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汴京对临安都市文化的影响
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际性都市，均以文化发达著称于世。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关系，临安的都市文化曾深深地受到汴京的影响。明代学者沈士龙识《东京梦华录》说，“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麦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廿四日祀龟，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本文在此就北宋都城汴京对南宋都城临安文化的影响试作一系统而详细的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下，攻陷都城汴京。次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宣告灭亡。这时钦宗之弟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即皇帝位，始称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南逃至杭州，并于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杭州为行在所，定都临安。宋室的南迁，对杭州都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杭州在宋室定都前，人们心目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富丽的天堂。北宋诗人潘阆在《逍遥集·酒泉子》中云，“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陶谷《清异录》卷上《地理门》也说，“轻清富庶，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可是在事实上，当时的杭州与都城汴京相比，远远睦乎其后，所以过惯汴京都城奢侈生活的人突然之间被迫避乱到杭州，便感到很不满意。时人袁纲在其《枫窗小牍》卷上中说：“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杭田林莽塞目。鱼虾屏断，鲜适莫构。惟野葱、苦荚、红米作饮，炊汁许许，代脂供饭。不谓地上天宫，有如此享受也”。杭州真正成为“地上天宫”，实始自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以后。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二云：“绍兴间，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也云：“大驾初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扁榜一新”。此后一百余年之间，杭州由于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更加繁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四载楼铜钱塘录壁记云：“钱塘古都会，繁富甲于东南。高宗南巡，驻跸于兹，历三朝五十余年矣，民物百倍于旧”。耐得翕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也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以上是总的方面，具体而言，北宋汴京对南宋都城临安在以下诸多方面都深有影响。
(一)商业
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远胜过北宋的汴京。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三载，“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番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但南宋临安商业的繁荣与汴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据史籍记载，南宋时的临安颇多“汴京气象”。宋室南迁且定都临安后，流寓到杭州的北方人，特别是东京的一些商人，纷纷在此经营商业。时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食店》里述及临安的食店时说，“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可见当时东京人开设的食店在临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书“市井”条又载孝宗(1162-1189年在位)时事云：“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
市井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袁纲《枫窗小牍》卷上也称赞，“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爊物、不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也。”这些汴京人不仅纷纷在临安开设商店、酒楼、茶肆和食店，把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汴京风味制作以及饮食店的经营管理方法等带到了杭州，当地商人也纷纷效学汴京，从而使得临安的商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了。《都城纪胜》“食店＂条载：＂如猪胰胡饼，自中兴以来只东京脏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近来又或有效之者。”周辉在《清波别志》卷中说：“辉幼小时见人说，京师人家日供常膳，未识下筋食味，非取于市不属餍。自过江来，或有思京馔者，命仿效制造，终不如意。今临安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各色自若，而日趋苟简，图易售也。”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八《民俗》条也载：“杭城风俗，凡百货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此外，汴京饮食店为着招揽顾客而采取的注重门面装饰和店内陈设的一些方法也传到了临安。《梦梁录》卷一六《茶肆》条云，“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同卷《酒肆》条又载：“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有些高级酒楼的门首更是：“以枋木及花样杳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一如汴京酒楼的“欢门”。并沿袭汴京风习，拓宽店堂，厅院廊尻，花木森茂，酒座雅洁，分阁坐次，重帘遮隔，自成天地，不使食客群集一处，以避免人来客往，嘈杂不适。《梦梁录》卷一六《分茶酒店》又载：“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不仅坐贾待沽的店家如此，而且连那些肩挑车推、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也纷纷学起汴京商人的生意经了。《梦梁录》卷一三《天晓诸人市》里载：杭城每日交四更，“御街铺席，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各行铺食及流动食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同卷《夜市》条又载“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又有经纪人担瑜石钉铰金装架儿，共十架，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寿安坊卖十色沙团。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卖炮螺滴酥，观桥大街卖豆儿糕、轻饧。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使五色纸袋儿盛之。通江桥卖雪泡豆儿、水荔枝膏。中瓦子前卖十色糖。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亦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
此外，汴京的传统烹饪技术、汴京风味制作以及冷藏食物等方法和技术也随着宋室的南迁而传入临安，且为杭人所采用。杭菜融合了南下“旧京师人”所带来的烹饪方法，保持和发展了鱼米之乡特色丰盛的优势，“南料北烹”，结合杭州西湖胜迹风貌的文采，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菜系，把中国的古代菜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东京人宋嫂的鱼羹制作技术也在临安广为流传。据《武林旧事》卷七载：“今湖上食肆蒸鲜鱼以作料和之，乃日五嫂遗制何也。”又如杭城“有标竿十样卖糖”，就是“效学京师古本十般糖”的糖食方法。又据文献记载，杭人冬藏冰雪的方法也系仿学汴京而来。庄绰《鸡肋篇》卷中载：“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1132)驾在钱塘，是冬大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窑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其北人教其制度。”
(二)手工业
南宋临安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纺织、造纸、印刷、陶瓷、造船及军火等工业都居全国前列。虽然杭州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历史非常久远，且至北宋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南宋临安手工业的发达往往又跟宋室的南迁挂在一起。特别是宋室定都临安后，直接为皇室、官府服务的规模庞大的官方手工业作坊从汴京迁移到了临安，同时汴京大量具有各种手工业技艺的专业人才也随着移居临安，这大大地改变了临安官、私手工业的结构与比重，对杭州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陶瓷业为例，宋室迁到临安后，不久即在临安设立了二座新窑，一是凤凰山下的修内司窑，另一个是南宋郊坛东侧乌龟山南麓的“郊坛官窑”，它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南宋叶置在《坦斋笔衡》中说，“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萤澈，为世所珍。“可见修内司官窑就是仿造汴京官窑的瓷品特征烧制，用澄泥做胚，制作极其精致。由于釉色萤澈，多呈粉青而稍带红色，受到世人珍视。明初学者曹昭《格古要论》也评述，“官窑器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足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可见仿造瓷器的质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又如丝织业，宋室南迁后，汴京的织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等也迁至杭州。工匠们带来了汴京精湛的纺织技艺，对杭州官方及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时人晁补之在《七述》中说，“杭故王都，俗尚工巧，……衣则纨绫绮绨，罗绣毂絺，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或绅或丝，或绠或表，……或紫或纁，或绀或殷……”。印刷业也在汴人的参预之下而愈加发达了。如从汴京迁到临安的国子监，其印本在当时最为精良，号称“监本”。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荣六郎家开的书肆在当时也较为著名，主要用于印刷和出售经史书籍。临安的军火工业也相当发达。北宋汴京专管军火生产的军器监，其所属的五十一个“作坊”的工匠也随宋室南迁到临安，改称为“御前军器所”，直辖规模巨大的军火手工作坊，工匠多时达五千余人，每年约制造兵甲、提刀、弩箭等军用器材三百万件之多。
(三)城市建设
南宋临安的城市建设也受到了汴京的影响，当时城中的许多建筑仿效汴京而成。如南宋朝廷精心设计的贯穿京城临安南北的“天街”，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这条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南起皇宫北边和宁门外，北至武林门前的中正桥，长达一万三千五百余尺，由数万块巨幅石板铺设而成，宽敞豁达。它仿效汴京御街，在街中划设御道、河道、走廊等不同功能的分道。至于皇宫建筑不仅规模和汴京大内相仿，而且连宫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城市民房、园林建筑也竞相仿效汴京。《鼠璞》载：“南渡驻跸，王公贵入园池竞建。”西湖四周，“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城中更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后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北宋时尚“林木茂盛，阗无民居”的城西及宝莲山、吴山、万松岭诸处，此时已是“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人赋诗说：“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杭人不仅采用汴京的建筑技术和方法，而且连园林的名称、布局等也沿用汴京。如建于绍兴十七年(1147)的御园玉津园，就是沿用“东都旧名”，其园林布局也仿效东京南薰门外的玉津园。
(四)社会风俗
由于宋室的南迁，汴人大量移居临安，带来了北方的生活风俗习惯，使临安的社会风俗及其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吃、穿、住、用以及杭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杭州在北宋时已盛行的奢侈之风，由于宋室的南迁而愈加灼烈了。市民们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都出现了一般好新慕异、去朴从艳的社会风尚。首先是杭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人食米，北人食面，这是北宋时人们早已熟知的生活习惯。可是在南宋，杭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但大量迁居临安的北人，尤其是由汴京来的移民携来了以汴京为代表的北方烹饪方法，在临安纷纷从事饮食行业的经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临安饮食业经营者的成份，同时也使临安饮食业经营的品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一六〈面食店，条谓：“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渭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都城纪胜》“食店”条也载：“如酪面，亦只后市街卖醉贺家一分，每个五百贯，以新样油饼两枚夹而食之，此北食也。其余诸行百户亦如此。”由于临安城中吃面粉的人口骤然增多，使附近地区农民种麦获利十分优厚，以致“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吃法也仿效汴人，以致出现笑话，如汴人在吃笼饼、蒸饼时有去皮的习惯，这本是因为北地风尘所致，但南宋临安城中的居民也依样学葫芦，仿效汴人去皮而食。从衣饰来看，北宋汴人的许多服装式样和发饰等在南渡以后也传到了临安。袁?《枫窗小牍》卷上云，“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鬟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因杭人流行和崇尚北宋末年汴人的衣饰，以致一些富居临安而以经营汴京衣饰的服装铺大发横财致富。据文献记载，临安城中的绒线铺就以自汴京流寓的移民开的最为著名。耐得翁《都城纪胜》铺食条载，“又如厢王家绒线铺(自汴京流寓)，今于御街开张，数铺亦不下万计。”
衣食如此，杭人的交通也是如此。周辉《清波别志》卷中载：“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皆为北地风尘设，凡贵游出，令一二十人持镀金水罐子前导，旋洒路过车，都人名曰水路。”但临安城中街衢皆砌以砖块和石板，“初无蓬勃”，非汴京可比，然临安妇女、士大夫等出游，照样以方幅紫罗巾盖身，前面用水洒路，又成为后人笑料。
节日风俗，在南宋初年，汴京与临安尚有较大的差异，庄绰《鸡肋篇》卷上载：“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但到南宋晚期，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我们试将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所载的南宋末年杭州社会风俗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汴京的社会风俗作一比较，几乎看不出这两个都城之间有什么差异。这说明经过长时期的糅杂以后，汴京的社会风俗已深深地融合于临安的社会风俗之中。例如宋季临安的岁除风俗，从十二月起，朝天门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天小门神、桃符、金彩、缕花、春帖之类，市况很盛。初八日人家用胡桃、松子等作腊八粥，初九日临安有“鞭春”之习，上元夜有持小灯照路拾遗的，叫做“扫街”，二十四日祀灶，除夕守岁、祀祖、饮屠苏、百事吉、烧术卖懵等等，这都是汴京的遗风。又如端午节，汴京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至五，谓为端五。此俗随宋室南迁传到临安，居民也以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七夕临安城中妇女对月穿针，饮酒为乐，叫做“乞巧”，以小蜘蛛贮盒内，候看结网的疏密，作为得巧多少的应验，“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喉罗之状。”这些也都是汴京旧俗流传到临安的。再如中元节，临安居民有接祖之举，也盖因南宋临安居民有许多由汴京南迁而来，祖宗坟墓在中原，无法设祭，遂有是事，并相沿成习，为他郡所无。故杭谚有“七月十二接祖宗，西瓜老藕瞎莲蓬”之说。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杭人又仿汴京习俗，用五色米粉塑成狮子蛮王的形状，放在熟栗子和麝香、蜂蜜拌和的糕上，称为“狮蛮栗糕”。除夕，皇宫中又沿袭汴京习俗，举行大驱傩的活动。他如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礼仪，也渗入了中原的礼俗。在丧葬习俗方面，据《光绪杭州府志》记载：南宋时临安民间盛行的“缓葬”风俗，也系汴人所传入。所谓“缓葬”就是死后要等三天方再入棺，相传临安多汴京人和西北流民，他们希望“返骨”故乡，故形成“权厝”(暂放)之俗。
(五)语言
宋室南迁后，由于汴人大量移居临安，因此杭州普遍流行着北方语言。南宋初年，临安居民的语言，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两种语音，但过一定时期后，北方的语音成分和所用的词汇，逐渐融合于“杭音”及语言之中。明代学者郎瑛在所著的《七修类稿》一书中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惟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一百过来”。(按：“百”音摆。)《近峰闻略》云：“今人呼谑之语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数者，其下行货恶滥，故呼何数。今越人云‘数头’者，当是南渡之遗也。”《戒庵漫笔》载，“杭州俗呼黄矮菜为花交菜，谓诸菜多变成异种。俗多南渡遗风。卖冰者叫‘大雪’，以大雪收者佳。乘芝麻者叫‘何何’，旧姓何者鬻此故也。”又据洪迈《夷坚志》载，“江浙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者，能于席上按物题咏，应命辄成，谓之‘合生’。其滑稽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六)文化娱乐
南宋临安的文化娱乐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尤其是汴京的遗风而来。宋室定都杭州，遂使汴京大批乐师、乐工及乐舞艺人寓居临安，形成了南北方乐舞的大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北宋时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有“瓦舍”，且其盛况远非汴京可比。据《梦梁录》卷一九《瓦舍》条记载：“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指汴京)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游荡，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后又增至二十三所。临安城中的传奇说话也深受汴京的影响，明代学者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中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影戏在北宋时汴人只以素纸雕镂，南渡后杭人用羊皮并加上彩色装饰。汴京的歌曲艺术，也在临安得到了迅速的推广，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说：“叫声，自京师起撰，用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诸宫调而成也”。当时临安以“吟叫”著称的艺人有姜阿得、钟胜、吴百西、潘善寿、苏阿黑、余庆等多人。北宋汴京艺人孔三传首创的诸宫调，在临安也很流行。据《梦粱录》载：“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能保保及后辈女僮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辞也”。此外，“百戏在京师时，各名左右军，并是开封府衙前乐营。”又如杭州“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日，‘祠山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各以彩旗、鼓吹、娱乐、舞队等社，奇花异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诸色鍮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效京师故体，风流锦体，他处所无”。除上述外，临安灯节期间的娱乐，亦有汴京的因素在内。《武林旧事》卷二《灯品》条载：“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
(七)学校教育
北宋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武学和宗学等学校，由于汴京的陷落而被迫解散了。随着南宋政府定都杭州，汴京原有的一些学校在临安逐渐恢复起来了。绍兴八年当宋高宗正式定都杭州后，温州州学教授叶琳上书高宗，请求复兴太学。他上书说，“今驻跸东南，百司备具，何独于太学而迟疑？且养士五百人，不过费一观察使之月俸。”但宋高宗及其大臣们的“军食方急”之由，否定了叶琳的奏议。此后经过官员的多次上书请求，高宗终于在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下诏给临安府，“措置”太学。次年，临安知府王唤把抗金名将岳飞的宅舍作为太学的校址，并进行扩建。太学生在初期仅三百余人，到孝宗、理宗时已多达二千余名。随着太学的兴建，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和医学等学校也纷纷仿北宋的样子在临安建立起来。这些学校的设立，不仅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而且也使临安的学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据记载，北宋时杭州的学风远远逊于同时期的四明、永嘉、金华等地，而至南宋时却非常昌盛了，当时的临安除上述隶属于朝廷的诸学校外，尚有临安府学、钱塘县学和仁和县学，此外乡里有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教育机构。“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书选者”。居民的文化程度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史载：“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成了南宋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据统计，南宋一代临安的进士达582人之多，朱淑真、张炎、汪元量、周密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杨辉是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陈沂、罗知悌、邢氏等人均是当时的名医，张九成、邓牧是知名的思想家，刘松年、夏圭、马远、李嵩、马和之、林椿等人则都是南宋著名画家。
(八)宗教南宋临安的宗教十分兴盛，《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色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而临安宗教的兴盛与宋室的南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室南渡时，东京有四座祠庙及神像随朝廷迁到临安祀奉。《梦粱录》卷一四《东都随朝祠》载：“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自南渡时，有直庙人商立者，携其神像随朝至杭，遂于吴山至德观右立祖庙，又于万松岭侍郎桥巷元贞桥立行祠者三。”按《会要》云：“神在东京显仁坊，名曰皮场土地祠。政和年间赐庙额，封王爵。中兴，随朝到杭，累加号曰明灵昭惠慈佑王，神祀封曰灵婉嘉德夫人、灵淑嘉靖夫人。”在汴京祀奉的神在宋室南渡后也同样迁到临安来祀奉：如“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在官巷，绍兴建祠。旧志云：东京有祠，随朝立之”。郑州张端义曾在临安见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又“四圣延祥观在孤山，旧名四圣堂。……绍兴间，慈宁殿出财建观侍奉，遂于孤山古刹徙之为观。次年，内庭迎四圣圣像，奉安此观。观额诏复东都延祥旧名”。“三茅宁寿观在七宝山，元三茆堂，因东都三茅宁寿之一名，赐观额宁寿观”。汴京有开元阳德观，临安有开元宫。……不仅临安的一些祠庙寺观、神像是汴京旧有的，就是祀奉的方法亦如在汴京时那样，《梦粱录》卷八《御前宫观东太乙宫》条载，“遵太平兴国旧制，每祀用四立日，设笾豆篕簋尊罍，如上帝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宋汴京都市文化对南宋临安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当然，汴京对临安都市文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上述的几个方面，如都市的治安和管理，坊市的设置等等，也无不受汴京的影响，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由于汴京都市文化的影响，临安都市文化的发展大大加快，加上当时临安都市经济的繁荣，临安的都市文化达到了颠峰状态，其水平之高，为国内罕见。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五、六合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五、六届年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