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它提供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基础条件，商品经济因此有了飞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还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所有这些都使宋代经济具有某些现代特征与元素，透露出颇具特色的现代韵味。
一、宋代经济具有的现代因素
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商品经济能够推动市场的扩展与技术进步，再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提升，最终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到现代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就是自由的劳动力，因此传统社会人身依附的解除，是现代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
(一)劳动者人身依附的减弱
传统中国长期实行土地国有制，通过控制土地而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唐代实行均田制，国家通过分配土地给农民，再加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但是至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租庸调制度难以实行。大量农民离开故土，依附于地主，接受地主的庇护，被称为客户。唐朝政府为了增加赋税而实施两税法，主要按照财产征税，而不再按照人丁征税，因此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至宋代，国家更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佃户如果缴纳田租之后，不再租佃地主的土地，地主不得阻挠。因此，宋代农民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宋代还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不像之前限制土地的交易，或实行土地分配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伴随着土地买卖的自由和农民人身依附的减弱，土地租佃制度也盛行起来。当然宋代还存在人身依附较强的佃仆制度，尽管如此，仆人与主人之间也是雇佣关系，而且在农业生产中佃仆所占比例较少。
不仅是农民，手工业者自唐代以来在官府作坊所受的劳役剥削也逐渐减少，人身依附性也大大减弱，唐代中叶出现了纳资代役制，出现了和雇、和市制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宋代官营作坊的手工业者的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包括罪犯和奴婢、军匠和工匠多类。其中使用罪犯和奴婢人数所占比例较少，军匠最多，民匠次之。军匠和民匠原则上实行雇佣制度，这种雇佣制度当然不同于近代的自由雇佣制，但与之前广泛采用的奴隶制和差役制相比是一种历史进步。总之，宋代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大为减弱，因此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盛行起来，所有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发展
宋代的商品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首先是商品交易规模盛大，一些城市客商云集，商品交易量极大，因此许多城市有专门供商人存放货物的邸店、榻房、堆垛场等。其次是货币需求量大增。黄金、白银成为流通货币，但由于黄金、白银比较短缺，因此还大量使用铁钱以及盐引、度牒之类的有价证券。北宋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两宋纸币的发行量非常巨大，以此弥补了金属货币的不足。再次是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宋朝政府大力支持鼓励开展海外贸易。宋太宗时就派遣使者前 往海南诸国，招徕贸易。宋代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分布广泛，除了东亚的日本、朝鲜，还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并可能远及非洲东部，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也不断增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卷入到了商业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其中农为根本，而商为末业。但是宋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宋代士人子弟多出于商人之家，经商致富才能培养子弟读书。“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陆游晚年闲居乡间还以卖药补贴家用，还嘱咐小儿子如果无法谋取官职，不如卖药为生。宋代农民从事各种小工商业者更是比比皆是。“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
工商业的兴盛，使城市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古代城市主要具备政治、军事的功能，经济功能相对较弱。但是宋代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城市，除了政治性和军事性城市之外，还包括经济都市，主要包括工商业“镇”和一部分较大的“市”。还有一些是综合性城市，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普遍发展，使它们发生局部质变形成的，宋代的苏州、泉州、广州、鄂州等工商业发达程度较高，其经济职能未必逊于政治职能。城市功能的变化，推动城乡经济向市场化发展。在唐代之前，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通过市场来维系，而是通过政府赋税与土地地租的形式直接联系，供给城市的农产品也并非通过市场渠道来满足。但是至唐代中叶之后，尤其宋代以来，城镇市场的中心功能得到了发挥，城镇成为周围农户实现交易的场所，从而形成了以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当然就宋代而言，这样的市场网络仅限于经济发达地区。
以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标志着市场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可以称之为市场化。宋代虽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但是区域性的市场网络已经形成，因此也是市场经济启动的时期，预示着向现代转化的开端。
(三)产业分工程度的提高与生产技术的进步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场的发育，能够强劲地推动产业分工的加速发展。在农业领域，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并出现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分工，西瓜、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都在宋代形成了专门性的种植，药材、蔬菜也成为商品化的种植物。花卉种植也是新兴的专业化种植业，宋代江西九江等地出现了商业化的人工培育鱼苗，“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苖，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
在手工业领域，各种行业的分工程度显著提高。丝织业已经出现专门从事丝织业的织户，并出现地域性的丝织业中心。如婺州地区丝织业非常发达，金华县“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宋代海外贸易极大地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包括制瓷、纺织、印刷、造船等各种产业，其中以陶瓷外销最为显著，宋代东南沿海几省涌现了数以百计的瓷窑，生产的瓷器有很 大部分供出口，宋代广东路的出口产品主要就是瓷器。
产业分工程度的提高总是与生产技术的进步相联系的，宋代的生产技术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雕版印刷、火药虽然不是宋代发明，但是其技术改进和广泛应用都是在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是宋代的事情。宋代在农业、手工业方面的各种技术进步非常普遍。冶炼工业中胆水浸铜术的推广，灌钢法的改进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铜和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日用的需要，煤在北方开始较多地应用。纺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纸业、食品加工业、造船业、盐业、酿酒业等各方面的技术和工艺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中，唐代发明的曲辕梨在宋代得到了重大改进，在耕犁上加装了犁刀。唐宋时期大量推广使用钢刃熟铁农具，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布罗代尔认为尽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50至60年代的英国，但是它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若干世纪前早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终点。欧洲在爆发工业革命之前，曾经出现过多次早期的工业发展。11世纪开始的马和磨坊的使用，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被称为“首次工业革命”，15世纪70年代德国矿业发展带动的一系列技术革新，以及1560-1640年的英国首次工业革命，等等。欧洲从11世纪此起彼伏的各种实验互相联系，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轮流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各个方面特别是农业领域随之发生的变化，因此工业化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进程。
如果说工业化是整个欧洲大陆参与的长期的过程，那么它何尝不是整个世界参与的过程？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前传到了欧洲，它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的产生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培根最早谈到印刷术、火药和航海罗盘这三种事物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又成为科学复兴的手段。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 进程的重要影响。后来李约瑟把造纸术与印刷术并称，从而成为“四大发明”。因此，宋代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各种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当时的世界无疑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 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当之无愧是早期工业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有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发展到了接近“亚现代”的水平。
二、宋代经济结构的变革
传统中国经济以国家经济为主导，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工商业也主要由国家经营。秦汉以来，民营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官营还是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土地的自由买卖，商品经济的兴盛，宋代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增强，公共经济兴起，宋代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由于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刺激的结果，因此也透露着别具特色的现代韵味。
(一)国家调控经济与国有经济
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财政税收和金融贸易政策，二是垄断和调控经济资源，三是发展国有经济直接经营某些产业。在很多情况下，这三种方式是相互结合地使用的，但是国家性质的不同，各有侧重。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保持大一统国家，国家能力相对较强，对经济的三种影响方式比较完备。
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虽然较强，但是它还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支撑。宋代的财权、人事权和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家能力大大增强。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国家发行纸币，各种禁榷和专卖制度达到了历史上最繁密的程度，宋代的商品流通很大部分是由国家财政需求带动起来的，因此财政能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济效益的增进，税收无法提高，货币信用难以保证，专卖也难以推行，因此宋代国家调控经济能力的增强，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反过来，如果国家调控 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那么试图通过国家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或者提高赋税收入，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效果反而对经济起到抑制作用。
宋代国家调控经济，主要运用禁榷专卖制度，税收反而不太重视，宋代征榷收入远远高于税收收入。宋代还尝试运用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就是试图通过货币借贷推动农业的发展，与现代经济政策相符合。但是王安石变法借助于政府 直接经营信贷和贸易，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而且当时的民间社会还没有发育到能实行货币经济的地步。陈焕章1907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第一部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系统总结儒家经济思想的优秀著作。书中对常平仓和王安石变法做了系统论述，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是现代国家了。陈焕章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华莱士就吸收了陈焕章思想，提出“常平仓”计划。1938年美国国会采纳了该计划，实施新的农业调整法案，以商业贷款的方式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成效显著。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在现代经济中经过改进应该是可行的，由此可见，宋代的经济调控政策颇具现代意味。
宋代是民营经济迅速成长的时期，但是官营经济规模仍然相当可观。宋代的矿冶、铸钱、军器制造、酿酒、盐业、茶叶加工都是国家禁榷专卖，但是纺织、瓷业等行业并不实行专卖，也有官营作坊，而且官营作坊比民营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官营的经营管理没有民营灵活，因此很多情况下官营亏损，转为民营就盈利。当然，宋代的官营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经营管理方式也适应市场化的要求，而进行了制度性的改变，并为后代所沿袭。
(二)公共组织与公共经济
宋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就是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如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用以救荒，取得较好的效果，朝廷颁布法令予以推广。其他还有如义役、书院等，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宗族。宗族组织虽然以血缘为基础，但它是平民化的组织，并向非封闭性的社会化组织发展，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这样的公共组织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诸如育婴堂及各种会社组织。但是宋代以来的公共组织，与欧洲的市民社会有显著的区别，因为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 独立的公共领域，而公共组织一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背景，由国家与民间社会共同组建而成。
宋代以来的公共组织从事公益事业，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因此它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宗族组织是最普遍的公共组织，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韦伯认为中国总是奠基于纯粹的家族或者拟家族的个人关系之上，因此无法适应现代基于信用的理性化的经营方式。宗族组织可能与现代化工业大生产不兼容，但并不一定阻碍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发展。吴承明认为明清时期的宗法制是以孝亲敬祖、睦族共济为主的伦理观，它与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抵牾。冯尔康更加明确地认为，宗族是与商品经济相互结合的，宗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商业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1980年之后宗族复兴，也是在东南市场发达之地，足以说明宗族与现代市场经济能够互相促进。
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国营经济，也不是私人经济，而是由公共组织所有。一方面公共经济的产业由私人或者国家捐助，它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剩余资本。另一方面公共经济的经营方式也是商品化的，公共土地较早地推广了永佃制，公共产业如店铺都是出租的，有的还积累资本放贷生息，或投资产业。因此，公共经济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民营经济与乡村工业
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手工业领域，宋代一些重要的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有的实行买扑制，由民间承包经营，因此也 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在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手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婺州不仅是宋代重要的丝织业中心，也是制瓷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根据考古挖掘，金衢地区已发现五代、北宋时期婺窑四百余处，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这一时期婺窑窑群密集，窑址、窑床一座连接着一座。其中很多分布于金华地区，如东阳南马地区窑址毗连达十五华里，共有窑址三十多座，金华沿白沙溪两岸方圆十多华里有窑址五十处。
宋代的民营经济是农副业紧密结合，即小农与小工商业紧密结合的家庭工业和乡村工业。宋代至明清时期人口成倍增长，而新开垦的土地有限，增长的人口主要就是通过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经营工商业才能养活。宋代以来县及县级以上城市数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动，而且城市人口也没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县级以下的市镇和乡村得到了蓬勃发展，也可印证宋代以来的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乡村地区。
传统中国的乡村工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产业集群程度很高，一个区域往往形成一种产业，并且通过不断扩展市场而增强产业集群程度。在产业集群的扩展过程中，地缘和血缘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专业化经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带动产业分工与宗族组织兴起的结果。生产者以家族血缘为核心，然后扩展到一定范围的地缘，建立起生产的专业化集群。学者认为中国商人善于以同乡和血缘为纽带，建立商品交易体系和经济专业化网络， 如徽商建立的长江下游商业网络。这种专业化网络，在中国现代化工业企业及其海外扩展中仍然非常普遍。也有学者针对中国明代以来生产技术不是向上升级，反而趋于简单化的现象，认为它既不是伊懋可所指的“高水准平衡陷阱”，或者是黄宗智认为的经济内卷化，也不是彭慕兰所说的中国无法摆脱生态资源的制约，而是随着生产向家庭作坊的集中，血缘和裙带关系成为劳动关系的主流所形成 的。华人经济组织中有众多的中小型家族企业，建立适应不同需求的弹性化生产网络，使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三、总 结
综上所述，自宋代以来传统中国就走上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无疑都居于世界前列，其中的生产技术传到欧洲，对欧洲文明和现代社会的产生都 有巨大的影响。总结宋代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规模、细密的专业化经济分工和相互协调的经济组织这三个特点，它们相互结合，在经济市场化的推动下而具有初步的现代特质。当现代化的条件 一旦成熟，其内在蕴含的潜能释放出来，将是无与伦比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自宋代以来 近千年积累爆发的结果。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王一胜，原载于《浙江学刊》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