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教的转化愿景

　　从历史文化交流互鉴的意义上说，宋型宗教是让当时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宋型宗教(特别是宋型佛教)更是当时主导东亚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宋代浙江佛教在此进程中的巨大成就可以明显看到，宋代浙江佛教具有的“东亚性”及其主动“走出去”的“海洋意识”，可成为切入宋型宗教时代转化的一大突破口。

　　(一)宋代浙江佛教的“海洋意识”与文化交流互鉴的“东亚模式”

　　在当代学术界，“东亚性”多被用于表示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地区文化上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东亚“现代性”的观念呈现。其中，尤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典型，并因此而归结出儒学的“东亚性”。如杜维明在《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一书中认为，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儒学可以作为现代东亚复兴的力量源泉。诉诸宋代浙江佛教的历史实情，早在北宋时期，即有“入宋求决”的日僧与佛教思想家四明知礼之间的佛学活动。

　　作为历史的“东亚性”，佛教文化的贡献，不仅先行于儒家传统，而且其持续性远甚于儒家思想。在此所描述的“(浙江佛教)东亚性”，主要是对北宋东亚地区(北宋、日本和高丽)佛教文化演进过程中一些共同特征的概括。在东亚佛教文化交流史上，至少具有两大代表性例证：一是高丽僧统义天(1055—1101)“入宋求决”于“晋水教主”慧因寺净源(1011—1088)所呈现的东亚华严学的共同传统(如对法藏《华严五教义》的普遍关注)；二是日本“惠心僧都”源信(942—1017)派弟子寂照(962—1034)“入宋求决”于四明知礼(960—1028)所呈现的东亚天台学的共同传统。前者以浙江杭州为中心地区，后者则以宁波(明州)为中心，无疑都是宋代佛教的产物。但后者不仅在时间上先于前者，而且由于天台学在北宋时期的强势地位，其历史影响亦更深远。透过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辨析，从中可以看到宋代浙江的佛教学僧在其弘法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东亚性”及其“海洋意识”。其背后的话语力量，则源于宋代浙江的佛教学僧对于佛教义学的系统阐释与深刻论述。

　　(二)让文物、历史、文化共同发声：细致清点宋代浙江宗教的综合家底

　　宋代浙江宗教的综合家底，其一大构成，首推宋代宗教建筑(包括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

　　佛教寺院是佛教僧人聚居及开展佛教活动的场所，既是佛教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更是佛教文化流传的空间载体。寺院文化本身承载着佛教文化的历史变迁，甚至寺院的历史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写照。佛教寺院的出现，几乎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相传汉明帝在洛阳创建白马寺，为我国佛教寺院之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早期的佛教寺院主要以舍宅为寺。隋唐以后，佛教寺院创建越来越普遍。浙江历史上的大多数佛教寺院皆兴建于此一时期。浙江佛教寺院之“古”，盖源于此也。

　　古寺，不仅特指佛教历史意义上的古老寺院，同时也是一种深植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意象，并且是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普遍影响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景观。因此，古寺也是一种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现象。对于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特色的众多古寺，我们或许会记起宋徽宗赵佶著名的“深山藏古寺”，也会想到唐代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所吟诵的“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通过文人入诗、墨客入画，古寺渐成为一道文化记忆的风景线，甚至衍化成“天下名山古寺多”的景观常态。

　　对于浙江古寺的探踪寻迹，可谓是近100多年来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近代浙江佛教的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内容。早在1912年，江苏佛教居士高鹤年先生(1872—1962，江苏兴化人)在上海《佛学丛报》第3期《文苑》栏目开始连载《名山游访记》，1935年首次结集出版，至1948年补编再版，短短十余年间，竟先后印刷了六次，成为民国时期佛教纪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1956年，此书又增加了“外编”“增编”两万余字，始成“定本”。《名山游访记》记述了当时浙江湖州、杭州、台州、温州、宁波、普陀山等处的诸多古寺，为后人存留了许多珍贵的浙江佛教景观，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1918—1924年，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组织田野调查团，亦曾在浙江从事佛教文化史迹调查工作。通过照片、图解和文字并用，记录了不少浙江古寺的风貌，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灵隐寺、净慈寺、天竺寺、凤林寺、昭庆寺、高丽寺、圣水寺、玛瑙寺、梵天讲寺、闸口白塔、六和塔、云栖寺、孝义庵太素锦庵塔、飞来峰、径山寺，宁波延庆寺、宝云寺、天封塔、天宁寺、岳林寺、雪窦寺、天童寺、阿育王寺，普陀山潮音洞、磐陀石、太子塔、普济寺、法雨寺，绍兴大善寺、塔山等。1934年五六月间，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来到中国，撰写了《中国佛教印象记》，亦曾寻访杭州净慈寺、昭庆寺、灵隐寺、上天竺寺、清涟寺、紫竹林寺及宁波天童寺、七塔寺和普陀山等佛刹，考察并记录了当时浙江佛教现状，展现了“浙山浙水”“浙寺浙僧”的人文图景与生活场景。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而浙江作为佛教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区域，受到的影响更是明显。早在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在开幕式致辞中就强调，浙江素有“东南佛国”之称，“江南名刹”灵隐寺、“海天佛国”普陀山等众多古寺名刹驰名中外。佛教传入浙江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对浙江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浙江历史上高僧辈出，形成了独特的江南佛教风格。浙江佛教在对外交流中贡献突出，尤其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发展关系密切。历史上曾以“深山藏古寺”而著称于世的“诗画浙江”有着众多的“佛教(寺院)元素”，在加快建设“诗画浙江”、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示范区的新时代进程中，当代“生态佛教(寺院)元素”亦不应缺席。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2018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再次谈到学习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要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要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让优秀文物世代相传。浙江也同样通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而展开浙江寺院文化长卷。

　　“让文物说话”。突出浙江寺院的“文物属性”，浙江佛教寺院中先后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42处，被纳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35处，涉及建筑、经幢、佛教类古塔、摩崖石刻、遗址等，两者共计77处，可见浙江古寺的分量之重。“让文物说话”，充分展现了浙江寺院文化的历史底蕴。

　　“让历史说话”。一部寺院史，既是一部佛教文化史、佛教社会史，同时也是一部以僧人活动为主体的佛教生活史。有寺当有僧，寺由僧立，寺因僧兴，寺僧一体，是佛教活动的基本形态，也是传统寺院生活及其内在管理的一大规范。浙江寺院亦不例外。就佛教文化而言，吴越国主钱镠建都杭州，弘扬佛法，奠定了浙江作为“东南佛国”的基础。南宋所谓禅宗“五山十刹”，也以浙江寺院居多。元代在杭州设有行宣政院，管理南方佛教事务，更进一步确立江南作为佛教中心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佛教广泛渗透于民众生活之中，其文化影响更具大众化，表现样式更具多元化，影响至今。

　　“让文化说话”。佛教寺院曾是不同历史时期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寺庙都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正如美国学者韩书瑞在其著作《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所说：“寺庙的职责包括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救济院、消防队、市场、旅游景点等场所可以发挥的各种非宗教的公共职能。”佛教有一句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称“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浙江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聚集之域，要思考如何彰显佛教寺院的地方人文特色，突出其“名城之缘”“历史之缘”“文化之缘”。特别是对于杭州、宁波等“东南佛国”的核心区域或中心区域，要通过再现这些地区的“佛国之缘”“佛化之缘”，最终落归于如何将其佛教历史文化之“缘”进行资源性转化，最终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人文浙江”服务。

　　正如浙江佛教最能体现其独特性的“江南佛教风格”一样，浙江古寺文化同样具有浓郁的江南文化特色。通过博征文献，考诸实迹，遍访高贤，聚焦于名士、名僧、名寺、名诗等所呈现的古寺文脉，能够让人真切地领略到通古贯今、鉴古知今之风貌，融古今人文为一体，借寺观文(文物)，因文(文物)见寺。

　　宋韵文化之宗教形态，应突出宋代浙江佛教的寺院形象，而这种突出或许可以从清点宋代浙江寺院及其所深蕴的综合家底开始。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永革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