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吕会讲”与“东南三先生”鼎立格局的奠定
提要：本文认为在朱熹、张栻、吕祖谦构成的“东南三先生”群体中，朱熹和张栻、朱熹和吕祖谦的交往和讲学受到的关注比较多，而张栻与吕祖谦的交谊研究比较薄弱。实际上，张栻和吕祖谦曾经共事一年半之久，并在近一年时间内二人比邻而居，朝夕切磋，相互之间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学术友谊。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吕二人的这次会讲，“东南三先生”鼎足而立的格局是难以成立的。
关键词：张栻；吕祖谦；朱熹；道学；乾淳学术
众所周知，南宋思想史上乾道三年(1167)朱张长沙会讲、淳熙元年(1174)吕祖谦、陆九渊婺州之会、淳熙二年朱、吕寒泉之会，淳熙四年朱、陆、吕鹅湖之会，淳熙九年朱熹、陈亮明招山之会，都是非常著名的会面和讲论，但这些会面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本文所介绍的“张吕会讲”，始自乾道五年十二月起，结束于乾道七年六月，前后持续一年半之久，是南宋思想史上其他历次会讲无法比拟的。会讲地点则在两浙范围内：先是严州(乾道五年十二月至六年闰五月)，然后是临安(乾道六年闰五月开始到七年六月)，会讲的双方为“东南三先生”中的张栻、吕祖谦。
有趣的是，在针对张栻和吕祖谦个人生平的研究中，乾道六年闰五月开始到七年六月这段时间二人的生平细节都非常清晰，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真正被忽视的是这一年半期间，张栻和吕祖谦的行踪不但呈现出交集，而且二人不仅“共事”(严州)或者“同朝”(临安)，形成了思想学术意义上的“会讲”。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真德秀，他曾撰《南轩东莱帖跋》一文考订张栻手帖一通、吕祖谦手帖两通，认为张氏帖“当在以郎官兼侍立时”，而吕氏二帖“其一为太学博士时、其一自太学分教严陵时，盖先后年岁间耳。”从真氏此《跋》全文看，他不但不知道吕氏任太学博士前供职于严州，更没有意识到张、吕二帖是在二人会讲期间写成的。相对而言，张、吕严州半年共事的经历较为广为人知，特别是宁宗嘉定九年(1216)陈淳在严州进行《严陵四讲》时，以《严陵学徙张吕合五贤祠说》一文梳理了张吕严州共事的思想史意义(详细讨论见下文)，但他没有注意到此后一年内的张吕临安会讲。只有方大琮(1183-1247，莆田人，字德润)注意到了张吕同时立朝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并为朱熹未能同时立朝而感到遗憾(见本文结论部分)。可见，在“乾淳学术”的当事人们相继谢世后，南宋学者对这次时间空前持久的“张吕会讲”印象已经趋于模糊。
在近人的研究中，这次张吕会讲受到的关注也是不够的。陈荣捷先生虽然对于朱张吕三人的交游考证甚评，但也没有注意到张吕二人曾经共处一年半之久的事实。田浩虽然注意到了吕祖谦与张栻严州共事的事实，指出当时两人住得很近，可以每天相聚，但未提及此后二人持续一年的临安会讲。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从吕祖谦的视角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限于年谱体例，没有对张栻、朱熹对这次“张吕会讲”的记载进行全面分析；陈来教授考证指出，朱熹于乾道六年(庚寅)把《知言》的十余条批评寄给时任严州知州的张栻，吕祖谦当时任严州教授，张吕二人在朱说的基础上也整理出一些对《知言》的疑义，于是在三人之间展开了对《知言》的一些主要观点的讨论，最终由朱熹加以综合整理，从而点出了“张吕会讲”的重要思想史意义。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张吕二人对《知言》的讨论延续到了乾道七年(辛卯)。
本文主要讨论张吕会讲的基本过程、主要学术活动，并引述“乾淳学术”各方当事人对张吕会讲的评价，最后对张吕会讲的思想史意义试加探讨。
一、张吕会讲的基本过程
在张吕会讲之前，朱张、朱吕已经多次见面，讲论学问。吕祖谦与朱熹早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就已经见面，但二人为讨论学术，到了隆兴元年(1163)十月，入都奏事的朱熹致函吕祖谦，希望在临安见面，但此时吕祖谦已经取道会稽返乡，朱熹只在临安见到了张栻。同年十二月，朱熹来到婺州与吕祖谦相会，朱吕开始了正式的学术交往。乾道三年(1167)九月至十一月，朱熹到长沙与张栻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讨论，完成了以“中和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此次长沙之行，二人讲论不辍，由弟子全程陪同，开创了不同于私人会晤的学派领袖之间的“会讲”模式。而直到乾道五年，张栻与吕祖谦始终没有见过面。
促成“张吕会讲”的机缘是张栻、吕祖谦先后到严州任职。乾道五年六月初六日，吕祖谦得命为太学博士，待阙。八月二十五日，改添差严州州学教授，并于十月十八日到达严州上任。而在乾道五年，张栻除知抚州，九月改知严州。十二月二十一日至行在临安奏事，然后从临安出发赴任严州，并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吕祖谦在乾道五年九月已获悉张栻知严州之命，遂致信问候，表达仰慕之意，即现存《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张荆州》两书，张栻接信即有回复(今本《张栻集》无此信)。十二月二十九日，张栻到任严州。
半年后(乾道六年五月)吕祖谦被召为太学博士，闰五月，张栻被召任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司郎官，二人差不多同时被召入朝，吕祖谦说：“某前日复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张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联舟而西矣。”但吕祖谦于闰五月四日回婺州探视父亲吕大器，九日还严州，遂赴临安，似乎未按计划与张栻同行。到达临安后，二人又在东百官宅同巷邻墙而居，朝夕切磋，延续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乾道七年六月八日，吕祖谦因妻子韩氏去世，请假回婺州治丧；六月十三日，张栻因得罪宰相出知袁州，从此天各一方。吕祖谦料理完家事后回到临安继续供职，直到乾道八年二月丁忧离开临安。
张吕会讲与此前的朱张长沙会讲、此后的朱吕寒泉之会、朱陆吕鹅湖之会存在根本不同：后三者都是当事各方在奉祠或闲居期间，在没有职务在身的情况下，事先反复通信磋商，精心策划而促成的；张吕这次“合并”发生于二人仕官任职期间，二人能够相会完全是因朝廷任命促成的，偶然的色彩更加强烈。虽然缺乏事先沟通，但考察张吕二人在这一年半间的活动，可知此次会讲的思想史意义相当重大。
二、“张吕会讲”的学术活动
张吕会讲持续一年半期间，在严州任上兴利除弊，到临安后，二人声气相求，密切关注朝局，为道学获得政治认同而共同努力，这些政治行为在张、吕二人的各种传记资料和研究论著中已经被反复研究，本文不拟赘述，而主要聚焦二人在严州、临安期间思想学术意义上的活动。
(一)讲论义理
作为州学教授，讲学是吕祖谦本职工作；张栻在严州时间较短，似未讲学，但二人之间的讲论非常频繁，且以吕祖谦向张栻请教为多。吕祖谦致信朱熹写道：“学宫无簿领之烦，又张丈在此，得以朝夕咨请。”在另一封信中吕祖谦描述了对张栻的印象：“张守举措详审，问学平正，而又虚心从善，善类中甚难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适同，朝夕相与讲论，甚可乐。”吕祖谦后来描述说：“两年承教，可谓浃洽。”从吕祖谦这一面来说，他确实是真心实意向张栻请教问学。张栻去世后，吕祖谦为文祭之，主要篇幅都是描写这段与张栻会讲的岁月：
昔者某以郡文学事公于严陵，声同气合，莫逆无间。自是以来，一纪之间，面讲书请，区区一得之虑，有时自以为过公矣；及闻公之论，纲举领挈，明白严正，无缴绕回互、激发偏倚之病，然后释然心悦，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愿终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资涩讷，交际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发明。独与公合堂同席之际，倾倒肺肝，无所留藏。意所未安，辞气劲切，反类世之强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张栻平易待人、虚心听纳，吕祖谦自认为是一个不善言辞、拙于议论的人，但与张栻同处，却表现出“辞气劲切，反类世之强直者，”他表示如果有可能，愿意“终身事公而不去者”。吕祖谦向朱熹重申：“平生师友间可以信口而发，不须拣择，只此一处耳。”只有张栻面前才能畅所欲言；吕祖谦还表示这篇
《祭张荆州文》虽文采不佳，但字字皆是实录：“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造做也。”一方面吕祖谦虚心诚意，有疑则问，另一方面张栻虚怀若谷，知无不言，张栻也告诉朱熹：“伯恭邻墙，日得晤语，近来议论甚进，每以愚见告之，不复少隐。”
二人密切学术讨论所形成的共同意见，被及时传达给朱熹。譬如对《知言疑义》初稿的意见，吕祖谦致信朱熹说：“《知言疑义》，比与张丈订正者，既已附去，今复有商榷者，谨疏于后。”此信写于张栻已离临安、吕祖谦丁内艰后回临安供职期间，当在乾道七年下半年，此时张栻尚在临安，二人仍在反复讨论《知言疑义》。在严州时，二人还讨论过程颐的生平：“伊川先生行实，其间合商量处，既见于张丈书中矣。尚欲有言者……”可见张吕二人的共同意见，以张栻的名义致信告知朱熹；而未经张栻认可的吕氏的意见，则以个人名义致信朱熹。在临安期间，张吕还讨论过朱熹的《太极图解》：“《太极图解》，昨与张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当理前说也。”张栻也致信朱熹：“《图解》须仔细看，方求教，但觉得后面亦不必如此辩论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二人对《太极图解》的共同意见未来得及形成文字反馈给朱熹，便因张栻离都而终止了。
二人共处一年半之久，相知日深，张吕别后，张栻在致朱熹信中比较了朱张吕三人的气质特征：
伯恭今次讲论如何？得渠书，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然吾曹气习之偏，乘间发见，诚难消化，想兄存养有道，如某病痛，多兢兢之不遑，正有望时加砭剂。
张栻通过一年半的共处对吕祖谦的性格优点和缺点十分了解，结合此前对朱熹的印象，得出了“然吾曹气质之偏，乘间发现，诚难消化”的结论。朱熹得信后承认自己“伤急不容耐之病”，提出：“若得伯恭朝夕相处，当得减损。但地远，不能数见为恨耳。”此信当撰于朱吕寒泉之会、朱陆吕鹅湖之会的淳熙二年的十二月，张、吕分别已经四年之久，朱熹特拈出“朝夕相处”一语，似指张栻受到了吕祖谦的影响。张栻曾对弟子提起朱吕二人的性格：“元晦可御史中丞兼侍读，伯恭可谏议大夫兼侍读。”他似乎感到朱熹性格激烈，爱憎分明，擅长纠察百官不法行为，吕祖谦性格温和，适合劝谏皇帝。
(二)讲学授徒
到了临安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向张栻问学的士子络绎不绝。吕祖谦多次向他人提及张栻临安士子向其问学的盛况：“张守引进士子，孜孜不倦，有此间诸公问学者亦多。”瑏瑠张栻任左司员外郎，白天公务繁忙，故二人在乾道六年夏末商量开始“夜课”：“八月稍凉，已与张丈约共为夜课。此间士人亦有十数人向学者。盖日月殊易失耳。”瑏瑡
张吕在临安讲学之盛况，远在武夷山的朱熹也有所耳闻。乾道六年秋天，陈傅良在临安第一次见到张栻并问学，朱熹如此描述陈傅良向张栻问学的情形：“那时陈君举将伊川《易传》在看，检两版又问一段，检两版又问一段，钦夫他又率略，只管为他说。”虽然朱熹批评张栻教法失当，但从中可以看出张栻对待晚辈亲切和蔼、小叩大鸣的长者风范。乾道七年六月，张栻出知袁州，路过湖州省亲，陈傅良恰巧游学到此，曾往送别，遂成永诀。陈傅良在乾道六年七年间同时向吕祖谦、张栻两位大师问学，奠定了思想学术的基本架构，故叶适说：“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又说：“公之从郑、薛也，以克己兢畏为主。敬德集义，于张公尽心焉。……而吕公为言本朝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然后学之内外本末备矣。”陈傅良实为临安“张吕会讲”的受益者之一。
不过，朱熹、吕祖谦对张栻的讲学授徒活动都有訾议，认为其对待士子过于随和，门下从学者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并不能充分发挥传道的作用。张吕临安会讲期间，一位建阳士人在临安向张栻问学后，将讲会中的问答记录携回建阳，呈送朱熹。朱熹友人魏掞之认为张栻身为在京职事官(“中都官”)不应该如此大规模授徒：“元履尝疑学徒日众，非中都官所宜。”朱熹则认为开门收徒并无不可(“熹却不虑此”)，但检视问答记录，深感提问者学养太差，或所问不切，或张栻“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答”，提问秩序混乱：“又随问遽答，若与之争先较捷者”，张栻也抢着回答提问。朱熹总结道：“但恐来学者皆只是如此，而为教者俯就太过，则悔吝讥弹将有所不免矣。况其流弊无穷，不止为一时之害。”“俯就太过”当指张栻对学者鼓励太多，规训不足，未能给予有力的引导。吕祖谦在淳熙六年十月致信朱熹时也说：“近因荆州之赴，深思渠学识分晓周正如此，而从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记得往年相聚时，虽未能尽领解渠说话，然觉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从游者何故乃如此。盖五十丈(按：指张栻)不能察人情虚实，必如某之专愚毋它，其教诲乃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虽朝夕相处，未必能有益也。”吕祖谦认为自己与张栻共事时获益良多，自觉尚能准确把握张栻的思想，但现在前来问学者却罕有能够理解张栻思想者：“从游之士，往往不得力。”吕祖谦分析，这是因为来学者“胸中多端”，成见已深，动机复杂，张栻对人又过于轻信随和，不能对其身心弊病痛加针砭。吕氏的批评与朱熹基本一致。
(三)编刻理学书籍
张栻、吕祖谦对于编刻理学书籍都有浓厚的兴趣，二人聚首后的一年半间主要编刻了《太极通书》、《阃范》两种书籍。
周惇颐《太极通书》是张栻和吕祖谦在严州合作编刻的。此书将朱熹的《太极图解》列于《通书》篇首，其板式按照吕祖谦校正、东阳学宫所刻《伊川易传》。此书在“严陵学宫”付刻，吕祖谦作为州学教授，自然躬亲其事。朱熹看了张栻的《跋》后表示：“《通书》跋语甚精，然愚意犹恐其太侈，更能敛退以就质约为佳。”
吕祖谦在严州期间还刊刻了《阃范》一书。此书杂取经史子集中有关家庭伦理道德的嘉言懿行，在吕祖谦到任严州前已经编成；张吕聚首后，张栻非常欣赏此书，撰序嘉许：“某谓此书行于世，家当藏之，而人当学之也。”瑏瑠并鼓励吕祖谦刊刻出版：“盖张守甚爱此书，欲刊板也。”瑏瑡刊行后，张栻还命女儿诵读：“《阃范》，张守小女皆诵。”朱熹对《阃范》深为不满，认为只是抄节文字，不能深究义理，可谓玩物丧志，突出反映了吕祖谦为学博杂不纯的弊病：
伯恭想时时相见，欲作书不暇，告为致意。向得渠两书，似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子细研究，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如何？大抵博杂极害事，如《阃范》之作，指意极佳，然读书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达所以深惩玩物丧志之弊者，正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见将圣贤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过，抄节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仔细玩味。所以从二先生许久，见处全不精明，是岂不可戒也耶！
朱熹此信下文接着批评了吕祖谦的科举时文之病，以及维护苏轼的不良倾向。朱熹写此信时未必知道张栻对《阃范》的高度评价，反而嘱咐张栻乘着“时时相见”的便利提醒吕祖谦。而张栻回复朱熹此信时，已在临安任左司员外郎：“《阃范》之说极佳，即以语伯恭矣，只如此读过，诚可戒也。”并称吕祖谦近日对科举之学和苏轼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张栻真诚地希望吕祖谦与朱熹的分歧能够得到弥合，而在科举之学和苏轼问题上，朱、吕的分歧始终没有解决。
张、吕到临安供职后，一度谋划在国子监刊刻《二程遗书》，张栻致信朱熹云：“《遗书》当更令修治，近与伯恭议，欲取此版来国子监中，尽可修治。”《遗书》此前已多次付刻，有现成的刻板，如果修正完善后能在国子监刊刻，将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此时吕祖谦在国子监太学博士，与国子监的长官关系良好，张栻才提出这一设想，不过此事最后未能实现。
三、“乾淳学术”各方当事人对张吕会讲的认识
“乾淳学术”的各个流派及其后继者，特别是朱熹、陈淳、叶适、陈亮、方大琮对张吕会讲都有评论，但因个人的认识和立场不同，评价和认识相去甚远。
首先看朱熹。朱熹深悉当面讲论的重要性，他与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多次会讲，张吕二人同官立朝，邻墙而居，朝夕讲论，自然引起他的羡慕，张栻离开临安后，朱熹致信吕祖谦说：“钦夫去国，闻之骇然，想骤失讲论之益，无佳况也。”不过，朱熹私下里已预料到张栻会受到吕祖谦的“负面影响”，他对弟子杨方说：“近日南轩书来，不曾见说尝读某书，有何新得？今又与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朱熹所谓“多”，指吕祖谦的“博杂”。张栻对吕氏《阃范》的赞许已在客观上印证了朱熹的担心。
朱熹的高足陈淳后来在严州讲学时，对张吕二人之间的讲论关系却做了不同的描述：
至如乾道庚寅(按：乾道六年)中，南轩以道学名德守是邦，而东莱为郡文学。是时南轩之学已远造矣，思昔犹专门固滞，及晦翁痛与反复辨论，始翻然为之一变，无复异趣。其亲仁之笃，徙义之勇，克己之严，任道之劲，卓卓乎不可及。东莱筮仕方初，以少年豪才博览，藐视斯世，无足与偶，何暇窥圣贤门户？及闻南轩一语之折，则愕然回，释然解，乃屏去故习，敛躬屈节，为终身钻仰之归。且道紫阳，沿濂洛以达邹鲁，俯焉日有孜孜，毙而后已。虽于南轩所造有不齐，要之，不失为吾名教中人，而斯文与有赖焉。
在陈淳看来，在张吕会讲前，吕祖谦的理学造诣远远不如张栻，吕祖谦在二人相从一年半中收获很大，思想学术实现了根本的扭转，虽然最终造诣仍然不如张栻，但仍“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而斯文與有赖焉。”肯定了吕祖谦传播程学的贡献。陈淳似完全没有注意到吕祖谦给予张栻的影响，而过度地贬低了吕祖谦的学术水平。
在浙东学派的陈亮、叶适看来，张吕在严州、临安的会讲客观上与朱熹形成了“对峙”，二人密切讲论、接引士子，又与朱熹通信论学，造成了“乾淳学术”的第一个高潮期。淳熙十一年(1184)，经历了王霸义利之辩的陈亮在《钱叔因墓碣铭》中写道：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
陈亮所谓“又四五年”中张栻和吕祖谦“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便可锁定为乾道五年十二月到乾道七年六月一年半期间的张吕会讲。陈亮指出，在张吕会讲的同时，朱熹“讲之武夷，强立而不反”。陈亮对朱、张、吕提倡的“道德性命之学”并不感兴趣，却客观描述了正是张吕二人会讲、朱熹独立武夷的格局，造就了“道德性命之学”“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繁荣局面。在“张吕会讲”后到陈亮撰写此文(淳熙十一年间)期间，虽然还发生了朱吕寒泉之会、朱陆吕鹅湖之会，以及他本人与朱熹在淳熙九年的明招山之这些会讲，但陈亮对此一字未提，而独独推重“张吕会讲”，可见此事在陈亮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叶适则认为，二程之学自出现以来有三次高潮，其中第三次高潮就是乾道五、六年间：“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叶适此处没有明指乾道五六年间的张吕会讲，但他深悉张吕二人会讲的事实，曾提到：“张钦夫、吕伯恭官京师，浙西士不知敬，公(指沈有开)独从之。”叶适特别点出“乾道五六年”，而不是朱张会讲的乾道三年，即特指张吕会讲大大促进了程学的传播。
四、结论：张吕会讲的意义
重新认识“张吕会讲”，可以在两个方面深化我们对“乾淳学术”以及“东南三先生”的认识。首先，张吕会讲是确立朱张吕三先生“鼎足而立”格局的关键一环。
关于朱张吕三先生鼎足而立的言论，早在吕祖谦去世的淳熙八年就出现了。本年十一月，辛弃疾在《祭吕祖谦文》中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溯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此后楼钥说：“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佚名著《宋史全文》的庆元元年(1195)六月条下引“《讲义》曰”：“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学，一时明师大儒相继而起。张栻在湖，朱熹在闽，吕祖谦在浙，皆推明是学，以续孔孟正脉之传，天下学者翕然从之，得其说者互以传授。”上述言论中，朱、张、吕三先生的鼎立，既指三先生空间上分处三地，势成鼎足，也指三人学力相敌，足以鼎立，更指三人志同道合，声气相求，遥相呼应。然而，在张吕会讲之前，朱吕、朱张已多次会面讲论，张吕之间却从未谋面；如果张吕二人没有这次会讲的话，那么朱张吕三先生鼎立的三角形实际上只有朱张、朱吕两条边，朱熹遂居于中心位置，“三足鼎立”名不副实。而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张吕会讲正是补足了三足鼎立中缺失的张吕关系这一条边。
第二，张吕会讲提升了二人的社会影响力
张吕会讲一年半期间，除了对《知言疑义》的讨论外，二人都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思想观点，故其思想史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外部扩展”，而非“内涵提升”。朱张吕三人一生讲学不辍，但论到在临安讲学的时间，朱熹只是在绍熙五年在朝期间讲学授徒，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相比之下，张吕二人同时在朝一年，邻墙而居，讲论不辍，又分别担任左右司员外郎、太学博士等清要职务，其在临安讲学授徒，获得了在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上文所引叶适所说的，张、吕二人初到临安时，“浙西士不知敬”，说明此前二人的影响力受到很强的地域限制。而南宋后期方大琮在论及朱熹的政治命运时，特别提到了乾道六、七年间张吕二人同时在朝的盛况，认为这是程学即将迎来复兴的历史性机遇：
不独公也，中间广汉宣公、东莱成公聘召相踵，讲肄相邻，独不挽公俱入，以成一时会合之盛欤？所与公书疏，一则曰阳微阴盛，未见复亨；一则曰群阴峥嵘，阳气断续。
方大琮认为在张、吕同时被召入朝、相互切磋时，孝宗却没有将朱熹召入朝廷，“独不挽公(指朱熹)俱入”，造成了重大的遗憾，且此后朱、张、吕三人再未有机会聚首，此一缺憾遂导致程学的复兴未能持续，即所谓“群阴峥嵘、阳气断续”(此系张吕在朝期间吕祖谦致朱熹书信语)。方大琮对朱熹在张吕同时立朝期间缺席临安这一学术中心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虽然朱熹本人从未对此流露出落寞感，但这一遗憾客观上反映了张吕二人通过临安会讲获得巨大影响力的事实。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