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教的浙江呈现

　　宋型宗教的地域展开，形态丰富，令人津津乐道。“宋代浙江佛教”“宋代浙江道教”，即是其典型呈现。

　　无论是“宋代浙江佛教”，还是“宋代浙江道教”，显然都是一个区域化的宗教描述。大凡一个区域描述概念都具有综合性，“宋代浙江”作为区域概念的综合性，至少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宋代浙江”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变迁性，其二是“宋代浙江”具有人文构成的丰富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宋代浙江”既是历史上的一个行政区划，更是一种文化地理的地域化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浙江佛教”在江南佛教地理上具有“全域化”的典型性。所谓“全域化”，是指“宋代浙江”地区的佛教形态(寺院生态)涉及江河小流域、海域、平原、山区等多地理形态。因此，“全域佛教”可以说是构成“浙江佛教”最为显著的区域特色。地域形态的多元存在，虽然并不成为影响佛教文化生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于该地区佛教生态的构成必定产生一定的作用。

　　从区域佛教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来看，区域性的研究，虽然属于“部分”的研究，但“部分”同样能够反映“整体”，成为“整体”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区域性的人文研究，既不能不加辨别地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更要避免单纯的“区域主义”。其实，在特定的时空内，对于包括宗教现象在内的人类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地理考察，不仅可以更加立体地呈现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且可以深化对整体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

　　至于宋代道教在南方的发展，虽然呈现出唐五代道教的承绪性，但不同于李唐时期的道教定位，表现出一些不同的演进趋势。其中，宋代道派的相继形成，现象突出，引人注目。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宋真宗和宋徽宗两位皇帝十分热衷于炼丹成仙，于是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掀起了崇道的热潮。北宋时期，符箓派兴起，其中以茅山宗最为兴盛。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还在杭州吴山建中兴观(东岳庙前身)。

　　北宋时期最为著名的道士当属全真南宗祖师张伯端。其所创立的道教南宗，被称为紫阳派。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张伯端返回天台，住持天下著名的桐柏山崇道观，详究道教学说，用毕生所学著成《悟真篇》。他主张道、儒、释三教合一，曾与刘奉真等人“广宜佛法”，用佛教思想来解释道教教义，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主张先性后命)。全真南宗在宋、元时期盛行江南，与黄岩委羽山全真北宗龙门派齐名。天台桐柏山崇道观史称道教全真南宗的发祥之地。在浙江，金丹派南宗对宋代尤其是南宋儒家理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金元之际，全真道的汇合对道教尤其是元代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南宋定都临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江西、福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区，因而也成为白玉蟾云游传播道教最为关注的地区。

　　作为创立神霄派的一代宗师，温州永嘉人林灵素撰著有《释经诋诬道教议》一卷、《归正议》九卷，明确主张用神霄雷法行祈禳劾召之事。作为一种聚众式的行动主义道教，神霄雷法饱受争议，《宋史》称其“惑众僣妄，众皆怨之。在京四年，恣横不悛，斥还故里”。正史记载中，多有厌恶之言词，而许多非官方的文章则对其颇有嘉奖。同为神霄派道士的还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莫月鼎。南宋时期神霄派之所以仍然兴盛，并分衍出众多支派，除了神霄派的大师们竭力弘道之外，更是基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土壤。

　　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仓皇南渡之后，惊魂甫定，即着手营建或重建宫观，延揽羽流。一方面通过行政措施给予道观各种扶持政策，助其生存或扩展；另一方面，同样通过各种行政方式加强对道教事务的管理，引导树立良好的道教公众形象，特别是强化道教教义劝善教化的功能。如宋理宗(1225—1264年在位)特别喜欢《太上感应篇》，于绍定六年(1233)授意太乙宫道士胡莹微重刊《太上感应篇》，并亲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列于卷首，让当时大儒真德秀代作序、跋，朝臣宰相郑清之撰写赞文，广为传播。此举为后世道教劝善书的风行具有典范意义。宋宁宗赵扩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并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

　　由于政治版图的时局环境，南宋道教的发展几乎就是江南道教的发展。江南一直是中国道教活动的中心地区，南宋的政治格局更使江南道教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江南道教宫观，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张继先的“正一雷法”，得到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宠幸。另外，此时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而宋元之际温州苍南的林灵真所开创的道教东华派，则直接参与抵抗元军的实际行动。

　　至于传统宗教参与地方名胜的构成，几乎是古已有之的历史铁律。“天下名胜僧道多”，一语道尽此一铁律的无尽魅力。如宋代浙江佛教对于杭州西湖，对于宁波南湖，对于雪窦山、天童山，对于余杭径山，更不必说作为天台宗祖庭的天台山，都注入了宗教文化的元素。

　　宋代道教“洞天福地文化”之于浙江名胜的加持，同样令人称道。洞天福地是道教代表性的活动场所，历代高道在此修行传道，加之景色秀丽宜人，其在道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老子《道德经》的理论，“道”是元始祖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天地之间，有洞天福地。唐司马承祯编纂《上清天地宫府图经》、杜光庭著《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出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浙江因为山川灵秀，洞天福地特别多，道教十大洞天，浙江即居其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居其九；道教七十二福地，浙江占有十八处。于此可见宋代浙江道教在当时影响之大。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永革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