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临安的造船业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造船业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唐中叶以前，往来于南洋的海船大都是外国的，在新、旧《唐书》中，“西域舶”、“西来夷舶”、“蛮舶”、“蕃舶”的名称屡见不鲜。中国人对外国海船也是备加赞赏，如唐代李肇《国史补》载：“南海船.外国船也。……师子国舶最大.梯面上下数丈，皆积宝货”。但在唐末以后，中国的造船水平已经超过了外国。到了宋代.中国的海洋船几乎垄断了西太平洋、印度洋的航行。当时不但中国客商坐中国海船，连外国客商也都搭乘中国海船。中国海舶以体积大、负载多、平稳、安全、没备完善著称于世，再加上指南针在航海上的使用，更受到了各国客商的欢迎。

　　南宋时的临安，为当时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集中而全面地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的造船水平。

　　一

　　临安是南宋造船业的中心之一，它不仅有官置的造船场，而且也有私人船坊。所造的船舶以内河船舶为主，兼及游船、战船和海洋船舶。其海船制造业虽不及明、温、泉三州著名，但也比较发达，这表现在它先进的造船工艺上。当时临安所造的船舶，其种类之多，形状之异，船体之大，工艺之先进，……都令人惊叹不已。

　　南宋临安的造船业，从其船舶的类型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一)海船

　　海船是指航行于近海及远洋的各种船舶，它又可分为：

　　(1)远洋船

　　海洋船舶载重量大，是南宋临安造船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记载，当时由临安所造的远航出海的海洋船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一料等于一石，载重5000料就是5。00石，应为300吨左右。载重2000料，应为120吨左右。载重2000料(石)的海船，“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每舟筒师、水师可六十人。”这与日本人的记载也大致吻合。当时由临安一带去日本等地的远洋商船，多是乘六七十人。最多不过百人左右)的小型的、轻便的帆船。

　　当时的造船工艺也十分先进。这些远洋船舶已有较好的抗沉性能，海舶“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造船木料一般用的是松木或杉木，除部分来自附近州县外，主要从日本进口。这可从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斯波义信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据《日中两千年》一书记载，进入12世纪后，日本向南宋输出的物品主要是周防(山口)的松、杉、桧等木材和硫黄岛的硫黄。这些进口的木材除部分用于房屋建筑和棺木外，大都用于造船。船侧板用二重或三重木板，并用桐油、石灰艌缝，以防止漏水。每船一般隔成10余舱，有的大船船舱为数更多。各个船舱之间相互密隔，即使有一、两舱漏水，也不至于全船沉没。海船的形体和设备，还具有快航的特点。海船一般尖底，如V字形，“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航行主要依靠风力，“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称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由于充分利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风帆，航行时“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船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能起稳定船身、加速航行的作用。船尾舵有“大小二等”的正舵，还有三副舵，根据水的深浅和离岸的远近分别使用，对于掌握航向有很大的作用。船上还有铁锚和打石，以保证安全停泊。铁锚大者重数百斤，“下有四爪”。石上连着“其大如椽”、长数百尺的藤索，用车轮转动上下。不仅近岸抛泊时可用铁锚、矴石，就是逆风时也可以用矴石使船固定不走。另外，在远洋船舶的设计上，还注意了中外客商和海员们的生活。为了让长期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中外客商和海员们过上比较舒适的海上生活，船上还设有装饰比较豪华、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静船舱。“其后一舱，谓之?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拦楯，采绘华焕，而用帟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

　　(2)浅海船(包括江船)

　　钱塘江的部分水域，对吃水深的大型海洋帆船，航行是很困难的，这自然便成了小型轻便的海船活动的区域。例如从广南、福建、温州、台州＇明州等地运载重货往杭州的南船，因受阻于浙江的高潮与积沙.必须在余姚县由运河船接替装运，经由西兴渡到达杭州。这样，临安浅海船舶的需求量的扩大，更为迫切。当时临安的浅海船舶，据史籍记载，主要有鱽鱼船、湖底船、三板船、战船、渡船等类。鱽鱼船，又称刀鱼船。据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载说，“浙江民间有钓鱼船，谓之钓漕。其船尾阔可分水，面敞可容兵，底狭尖可以破浪，粮储器仗，置之簧版下，标牌矢石，分之两傍；可容五十卒者，面广丈有二尺，长五丈，率直四百缗＂

　　这种船只既能捕鱼，又能作战斗用船，是我国造船史上带有创造性的船只。它主要活动于钱塘江下游及杭州湾沿海一带。湖底船是一种主要不靠使帆而更有赖于人之划力的多桨船。其底是平底，可以在比较浅的泥沙水域中行驶。战船盖可以迎敌。这种船性能极佳，往来快捷，江河湖海都可以行驶，可以说是一种综合各种船型之长处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新式的中型快速舰艇。据《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记述，在钱塘江上还活动一种专门“网鱼买卖”的“三板船”。“三板船”又称作“舢板”或“舢舨”。这种船只体积较小，划行便捷，是当时内河与沿海使用最普遍的船只，它似乎也是多桨鱽鱼船。此外，在钱塘江边还聚集着许多渡船。供往来客商过江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临安及其附近地区已能大量生产车船。车船出现于唐朝，在南宋时期得到实际应用和发展。它是一种以人力为动力的木船，但不用帆樯、篙桨之类的设备，而是安置轮子，边附短桨，由人踏动，激水行驶。其构造和设计原理和近代轮船已无甚差异。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丙寅，诏江东、浙西路各造九车战船十二艘，浙东造十三车战船八艘。时王��自荆湖得二巨舰以归，故命三路漕司仿其制为之”。五月癸未，诏江、浙西路共造五车十桨小船五，仍以贴纳盐袋钱五万缗为造船之费。时已造十三车、九车战舰，而言者以为凌急遇战，追袭掩击，须用轻捷舟船相参，仍复为之”。

　　从上可见，这些航行于钱塘江的浅海江湖船，绝大多数均是小型的船舶，其特征是载重量小，吃水浅，漕力以人的划力而不是使帆力为主要推动力。

　　(二)河船 “

　　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张澄言：“临安古都会，引江为河支流，于城之内外，交错而相通，舟楫往来，为利甚溥”。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河舟》中也记载说：“论之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鱼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城北者多矣”。从当时临安的里河船只所载运的对象、所属关系来看，主要有：

　　(1)客货混杂船

　　这类船只专载往来士贾诸色人等，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时称“落脚头船”。

　　(2)货船

　　专门用来搬载诸铺米、盐袋和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

　　(3)客船

　　主要有艟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类。艟船为小船，舫船和航船为中型客船。这些客船主要往来于杭州至苏、湖、常、秀以及江、淮等州的河道。

　　(4)纲船

　　纲船又叫“漕船”或“漕运船”，它是封建王朝专运“田赋”的船舶，其载重量一般为五六十吨.南宋时的临安“乃辇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办于浙右诸郡县，隶司农寺所辖。本寺所委官吏，＇专率督催米斛，解发朝廷，以应上供支用.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官司亦支耗券雇稍船米与之.到岸则有农寺排岸司掌拘卸、检察、搜空“。

　　(5)家船

　　南宋时的临安城，都是石板街道，非泥沙可比，车轮难以运行，所以用船或人力搬运货物。一些富豪人家，如宅舍府第庄舍，自造船只，从便撑驾往来，又无官府捉拿差拨之苦。

　　(6)贩米船

　　在临安府的下塘等处，聚集着大量的贩米船。这些贩米船多是铁头舟，大小不一，有的来自外地，有的却由临安所造。其大的可以载五六百石。贩米客的全家大小全部居住在船中，往来兴贩，可见船上的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

　　(7)寺观庵舍船只

　　这些船只在当时均称“红油桐滩”，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炭。南宋时的临安，光是佛教寺院就有500所左右，如果每所一只船，也有500只之多，可见其数量也颇为壮观。

　　(8)粪船

　　南宋时的临安有“百万人家”，因此垃圾、粪便的搬运任务十分艰巨.成群结队的粪船投入繁忙的搬运工作。

　　(9)渔船

　　杭嘉湖地区系著名的鱼米之乡。临安城外湖泊星罗棋布，河流众多，盛产鱼类，因此渔舟、钓艇群集。渔民们一边捕鱼，一边将鱼用船运到临安城中的鱼市中去卖，“每日往返，曾无虚日”.

　　(10)红座船

　　在北新桥外赵十四相公府旁，有殿前司的红座船，专门负责管理河上运行的各类船只。

　　(11)撩河船

　　由官府置办，专门用于疏通河道淤塞之用。

　　上述这些船舶，从地区上看，主要属吴船类型。这类船只的特点是吃水浅，性能多样化，适宜于航行在河湾和灌溉渠道中。

　　(三)湖船

　　湖船在这里专指西湖上划行的各类船舶，它主要以游船为主。游船最豪华的要数皇帝乘坐的御舟了。南宋时，安顿于小湖园水次的御舟共有三只，名为“兰桡、荃桡、旱船。宋理宗时，又制有御舟“梅槎”，停泊在翠芳园内。“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其船皆是精巧雕刻创造，俱用香楠木为之”。“御舟四垂珠帘锦幕，悬挂七宝珠翠、龙船、棱子、闹竿、花篮等物”。这些御舟，平时都不使用，只是遇重大节日偶尔用之。“至景定间，周汉国公干得旨，偕驸马都尉杨镇泛湖，一时文物亦盛，仿佛承平之旧，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除御舟外，西湖上尚有供游人租借的大船数百艘。这些大船，包括头船、楼船、大舫(或称画舫)等在内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中可容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余客。”

　　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栱，行如平地。各有其名，曰百花、十样锦、七宝、俄金、金狮子、何船、劣马儿、罗船、金船、黄船、董船、刘船，其名甚多，姑言一二”。这些载重力不等的游船，按其大小，又可分为头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槛船、摇船等。头船是这些大船中最大的一种，清代学者厉鹗在《湖船录》一书中说道，“大者谓之头船”。当时西湖上的游船，光是头船就达百余艘，名称也各不相同，周密《武林旧事》一书记载，“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夸竞好”。这些头船，一般都供富家官府所租用，马虚中诗道，“贵家游赏占头船”。《西湖老人繁胜录》也载道：“节日大船，多是王侯节相府第及朝士赁了，余船方赁市户。”“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船中的服务也十分周到，游人若想在船上宴饮的话，“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推支费钱耳。在这些众多的大船中，“具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也有官府所造的，如：“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宰执从官，以至大珰应奉诸司，及京府弹压等，各乘大舫，无虑数百。”至于湖中的小船，更是数有千计了。在这些小船中，有“二三百料者，亦长数丈，可容三二十人。”如摇船、小脚船、专门运载游客。也有可乘数人的小船，这些小船叫“瓜皮船”。元人杨廉夫诗道：“小小渡船如缺瓜”。可见这种瓜皮船为小舢板。这些小船载著名各式各样的物品，穿梭湖上，往来买卖。船上各种小吃，应有尽有。在湖上，尚有专供渔人垂钓的小船；有撒网捕鱼的渔船。另有最特别的要算运载龟鳖，螺蚌、鱼类的放生船，根据佛教的礼仪，放生救福。“又有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荒鼓板、烧香婆嫂、扑青器、唱耍令缠曲，及投壶、打弹、百艺等船，多不＇呼而自来，须是出著发放支犒，不被哂笑。”“更有豪家富宅，自造船只游嬉，及贵官内侍，多造采莲船，用青布幕撑起，容一二客坐，装饰尤其精致”。

　　除上述的各种大小船只外，“西湖春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每年的正月初八，在西湖上一般都要举行龙舟竞渡活动。其曰，“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龙舟少则6只，多则10余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

　　南宋末年，车船也在西湖上出现，据《梦粱录》卷十二《湖船》记载，当时西湖上“有贾秋壑(即贾似道)府车船，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另外，西湖上还有一种名叫“乌龙”的湖舫，“其舟平底有柁，制度简朴。”相传此舟“凡遇撑驾，即风波大作，坐者不安，多不敢撑出，以为弃物”。然时人周密却说：“余尝屡乘，初无此异也。”

　　综上所述，南宋临安的造船业是十分发达的。当时的临安已能制造不同用途的专门船舶，如用于河上的有客船、航船、落脚头船、大滩船、艟船、舫船、飞篷船、纲船、米船、红油桐船、粪船、红座船、渔舟、钓艇、撩河船等等，江海船则有海舶、大舰、网艇、渡船、客船、车船、楼船、蒙艟等等；用于湖上的则有御舟、湖舫、车船、钓鱼船、渔船、瓜皮船、小脚船、采莲船、放生船等等。从其所制造的船舶的形式上来看，也呈多样化，有舶、舸、舰、艟、航、艇、舫等等。从船舶的大小来看，既有载重300吨左右的大型远洋海船，也有仅载一二人的小船。从船的动力和船体的构造来看，有尖底船、平底船、浅底船、单桨船、多桨船、八橹船、六橹船、车船等等。从船舶的数量上来说，也十分浩大，大小不下万余只。可谓盛哉！

　　二

　　南宋临安造船业的发达，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空前繁荣的都市经济。南宋时的临安，在短短的150年中，经济空前繁荣。史书谓：“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较，非他郡比也＂。它不仅有“东南第一州”之称，而且被马可·波罗誉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临安不仅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又是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即所谓“薪南粲北，舳舻相衔”。手工作坊，遍布坊巷。其丝织业，造纸业、印刷业、陶瓷业等都居全国前列。海外贸易也十分兴盛，钱塘江边，桅楹林立，船舶云集。这空前繁荣的都市经济，奠定了临安造船业发达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悠久的造船史。南宋临安造船业的发达，技术之完备，决非偶然，它是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的。杭州水田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木船桨表明，早在5000年前，杭州地区已经能够制造木船了。到东汉后期，杭州已能制造渔船。唐朝时的杭州，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五代吴越国时的杭州，造船业已经比较发达，当时钱塘江边，“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

　　在北宋开国至吴越纳士称臣的短短19年中，吴越国就向宋王朝进贡了银装花舫、画舫、龙舟计200艘。造船技术也非常高超，据北宋科学家、钱塘人沈括说：“国初，两浙献龙舟，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北宋时的杭州，造船业仍然十分发达，为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每年承造大量的江河舰船和纲船。

　　(三)优越的地理位置。南宋时的临安，与其他船场相

　　比，还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它“襟江抱湖”，，城内城夕卜，河道纵横交错，湖舶密集。出北门，“浙西、苏、湖、常、秀，直到江、淮诸道，水陆俱通。”经钱塘江，上可达严..婺、衡、徽诸州，下可至明、越、台、温、泉、福，广等州，远可达日本、朝鲜、南洋诸地，是发展造船业的理想场所。此外，它还具有一国之都的人为优势，在这里汇聚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船舶，可供借鉴学习；在这里聚集着众多的能工巧匠，可以加强技艺交流，协力攻关。

　　(四)社会的大量需求。任何一个技术部门的发展，都跟社会的需要紧密相关，并且是为社会需要所推进的。这里讲的社会需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防的需要。自从政治中心南移，过去的中心腹地沦落为边境，南方的国防任务愈加艰巨，尤其是要防御金兵的南下，这样就迫切需要制造大批战船。所以临安和其他船场一样，就屡次担负起大规模制造战船的任务。二是城中粮食和人员输送的需要。南宋时的杭州，人口已达百万之多。要维持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的的生存，粮食物资等的输送就成为历朝统治者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当时的临安，光是粮食的消耗量就十分浩大。周密说，“杭城除有米之家，仰汆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临安城中的主要街道，均为石板路，车辆无法通行，而城内外河道纵横交错，水运极便。嘉定六年(1213年)，臣僚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这样使临安的内河造船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是旅游业的发展和需要。西湖“山水之美名天下”。早在唐代，西湖之美便名闻于世。赵构以杭州为行都后，王侯将相宦相士大夫“直把杭州作汴州”，很少有人不到西湖的。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记载，“南渡后，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作为西湖旅游的重要工具——游船的制作就由此而盛。

　　(五)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金灭北宋后，南宋偏安江南，只剩下半壁江山，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但是官僚机构仍然十分庞大，军队达数万之多，统治阶级照旧奢侈腐化，经费支细，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自然对海外贸易也格外重视。顾炎武说：“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宋高宗也曾说过：“市舶之利最厚，所以动以百万计。若措置得宜，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高宗以后的南宋历朝皇帝，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样，在南宋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海外贸易又很快发展起来，其规模后来还超过了北宋时期。但海外贸易必须通过海道航行，而海道的交通工具——船舶的大小好坏，数量的多少，对于海外贸易的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势必促使统治者对造船业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各种新式船型创造以后.，统治者往往降旨令沿江海各州船场仿造。在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下，造船业愈加兴旺发达了。

　　(六)良好的社会背景。造船这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它涉及到流体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数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随着航海和造船事业的发展，已普遍地使用于航海。雕版印刷也迅速发展，平民布衣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在此时被大量用于制作火器，在成场中广泛使用。兵器制造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此外，纺织、矿冶、陶瓷等部门都有显差进展。各手工业的作坊，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超过了前代。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这时出现了总结和记载手工业技术的专著，如全面系统地总结建筑技术成就的《营造法式》及木构建筑技术的《木经》。宋代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新阶段，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由此可见，南宋临安造船业的发达，跟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分不开的。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