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何以可能

　　在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理解中，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主要是辩证法——作为形式方法的辩证法。这种几近成定势的理解遮蔽了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二者思想关系研究的新动向已从关注黑格尔的先验哲学转向关注其整体思想，以实现对二者思想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把握。正如美国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艾伦·伍德所指出的：“要使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探讨具有生命力，就应忽略对辩证方法的过度强调，将问题集中到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方面。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过程的关键词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层面所实现的存在论革命的演进历程、基本内涵、学理定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于这一革命何以成为可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其中所起到的思想砥砺作用的历史脉络挖掘与阐发明显不足。笔者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讨之所以最终得以实现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进而在唯物史观框架内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政治社会学视域予以建构性解释，在于黑格尔的国家观、精神异化观及哲学思辨方法相继地发挥了砥砺思想的“磨刀石”作用。而就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

　　论革命的发生与唯物史观的生成是一体两面的同一过程而言，若从唯物史观的生成反观黑格尔在这一重要革命中所起到的砥砺作用，则正是充当一般意识形态哲学后盾的思辨观念论被彻底颠覆之际，黑格尔“划时代的历史观”才能够成为“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一、思想起点与黑格尔哲学原则的耦合

　　从思想史上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最初在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特拉西那里作为“观念的科学”降生，以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思维对象和对象的思维二者的统一，归属近代认识论谱系。然而，由于在主观性理解上的片面性——主观性被理解为某种被决定的和既存的东西，思维与存在统一原则的实现仍禁锢于认识论范围。正是黑格尔在费希特提供的思想基础上继续前进，致力于推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虽然是在理念层面)，开启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论之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主观能动性原则引入认识论，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但在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思维与存在之间留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费希特通过将理性解释成一种能动的、形塑客体的 力量，建立了客体与自我思想的融合，“为黑格尔提供了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逻辑支撑”。黑格尔以不点名的方式抨击以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否认知识通达“物自身”的可能性，造成了不可知论，却“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黑格尔否认概念与对象、理性与现实之间存在不 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辩证法推动思维与存在实现了绝对同一。然而这种同一是个人主观头脑中的绝对同一，毋宁说是“思维和存在的最尖锐的对立”，标志着西方近代哲学走到了在自身范围内解答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边界。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实体即主体，思维与存在实现了统一(虽然是抽象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统一原则也正是马克思借以实现对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存在论革命倚重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统一哲学原则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思想的起点，这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学界通常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视为标志其思想起点的学术作品，但却往往忽略了在此之前马克思经历了一段归属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酝酿期。直到倚靠费希特法哲学构造法的形而上学体系遭遇“现有”与“应有”的截然对立，“按费希特的那一套”构建的体系不免被形式主义幻象缠绕，放弃理想主义、“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的要求毫无疑义地将马克思推向了黑格尔哲学。与费希特法哲学在解释现实时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生动内容并未展开不同，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在于从事物的内在发展中研究事物本身，认为事物本身的理性“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马克思在柏林郊区休养期间从头到尾研读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述，撰写了对话体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以澄清自己的思想，从理想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带着明确的目的—— “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

　　基于此前康德—费希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思想酝酿期的客观存在，在柏林大学接近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是马克思在后黑格尔哲学时代的必然抉择。在这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在特定阶段的现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是后黑格尔哲学时代康德—费希特因素加以发展的必然结果，集中体现在其精神领袖鲍威尔身上。这位精神领袖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公开宣称持有自我意识哲学立场，“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将人的自我意识确立为最高原则，在这一时期具有鲜明的历史合理性。在那个“反对精神和真理的时代”，哲学首当其冲需要批判的启蒙原则，因此，“尽管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在科学理论方面是不彻底的、有缺陷的，但它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具体到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意识形态的首次探讨就沿袭了鲍威尔的意识形态理解范式。 如同鲍威尔将宗教视为“歪曲的方式”的解释、“拙劣的、恶毒的欺骗”，马克思引用伊壁鸠鲁的话语，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解释上的贬义色彩确定无疑。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并未触及沟通意识形态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关键环节，但他已经对自我意识哲学立场持保留态度，并未赋予自我意识因素以绝对意义，而是隐含了与鲍威尔哲学之异、与黑格尔哲学之同的关键点——一个缺失概念形式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相统一原则。

　　因此，当马克思的思想继续向前发展，思想起点上与黑格尔哲学思维与存在统一原则的耦合必然带来对纯粹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超越。随着青年黑格尔派退化为柏林“自由人”，越来越热衷于离开社会现实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论，日益接触并介入社会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与之看似细微却有着本质重要的差别终于暴露、扩大终至无法弥合，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母体决裂、挖掘并利用黑格尔哲学资源成为思想向前发展的必然抉择。黑格尔哲学为马克思在社会现实层面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提供了“磨刀石” ——黑格尔的国家观、精神异化观及哲学思辨方法充分发挥了砥砺思想的作用。

　　二、意识形态隐性批判阶段对黑格尔国家观颠倒之校正

　　虽然认同黑格尔哲学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但《莱茵报》时期的经历让马克思意识到这一原则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只是以抽象的形式贯彻，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是“‘以理解’来和解的”，这一学说将保守的政治立场和维护普鲁士国家政权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

　　《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国家观并非对国家历史发展状况的说明，而是归属“自由意识的现象学框架”，阐述的是国家的理念、国家的应然状况。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体现“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马克思在1842年 3月 5日致卢格的信中表示，要写一篇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为着眼点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供给《轶文集》，但这一允诺迟至1843年底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才兑现。 1842年初的马克思之所以未能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源于自身思想发展状况的制约。完成这一批判任务的思想准备尚未到位——如果不摧毁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无法分析黑格尔国家观，但1842年初的马克思恰恰缺失这一分析工具。

　　正当受困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和现实国家生活状况之间“事实”与“应当”的遥远对立及矛盾时，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明确表示赞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的观点，并在其《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发现了有助于解决黑格尔国家观内在矛盾的方法。黑格尔的认识论将思想视为主语，将存在视为谓语，费尔巴哈认为这种实存与本质的颠倒无法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予以消解，神秘主义是这一体系的宿命。为此，费尔巴哈建立了唯物主义哲学，开启了对黑格尔哲学内在颠倒的再“颠倒”。“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分析工具——“颠倒”，被马克思吸收并运用于批判黑格尔国家观，这是马克思开启自身意识形态批判道路的标识。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真正活动着的实体是国家的前提，但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思辨的思维将这一切头足倒置，“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颠倒，是黑格尔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误判。黑格尔不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即个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以及作为原则事实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实质。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存续的先决条件，但在黑格尔的国家观中，这种关系却成为截然相反的。

　　可见，“颠倒”是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借鉴自费尔巴哈的首要元素。然而，费尔巴哈仅限于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寻求对黑格尔那里存在的主谓词的颠倒，他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他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将黑格尔国家观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理解——思维层面的颠倒，追溯到现实存在层面的颠倒，从而本质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 “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实质上揭示出马克思在其早期著述中就已经意识到他所批判的理论歪曲——后来他称之为意识形态——并非逻辑上或认知错误意义上的纯粹虚幻，而是有其现实本身之基础的。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可能脱离对存在于意识形态颠倒底层的颠倒的现实的批判。

　　如何通达对现实的批判？黑格尔在《小逻辑》的“本质论”部分区分了“现实”与“实存”，清楚地表明“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但在其国家观中，黑格尔却有意识地混淆现实与实存，国家被视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国家的理念在黑格尔那里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已然自明的前提出现的，其内在的保守性决定了其哲学成为现实的道路闭锁于理念内部无法超脱而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本该完成解决国家的实然与应然巨大鸿沟的思想工程，异变为理解国家实然合理性的工程；本应具有强烈革命性的黑格尔国家观，由于闭锁于认识论领域实现国家的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统一最终止步于思维自身。与黑格尔以观念为起点，满足于在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相反，马克思从“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出发，实现了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重新理解。“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市民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地位。由此，实现研究领域和重心的转向——转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市民社会的秘密成为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然。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未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已经隐含了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系统的理论框架的缺失——系统的理论框架是概念完整性的必要条件，致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尚未给予他的思想以意识形态批判的命名，但并不影响这一思想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隐性批判”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使用的。

　　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阶段对黑格尔精神异化观之校正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意识到，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落脚到对颠倒意识存在前提的颠倒世界的批判，批判黑格尔国家观内在颠倒的要点在于揭示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的本源地位。对市民社会的探讨，要求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虽然已经启动政治经济学研究，但马克思回过头来研究《精神现象学》这一“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手稿》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精神现象学》摆脱了既往哲学家考察意识形态的认识论路径，走出了一条对人的意识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详尽阐释的现象学之路。意识经由最低阶段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整个历程呈现为“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等同于精神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现象学》实质正是“意识形态学”；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特指黑格尔单独分割出并加以“意识形态”命名的“客观精神”，即“介乎普遍精神与其个别性或感性意识之间的中项”。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客观精神发展形态的“精神”部分，黑格尔深入讨论了精神异化现象，这给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形成以直接的思想启发。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异化是精神“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对于苦恼意识、诚实意识、高尚意识、卑贱意识等意识诸形态，黑格尔在意识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一一揭露了它们在趋向意识的真实存在过程中异化的表现形式。“异化”(Entfremdung)思想的提出推动了意识形态概念研究重心的转移，从聚焦在认识论领域探讨意识的真实或虚幻转向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诸种意识形态与其本质的统一关系的发展状况。

　　由此可见，揭示意识形态奥秘的基本原则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初露端倪，但由于黑格尔哲学在存在论根基层面呈现为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统一原则的批判能量被禁锢于理念层面无法抽身而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一针见血地批判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本身陷入异化”：本该最有助于揭示意识形态奥秘的观点，自身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一悖谬的生成，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提供的辩证形式与非批判内容的矛盾。黑格尔精神异化观的形式是辩证的，异化不仅是自我丧失(否定)，还包括通过扬弃异化重新“领有”本质(否定之否定)，但内容是非批判的。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人被看作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精神现象学》中出现的各种异化形式究其实质“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对于马克思意欲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而言，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观潜在地包含了一切批判要素，但辩证法的光华依然被束缚于思维本体之中。因此，需要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重新“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黑格尔那里被神秘化了的辩证法，其真相是劳动本质的形而上学表达，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实体(绝对者)自我活动的展开过程。而重新颠倒过来的辩证法，是由劳动来定向并得到合理解释的主体—客体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早期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异化概念是重要的分析工具，直接吸收了自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的异化思想。虽然异化工具在黑格尔哲学中无法发挥击穿颠倒现实的效用，但正是由于黑格尔，“异化”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创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思维工具。沃特·卡尔尼斯特强调了二者的关联：意识形态概念要放置在社会异化的语境下来理解，否则它将失去意义。 “事实上，‘意识形态’是‘社会异化’的一个特例。”[24]借助于异化分析工具，马克思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不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而存在，劳动产品的极大丰富不是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而是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与物的世界的增值相伴随的是人的世界的贬值，这种背反结果清楚表明人与其劳动产品、人与其劳动相异化，最终结果是人与其类本质、人与人的异化。在异化劳动普遍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生产的异化同样具有普遍性。意识形态作为异化劳动的观念表现，是异化了的社会意识，其存续以生产异化的存续为前提。

　　《手稿》充分体现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在双重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通过揭露黑格尔精神异化观的异化实质，批判意识形态生成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基础。双重维度的批判相互关联，一方面表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表明进一步揭示并校正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深层颠倒是理论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必然要求。

　　四、意识形态襁褓束缚之方法论清算：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颠倒之校正

　　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手稿》中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观点之颠倒的校正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对第三重颠倒之校正——《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推向极致之颠倒的校正认识不足。事实上，若缺失了对这一重颠倒之校正的说明，就无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何以问世，马克思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存在论革命的最后环节就难以辨明。

　　在《手稿》揭示黑格尔精神异化观陷入异化的悖谬后，马克思并未止步，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将导致该种悖谬的方法论推向极致的秘密，在方法论层面完成对自身曾经所处的意识形态襁褓——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清算，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清算。鲍威尔在其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中将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运用到了极致。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文学总汇报》的“批判的批判”诉诸范畴的演绎和批判、思想上的征服和消除来解决，似乎只要工人在头脑里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现实的资本就会被消除；似乎只要工人在头脑里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在现实中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工人。“批判的批判”在用范畴占有了整个现实世界后，再用这些范畴重新创造世界。马克思指出，这是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之秘密的自我暴露。用思辨辩证法创造世界，这种做法堪称“奇迹”，从现实的各种水果中抽象出“果品”这个一般概念，并视之为现实水果的真正本质，从此现实的各种水果只是虚幻的存在，“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25]。 “果品”作为总和，千差万别的水果被有机地划分为这个总和中的各个环节。鲍威尔还将“批判的批判”发展为“绝对的批判”，将思辨方法在历史观中的运用推到极致，得出人类历史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的荒谬结论。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出发点上以至于结论上的内在颠倒，马克思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观念出发把握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把握现实；观念被臆造为现实事物的普遍规定，活生生的现实事物反而成为抽象本质发展阶段上的环节。由于拘泥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自我意识哲学在纯粹的观念斗争中暴露出自身思想的贫乏，不仅无法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性，而且无法参透和改造社会现实。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清算，也实现了对自身曾借以批判黑格尔哲学内在颠倒的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走出自身独特思想道路、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的学术旨趣呼之欲出。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费尔巴哈做出了伟大功绩，用“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26]。然而，费尔巴哈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无法在人的社会历史本质中建立起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马克思推动意识形态的讨论，突破了既往困守于哲学范式的窠臼，借助于日益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经济生活内部挖掘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及其存续的必然性，开启了以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工作。 在《手稿》的基础上，《神圣家族》表述了意识形态是冒充普遍利益的有限利益的表达的思想。“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特别是在革命运动时期，特殊利益在初涉世界舞台时，总会在观念中超出自身的现实界限，有意同一般人的利益相混淆，以求在尽可能宽泛的范围内汇聚革命力量。将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前提的现实基础追溯到物质利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质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拟定了自身思想与费尔巴哈差别的根本点，明晰了自身思想的起点———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实践被视为驱散意识形态雾霾的良药。“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实践原则的确立，表明思维与存在统一原则的实现将在政治社会学的维度上予以全新理解。

　　五、三重颠倒校正的完成与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实现

　　马克思对上述三重颠倒校正的完成，使得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深入存在论根基从可能变为现实。如前所述，正是黑格尔开启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论之路，摒弃了意识形态概念理解的近代认识论谱系。然而，黑格尔束缚于纯粹经院哲学框架谈论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思维的现实性，思存统一工程的完成闭锁于“我思”，这使得他对意识形态的存在论理解依然是观念的而非实践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不仅没有实现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而且因其代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极致，成为了马克思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存在论革命的“靶子”。马克思掀起并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存在论革命，这一革命是对源起于笛卡尔、终结于黑格尔的全部西方近代哲学存在论根基的颠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坦陈了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基进行颠覆的必要性，德国的批判自始至终是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地上生成与展开的，所提出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如当面对思想观念对社会的统治时，鲍威尔教育人们批判地对待这些观念，费尔巴哈诉诸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施蒂纳声称应教会人们从头脑中抛弃这些臆想，似乎现实就会由此而改变。颠覆之要件在于跳出哲学基地，割断与黑格尔哲学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及其支脉统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而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唯心主义，视之为自身将要确立的“唯一的科学” ——历史科学的对立面。与意识形态(唯心主义)将思想视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因而从思想、概念出发截然相反，马克思鲜明地从现实的人出发，确立与发展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在唯物史观框架内，意识是第二性的，究其实质，不过是存在的观念形态，是“意识到了的存在”。存在论根基的颠覆具有本质重要性。这意味着若要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理解进而彻底解决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幻想在意识形态内部就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通过对存在的观念形态的某种形式抑或内容上的变动来完成，是根本不可能触及根基从而注定是肤浅的。本质而言，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应被追溯到存在层面的问题。对意识形态的上述理解与批判，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批判实现了深入存在论根基的革命。同时，存在论根基的澄明使得对黑格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理解突破了认识论框架而进入了现实政治社会学维度。本质而言，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思维与存在统一如何实现并非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存在论革命的完成终结了继续在传统哲学框架内探讨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意识形态探讨方式由哲学思辨转向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概念进而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的现代含义。现代含义意识形态议题的核心不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或虚假，也不在于如何在思维中实现意识形态与存在的统一，而在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功能发挥的程度与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敏锐地指出：“意识形态其实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从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力和社会职能中去理解。”就这一角度而言，无论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实现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存在论革命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实质上充分肯定了其社会职能和社会效力。意识形态是具有能动的改造作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社会化是社会所需也是客观必然。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唐晓燕，原载于《学术论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