇道观史称道教全真南宗的发祥之地。在浙江,金丹派南宗对宋代尤其是南宋儒家理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金元之际,全真道的汇合对道教尤其是元代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南宋定都临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江西、福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区,因而也成为白玉蟾云游传播道教最为关注的地区。

  作为创立神霄派的一代宗师,温州永嘉人林灵素撰著有《释经诋诬道教议》一卷、《归正议》九卷,明确主张用神霄雷法行祈禳劾召之事。作为一种聚众式的行动主义道教,神霄雷法饱受争议,《宋史》称其“惑众僣妄,众皆怨之。在京四年,恣横不悛,斥还故里”。正史记载中,多有厌恶之言词,而许多非官方的文章则对其颇有嘉奖。同为神霄派道士的还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莫月鼎。南宋时期神霄派之所以仍然兴盛,并分衍出众多支派,除了神霄派的大师们竭力弘道之外,更是基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土壤。

  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仓皇南渡之后,惊魂甫定,即着手营建或重建宫观,延揽羽流。一方面通过行政措施给予道观各种扶持政策,助其生存或扩展;另一方面,同样通过各种行政方式加强对道教事务的管理,引导树立良好的道教公众形象,特别是强化道教教义劝善教化的功能。如宋理宗(1225—1264年在位)特别喜欢《太上感应篇》,于绍定六年(1233)授意太乙宫道士胡莹微重刊《太上感应篇》,并亲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列于卷首,让当时大儒真德秀代作序、跋,朝臣宰相郑清之撰写赞文,广为传播。此举为后世道教劝善书的风行具有典范意义。宋宁宗赵扩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并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

  由于政治版图的时局环境,南宋道教的发展几乎就是江南道教的发展。江南一直是中国道教活动的中心地区,南宋的政治格局更使江南道教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江南道教宫观,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幸。另外,此时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而宋元之际温州苍南的林灵真所开创的道教东华派,则直接参与抵抗元军的实际行动。

  至于传统宗教参与地方名胜的构成,几乎是古已有之的历史铁律。“天下名胜僧道多”,一语道尽此一铁律的无尽魅力。如宋代浙江佛教对于杭州西湖,对于宁波南湖,对于雪窦山、天童山,对于余杭径山,更不必说作为天台宗祖庭的天台山,都注入了宗教文化的元素。

  宋代道教“洞天福地文化”之于浙江名胜的加持,同样令人称道。洞天福地是道教代表性的活动场所,历代高道在此修行传道,加之景色秀丽宜人,其在道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老子《道德经》的理论,“道”是元始祖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天地之间,有洞天福地。唐司马承祯编纂《上清天地宫府图经》、杜光庭著《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出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浙江因为山川灵秀,洞天福地特别多,道教十大洞天,浙江即居其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居其九;道教七十二福地,浙江占有十八处。于此可见宋代浙江道教在当时影响之大。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永革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编辑:肖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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