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路向
在当代中国，面对思想理论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涌动、激荡、竞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斗争能力、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重大政治课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在其整体思想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中介意义，也具有重要现实借鉴价值。1847年至1856年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等重要著述和时评中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基础有大量精彩的论述，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是在双重路向上展开的。一方面，在“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致思路向上，深入到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批判达到了原则高度，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存续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必然；另一方面，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致思路向上，阐析资产阶级国家之于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及能动作用，揭示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制作机制和主体自觉。双重路向、达至原则高度的批判为当代中国准确把握进而有力反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能力提供了历史借鉴。然而，在国内学界，这一重要思想资源的学理内涵及其现实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开掘。
一、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方位
就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发展史而言，“随着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所培育的对于进步的信仰”，“过去的两个世纪”(1750年始)属于“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随着以美、法革命为开端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在1848年达到高峰，1848年前后成为观察与理解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发展历程中，1847年至1856年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从双重路向展开且达到了原则高度。这一批判的实现以1842年至1846年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初步反思为思想史背景，以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为社会史背景。
(一)思想溯源：1842年至1846年间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初步反思
1847年至1856年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集中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展开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但就思想史脉络而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开始的时间远早于此，可以追溯到《莱茵报》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走上现实政治斗争的舞台，秉持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破灭。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从具体的政治观点出发，发现辩论者各自所代表的特殊等级利益，要求自由报刊体现人民精神；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公开捍卫贫苦百姓的物质利益，抨击省议会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精神的亵渎；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揭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贫困状况与国家管理机构的关系，触及社会关系背后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状况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集中展开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使作为国家存在之天然基础的家庭和作为国家存在之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作为伦理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超越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因此，从以私人利益为主导原则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向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转变，是绝对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黑格尔国家观中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现实关系的观念颠倒——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相反，被马克思称之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政治制度观的批判，延续并深化了此前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批判。鲍威尔持有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的基础根本不是鲍威尔的批判所设想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对于普遍国家制度的观念上，鲍威尔认为必须用普遍国家制度将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用国家政治生活统合分散的原子个体。马克思揭示了鲍威尔国家制度观对于事实的颠倒，即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实际上他们是“利己主义的人”；联系市民社会成员间的纽带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中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在国家与市民生活的关系中，唯有类似鲍威尔的批判家还持有国家维系市民社会的妄想，“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之前，马克思的主要研究视域是哲学，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只是附带的内容，且批判的方法还不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哲学根基。
(二)实践背景：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
从1835年至1846年间以批判哲学意识形态为重心，到1847年至1856年间以批判政治意识形态为重心，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视域与重心的转向不仅具有既往政治意识形态初步批判的思想史背景，也有革命斗争形势作为社会史背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西欧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斗争意识觉醒。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再也无法被掩盖与调和。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 2月 24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功绩与固有局限，宣告“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内含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最为深刻的批判。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同时，1848年 2月 22日至24日法国巴黎发生二月革命，将1848年欧洲革命推向高潮，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相继爆发革命运动。马克思身处巴黎，目睹了这场革命浪潮发生、演变与失败的全过程，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与限度有了切身体会。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重要著作和时评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德国革命形势与状况、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政变等问题，总结了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其间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有大量精彩的论述。可以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始终是与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及其内在矛盾近距离的观察激发马克思考察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之于市民社会的能动作用。就致思路向而言，早年时期出于彻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揭露与批判，遵循的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路向，侧重考察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19世纪40年代经由对欧洲革命的切近观察，马克思开启了另一重致思路向——“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路向，侧重考察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傅勒敏锐地指出：“青年马克思囿于政治从属于市民社会的观念，除了一种幻想的形式之外，他不能想象任何其他形式之下的政治民主。”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能动性这个青年马克思未曾关注的问题，由于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核心奥秘”而首次被完全清楚地提出来并予以初步解答了。
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核心价值观的伦理批判
资产阶级“自由”“博爱”“民主”等政治核心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847年至1856年间，马克思通过观察欧洲革命进程，对上述资产阶级政治核心价值观集中展开了伦理批判。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充当革命装饰物的“自由”“博爱”“民主”等政治核心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用来掩蔽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些华丽辞藻最终被残酷的革命进程证明是资产阶级蒙蔽无产阶级视野、利用无产阶级力量的借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即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
(一)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核心价值观的虚伪本性
《共产党宣言》在反驳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责备时，批判资产阶级所谓“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观点掩蔽自身利益的实质，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核心价值观的虚伪性。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直接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趁机污蔑共产党人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为反驳资产阶级利用“财产”概念对共产党人的诋毁，马克思一方面揭露资本的剥削本性，将资本与一般财产严格区分开来：雇佣劳动不会为无产者创造出财产，只会创造出资本；资本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另一方面，旗帜鲜明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不仅不是要对抗劳动，恰恰相反，是要剥夺资本奴役劳动的权力。至于所谓共产党人要消灭“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之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仅仅是资本，“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党人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所谓“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资产者所谓的个性，不外乎是资产阶级私有者的个性，这正是共产党人意欲消灭的个性；资产者所谓的自由，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指的不过是自由买卖、自由贸易，实质是资本的自由。通过反击资产阶级的无耻污蔑，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上述观念的本质：资产阶级所谓“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观点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观念形态。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的批判仅限于理论层面，那么，通过观察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虚伪性的理解更为全面和深刻。“自由”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口号。1848年 11月 4日通过的法兰西宪法将各类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教育自由、宗教自由等均纳入宪法，使之成为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通过的第二个月，马克思就撰写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揭示资产阶级必然通过宪法形式确认自身政治权益的必然性。资产阶级为了确证物质利益、享受政治权益，就必然要求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愿望和要求并采取行动的可能，获得“出版自由”；就必然要求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获得“结社自由”；就必然要求获得“信仰自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维护统治的必然要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权的虚伪性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口号，“自由”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威，却依然无法掩盖它的虚伪性。“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自由的实现不仅在资产阶级宪法条文中呈现出前后矛盾，更在现实中遭遇种种限制和重重障碍，资本主义国家公民获得的仅仅是观念的自由。
(二)批判资产阶级“博爱”核心价值观的利益掩蔽性
《法兰西阶级斗争》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组文章构成，这些文章分析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经验，其中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掩蔽作用进行了细致分析，集中呈现为对资产阶级临时共和国的“博爱”口号的利益掩蔽性的揭露。
1848年 2月 22日至24日法国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推行反动政策、腐朽衰败的“七月王朝”。资产阶级趁机篡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在工人阶级的武力强迫下，建立了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打出了“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造成资产阶级统治已经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被排除的假象。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是“博爱”。“博爱”作为以核心价值观形式呈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仅仅“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调和阶级对立、超越阶级斗争。“博爱”也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口号。这种国家意识形态以伪善的面具遮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巴黎的无产阶级一度沉醉于二月革命宽大仁慈的博爱氛围中，进而“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②，争取自身利益。然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只允许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贡献力量，不允许无产阶级分享胜利果实。革命时期许诺给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日益视为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整个存续期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反对无产阶级利益要求的斗争。
六月起义的失败撕开了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虚伪面纱。随着无产阶级要求将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动政策，两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1848年 6月 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史称“六月起义”。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在马克思看来，六月起义是两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起义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撕破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虚伪面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博爱”意识形态口号的掩蔽下，无产阶级似乎能超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但当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要求在现实中确证自身利益时，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虚伪面纱被彻底撕破。六月起义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深恶痛绝。对资产阶级统治者而言，这是一场“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它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口号——马克思称之为“凶恶怪物”头上起到“保护和掩饰”作用的“王冠”——无法继续发挥掩蔽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功能，因为它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马克思称之为“凶恶怪物的脑袋”——的真实面目被揭开。这里包含了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装饰物，起到保护这一统治秩序不受威胁与颠覆，并为其掩饰和美化的作用。唯有起义的失败才能警醒无产阶级：只要触碰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面纱就会自动落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然采取暴力镇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总之，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
(三)戳穿资产阶级“民主”核心价值观幻象
在1848年至1856年间的一些评论文章中，马克思清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幻象。1848年 3月，马克思回到德国参加三月革命，通过《新莱茵报》分析德国革命形势、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同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通过分析1848年 11月普鲁士的政局，马克思提示王权与普鲁士国民议会间的冲突唯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号召“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然而，普鲁士国民议会仅仅限于号召消极反抗，结果反革命获得了胜利，同年12月 5日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马克思在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一文中分析了普鲁士反革命获胜的原因，批判了《国民报》的意识形态空想。《国民报》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柏林出版的报纸。
该报第21号宣称普鲁士人民实现自身普选权、表达全民意志而非个别等级和阶级意志的时刻已经到来。马克思采用归谬法，批判《国民报》所谓的体现全民意志的普选权的观点。《国民报》的宣称暗示存在一种统一的国民精神、统一的国民意志。但在马克思看来，统一的意志以同样的利益、生活状况、生存条件，或者至少是暂时紧密相连的利益、生活状况、生存条件为前提。这一前提条件的无法满足使得所谓统一的意志只可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其他阶级的意志只能是从属。“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 期上发表的书评《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中，马克思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存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国家实行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奴隶制，法兰西各种共和政体也不是民主政体，北美共和国模式同样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既定统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目的、通过形式的民主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一幻象使得获得统治权的人拥有统治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崇拜，“现代民主的秘密不过就是伪装高贵的人(sham-noble)提高了地位，由于传统和重新制造的幻想而受到了崇拜”。维护统治合法性便是资产阶级民主施行的必要性。为了履行这一职能，资产阶级民主必将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在《1848年11月 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中，马克思谴责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幻本质：仅有观念的存在，没有现实的存在。这个虚伪的宪法所存在的矛盾是固有的、内在的，这一点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仅仅是“口头上标榜”的民主。资产阶级承认民主原则的正确性，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声称维护全民民主权益，“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其执政后愈发明确地凸显出来。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提出的鼓动全社会成员的“自由、民主、博爱”口号作为“共同利益的幻想”是具有一定真实性的。“这些口号是‘幻想’，但从这些口号的实现势必使全社会成员(确切地说，是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比封建专制更好的生存环境——资本主义社会中而言，这些口号又是‘真实的’”。然而，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愈来愈深，“自由、民主、博爱”口号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和“有目的的虚伪”。
三、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路向
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对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自由”“博爱”“民主”政治价值观的伦理批判，而是在双重路向上进一步深入：在“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路向上，深入到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基础和滋生土壤的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批判，体现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所达到的原则高度。同时，开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路向，揭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制作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自觉。双重路向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实现了合规律性维度和合目的性维度的统一。
(一)客观必然性：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本质特征及阶级关系批判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最为深刻的文本，《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不间断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它并未消灭阶级对立，只是变更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与方式。相较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方式表现出简单化、直接化、普遍化的特点。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使剥削方式直接化，相较于封建关系中遮蔽在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下的剥削方式，资产阶级的剥削表现为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基于资本不断扩张与增殖的本性，资产阶级必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到全世界，使得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无法被分割，使得一切民族成为资产者，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体现出普遍性。资产阶级在造就如此这般公开露骨的剥削方式的同时，造就了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每一次爆发都激发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反抗力量的增长。与资产阶级的剥削在全世界成为普遍的从而失去了民族性相一致，无产阶级也没有民族性。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与生产力的社会化大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普遍化。共产党人作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利益的政党，将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局限的根本性批判，马克思在目睹1848年欧洲革命全过程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层所处的地位及其本性的理解更深刻、批判更深入。如：《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于法国二月革命前“七月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状况进行了伦理批判。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胜利果实，成立“七月王朝”，将路易—菲力浦拥上王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法国资产阶级，而仅仅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在“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阶级关系中，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被完全排斥于政权之外，这些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也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学者、律师、医生等专门人才也置身官方反对派行列。在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七月王朝”财政困难，演变为“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公司红利在内阁大臣、银行家、选民和走卒间分配。马克思批判金融资产阶级的卖身投靠、无耻狡诈、道德败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金融资产阶级借助“七月王朝”搜刮民脂民膏，对于国家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等等造成了持续威胁和损害，引发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普遍的不满。一段时间里，法国社会出现了诸如《路德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讽刺作品，揭露和诅咒金融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
(二)主体自觉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作机制批判
对资产阶级政治社会本质特质及其阶级关系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论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续的客观必然性——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普遍化和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成为可能和必需，彰显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则高度。同时，马克思开启了“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路向，侧重分析该种意识形态的制作机制：普遍化+ 永恒化，论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续的主体自觉性。通过将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将历史性观念说成是永恒观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被模糊化。
其一，特殊利益普遍化机制——体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但“真正实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极力宣扬“自由”“博爱”“民主”等核心价值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些抽象观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压迫和不平等属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生产领域中颠倒关系的观念表现。对于潜藏在具有普遍化表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马克思是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予以深刻揭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等价交换’的工资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自由、货币对工人统治的权力不平等、资本对人的价值的颠倒”，戳穿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空话。
其二，历史性观念永恒化机制——体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遵循产生、发展、衰亡的一般规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将这种历史的因而是暂时的关系装扮为“永恒真理”、永恒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揭露所谓的“永恒真理”、永恒的意识形态混淆视听，永恒的仅仅是形式。虽然在既往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阶级对立的形式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相应的，作为社会存在观念反映的社会意识也存在共同的运动形式，如：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律等，以及形式上的“永恒真理”。然而，在所谓的“永恒真理”、永恒的意识形态背后的是阶级社会存续期间阶级对立的永恒、剥削的永恒。马克思重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第二性”的科学观念：“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由于至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对立的历史，“自由”“博爱”“民主”等这些以永恒形式存在的社会意识只有在阶级对立完全消失时才会消失。代表特殊群体特殊利益、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宿命；以特殊利益伪装普遍利益、以永恒性形式掩蔽历史性内容，这是资产阶级妄图其意识形态长久充当利益掩护外衣的有意欺骗。
正因为共产主义指向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它使得作为特殊利益神秘外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共产主义将实现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最彻底决裂，在此基础上，实现同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决裂，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遍化、永恒化的神话。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随着执政历史的延长，它的利益掩蔽功能愈发修炼得“炉火纯青”。扬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充分发挥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就客观因素而言，扬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倚赖通过革命实践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就主观因素而言，共产主义意识上升为全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是一个主体能动的过程，要在工人运动中持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结 语
理清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路向具有重要学理内涵和现实价值。一些西方学者不理解这一点，苛责马克思“并没有提供微观基础来解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何以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声称“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缺陷”。这种苛责根源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路向缺乏深入理解。进入现实斗争、经历1848年欧洲革命进程后，在马克思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何以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是理论课题而是实践课题；统治阶级占据了物质资料，在实践中生产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材料，是历史的必然和主体的选择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思想早期，马克思侧重探讨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的最终决定性，侧重回答“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合规律性。到了思想中期，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近距离观察和全面思考，马克思以批判的形式呈现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市民社会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的理解，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作机制，侧重回答“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主体自觉性、合目的性。因此，若从思想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则上述苛责将不会产生。同时，这一苛责的客观存在及学界的沉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如下论断：在当代中国，真正理解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双重路向的学理内涵及其现实价值，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思想任务。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唐晓燕，原载于《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