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明代学者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揭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在《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这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是着力不够。于是，有些学者把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称之为＂宋代文明之谜”，或者说是＂中国文化之谜”。有鉴于此，本文冀图对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作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笔者认为，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

　　一、繁荣昌盛的封建经济，为宋代文化的鼎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从根本上讲，宋代文化的繁荣有赖于经济的长足进步。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表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例，宋代到大观年间人口已达两千余万户，首次超过了一亿，为汉唐的两倍(唐代全国户口最多时为一千二百余万户，五千余万口)。耕作方法也从前代的开垦荒地发展到与水争田，与山争地。垦田数已在七百万顷至七百五十万顷之间，这也是汉唐的两倍，与明代差不多。由于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和土壤的改良，使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亩产量约为二石，这在唐代已是高产了，但在两浙路和江东路圩田地区，亩产量高达四五石至六七石，即使到明清时期，其最高产量也不过如此。在宋代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亩到一亩半地可以养活一个人，而在战国时期约六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在种植业发展、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决定性条件下，宋代蚕桑、果树、甘蔗、蔬菜、园艺、林木、药物以及养鱼等业，都迅速发展起来了，变成为农业的分支或与农业并驾齐驱的一种行业了，而这些现象在前代是很少或者不曾见到过的。同样，宋代的官私手工业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前代生产的基础上，宋代的采掘冶炼手工业，规模扩大了，技术改进了，产量成倍增加。其中铁的产量，据外国学者估计，年产量已达到十四万吨，而这一数字是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俄国远没有达到的。在造船业方面，宋代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在性能和质量等方面也十分先进，当时到海外诸国进行贸易的远洋海船能够容纳六七百人或承载上千吨的货物，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如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等，也突飞猛进，冠称于世。正是在这前所未有的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提高的广阔基础上，宋代劳动人民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在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情况下，宋代商业和城市经济活跃起来了。由于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在两浙路，甚至社会的最底层——佃户，也卷入了商品市场，参与了这种商品交换活动。在某些地区，商业资本还直接干预生产，商人同生产者之间出现了货币关系。在广大的农村，有的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富裕农民在农忙季节雇工的现象，而这类雇工又往往是按天数付给货币雇值的。在手工业作坊中，同样出现了雇工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宋代已预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即将萌芽，它比欧洲诸国要早出现二至三个世纪，这也是以前所未曾出现过的。此后的元明清三朝，仅只有明中叶达到过这个水平。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其本身就是文化水平的体现。生产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宋代文化能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只能把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生产的高度发展。此外，宋代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经济对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各类人才地理分布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人才辈出的地区，首推浙江、河南，次为福建、江西、四川.江苏、河北等地，而这些地区都是当时经济发达的地区。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苏湖熟，天下足”加之称，又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之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岁稻再熟“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萍、冶铸、金帛、杭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四川素号“天府之国”，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成都平原“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河北的经济在宋代虽不及唐代之盛，但在某些方面，仍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地位，如纺织业，有“河北衣被天下”之称，而其中的棣州，更是“平原厌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有“鱼盐之饶，裕以富庶”之说。至于河南，更是京畿重地，北宋经济的中心。……人们富裕起来后，自然便想到追求功名，以光耀祖先。如范成大《吴郡志〉〉卷四梁肃昆山《县学记〉》所说的“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江西饶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吴兴“其民足于鱼稻莲蒲之利，寡求而不争，则知好学”。福建路民“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也说：“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四川在两宋有“人文之盛，莫盛于蜀”之誉称。而宋代文化不发达的地区，也大都是经济落后或衰退严重的地区，如荆湖南、北两路，农业生产尚处于粗放经营阶段。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南路到南宋时仍是“岁计所入甚少，比江西才十之三四，曾不足以支本司(转运司)一年之经用”。时人真德秀在《劝农文》中慨叹道：嗟尔湘人.为生甚勤，土瘠而墝，俗窭且贫。”，而广南两路，至宋代尚未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广南素号瘠薄，谷米不多，财用窭乏＂。又如元丰年间，广西提常平等事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才二十余万，盖不过江淮一大郡，……百姓贫乏，非他路比”。……百姓贫乏，难以糊口，自然无法维持正常的文化活动，这便是这些地区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有鉴于此，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道：＂无论甚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是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那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到了后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书院，书院里的发达，又是靠地方上担负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也越多。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功中国文化中心，与两省的经济史，总有关系。在唐以前，钱塘江同扬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同现在江北开盐垦的地方差不多。直到钱镂筑了海塘，沿海的田地，经济渐渐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口，江浙两省才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同时这两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驾干各省之上”。这个分析，可谓透切之至。

　　二、宋代统治者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宋代文化赖于发展或繁荣的土壤是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仅有肥沃的土壤，而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是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基础”的理论模式来解说这一“中国文化之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笔者认为，宋代文化的鼎盛，除“经济基础”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宋朝统治者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与以往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术＂，以及后来明清二代的文字狱相比较，尤为明显。它为宋代文化的鼎盛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宋代文化的鼎盛由客观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宋代统治者开明的文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文轻武的国策

　　两宋时期，封建统治者重文轻武的风气十分盛行，这不仅在政治制度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而且也成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念。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民间流行的俗谚则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这种状况，与宋以前的唐末五代那种“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截然不同，它的出现，或许是因为唐末五代的武人专横骄暴给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的启示，或许是因为从小军官做到后周殿前都点检，又从而登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于分裂割据时期军事力量支配政治的关系的深有体会，于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和＂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就产生了。与限制、贬低武人的措施相对应，宋朝统治者着意执行“佑文政策”，尊用文臣，给予文人以优厚的待遇。首先在政治上提高士大夫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抬高科举的地位和扩大取士的名额，使科举考试成为官僚进用的主要正途。“凡内外职官，布衣草泽，皆得充举”。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也是空前的，其人数也远远超过唐代，即使是元明清三代也望尘不及。据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这个平均每年取土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这些中榜的科举之士，大多进入统治机构，成为各级官僚，这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据香港中文大学李弘祺先生的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为7833人，占总数的52.71%。在这种“重文轻武”的国策影响下，掌握国运的重臣都是这批从科举选用的文官。就连领兵打仗，也大多都是由文臣担任方面的统帅。枢密使更是一反五代的传统习惯，几乎全由文臣充任。北宋一代，只有少数武将做到枢密使、枢密副使，但终不免被皇帝疑忌去职。宋仁宗时，大臣蔡襄曾说：“国家既平四方，追鉴前失，凡持边议，主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儒臣任之。武臣剟去角牙，磨治壮厉，妥处行伍间，不敢亢然自校轻重。然则今天下安危大计，其倚重儒.臣乎！”赵匡胤还把重文轻武作为大宋皇朝的既定国策，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要求接班皇帝世代遵守，其中有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即知识分子)0宋太宗好大喜功，但他仍然继承了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方针，深知“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5，的道理，同样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以文化成天下”。后来的宋真宗、宋仁宗等皇帝，也都实行了尊重文士、以文治国的政策。尽管也曾出现过苏轼“乌台诗案”和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死岳飞的惨案，但在通常情况下，宋代的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甚至批评皇帝，决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最严重的处罚是贬职流放。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人，都曾被说成是犯有攻击皇帝、反对朝廷的弥天大罪，但其处分也不过是削职或流放。苏轼由于“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攻击熙丰变法和宋神宗，曾被下御史狱，但不久就被释放了。他的弟弟苏辙，“专攻人主(即宋仁宗)”，不但不受处分，反而被录用了。在当时，上大夫即使被流放，也可以做闲官，社会地位仍然相当高，而且在经济上不受多大损失。这种现象，也正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所说的：“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在这种容宽的文化政策下，宋代士大夫们因而敢于说话，敢于指陈时弊，敢于思考，敢于创造。其次，宋代统治者还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水平。据时人王栐记载：“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在宋初，由于战争破坏，宋朝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因此“士大夫俸人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寥寥无几，仅能“粗给妻孥，未至冻馁”而已，可谓“艰窘甚矣”。可是当宋代经济开始好转时，宋朝统治者就着手提高士大夫的物质待遇。景德三年(1006)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四年九月壬申，又诏：“并建庶官，以釐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们不再为衣食担忧了，而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来了。所以石介赞赏说：“古之养士也薄，今之养士也厚”

　　(2)设立专门的文化机构

　　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纯科学研究机构，但一些部门实际上已具有研究机构的职能。例如编修院(后改名史馆)掌修国史，起居院掌修起居注，日历所(属秘书省)主撰日历，中书省、枢密院分撰时政记，司天监和天文院，是研究和观察天文气象的专业机构，等等，这些专门机构的设立，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外，宋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遗产的整理。建国不久，宋太祖在戎马俊偬中，于建隆四年(963)下诏收集散佚的书籍，以充实三馆。又于民间广募亡书，对捐书者赐以科名。太宗、真宗等帝也均如此。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24年)，太宗诏日：“……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缺者，具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诰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缺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脸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自是四方书籍，源源不断而来。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又命裴愈出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诏愿进纳入官，优给价值，如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即时给还。宋朝统治者不仅重视书籍的搜集，还十分注重书籍的流通，除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刻书外，各地大小官衙、教育机关，如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左廓司、庾司、仓台、计台、漕台、漕廨、漕院、学宫、学舍、太医局等，都风行雕版印书事业，除刊刻儒家经籍外，还遍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唐、宋名家诗文集、文选等。宋朝政府还刊刻了卷帙繁多、工程浩大的释藏、道藏和著名的四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凡此等等，无不有助于宋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3)奖励创造发明

　　宋朝统治者对发展文化的有功之士，实行奖励措施。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宋帝对他的赏赐就十分优厚。冯继昇呈火箭制法，御赐衣物束帛，唐福进火器，造船务工匠项绾献海战船式，都赐予大量的缗钱；石归宋献木羽弩箭，诏增其月俸，焦偓进盘铁槊，被提升为本军使，郭谘造战车、弓弩有功，也得到提升；木工高宜设计八车船，受到宋帝的赞赏，水工高超和主持人王亨，创新法防洪有功，也受到宋帝的赏赐，僧人怀丙打捞铁牛成功，御赐紫衣，……真是不胜枚举。对有的发明创造，宋朝统治者还能及时加以推广，如沈括在使辽时尝制有木图，诏边州加以仿制。而当各种新式船型出现以后，宋帝往往降下船样，令沿江沿海仿造。绍兴五年(1135)“王��自荆湖得二巨舰以归”，诏令江东、浙东、浙西三路漕司“仿其制为之”。如有的文人在生活上有困难，宋朝统治者还加以资助。钱塘西湖隐士林逋，就曾多次得到宋帝赏赐的衣帛等物。而至于有关国防方面的科技发明创造，宋朝统治者更是极力推广，由于号召军民，陈述军器的利害，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

　　(4)倡导读书之风

　　宋太祖曾经说过：“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他不仅自己喜好读书，而且要求大臣们也读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载：宰相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太祖还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在宋太祖的不断劝勉下，”于是臣庶始贵文学”。宋太宗也是一个勤奋读书的皇帝。他曾多次对臣下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之类的话。又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非书籍，何以取法”＂叽宋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宋仁宗“圣性好学，博古逋今”。宋英宗也喜好读书，宋神宗则要听司马光等讲读史书。此外，宋徽宗在诗词书画等方面也造诣颇深。甚至后来的几个＂短命”皇帝和宋孝宗、宋度宗、宋恭宗等也都爱好读书，擅于诗词书画。宋代不仅历朝皇帝爱好读书，倡导读书之风，并且朝野的官僚们也均以劝学为重。王安石知鄞县时，以兴学为重，明州文风为之一振。滕宗谅守湖州时，首建学校，延名儒胡谖为教授，＂东南文物之盛，以湖为首称”。当时“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范仲淹出官广东时，“更定学宫，咸言嗣是番(即广东)为衣冠聚”。杨简知富阳县时，针对“民多服贾而不知学＇＇的情况，＂兴学养士，文风益振”。……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之下，两宋三百年间，读书之风大盛。叶适在《汉阳军新修学记》中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吴郡“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甬句(今浙江宁波)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宵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岑，其亦盛哉！”绍兴“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以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福建永福县“家尽弦诵，人识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福州号称“城里人家半读书”。……一般百姓耳濡目染，见多识广，竟然能够背诵古人语言，其文化普及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了。这正是宋代文化鼎盛的社会原因所在。

　　三、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是总结、继承并发展了秦汉以来特别是隋唐五代文化成就的结果。

　　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任何时代的文化和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历史联系，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继承性。但在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形成文化发展的高峰。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适宜的历史条件，后人才有可能在前代文化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继承，发展原有的文化成果，使之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文化高峰。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它的发展表明它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文明积累的产物。我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到宋朝建立时，都经历了千余年的时间，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就文学中的诗词来说，诗歌发展到宋代时，其韵律、体裁、形式都已成熟，词兴起较晚，但经过晚唐和五代的发展已渐趋成熟，宋代词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与唐诗、元曲交相辉映。宋代史学堪称辉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一方面，在已有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基础上出现了编年体通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传体通史(如郑樵的《通志》)和纪事本末体。另一方面，唐代刘知几创作的史学评论名作《史通》从理论上总结了唐朝以前史学发展的经脸教训，又阐明了今后修史的方向，这对宋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宋代绘画，号称极盛，这也与唐、五代绘画的发展分不开的，如五代花鸟画所获得的较大成就，给宋代花鸟画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水墨画经过唐、五代而到宋朝，至少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唐代殷仲容画花鸟，“或用水墨，如兼五彩”，五代徐熙则“落墨为格”等等，都是前人通过辛勤的艺术实践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这种传统方法，到宋代，不但被画家们所认识，而且被掌握而有所发展。又以科学技术为例，唐代的农具和水利事业以及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为宋朝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王孝通《辑古算经》应用了三次方程，宋代的数学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三次以上方程式的求解方法。唐代李皋创造了轮桨船(即车船)，到宋代车船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唐代有海鹘船，到宋代则又有新型船样铁壁铧觜平面海鹘战船等各种新型海鹘船的出现。兵器中的“车弩”(用绞车拉弦的巨型弩)，唐代已经出现，但到宋朝，在战争中不断获得进步，以七十多年的发展超过了以前几百年的发展。……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某一时期文化有较大的成就，是与前一代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在论述宋代文化的发展时.切勿随意隔断她的历史联系。

　　四、文教事业的昌盛和学术风气的空前浓厚，也是宋代文化鼎盛的重要原因

　　文化兴盛与否，跟文教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个时代或地区的文教事业发达，那么这个时代或地区的文化也就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两宋三百年间，无论是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上，还是在文化教育事业上，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文化传播手段的印刷业来看，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到了宋代，已经极为昌盛。不仅各级政府机构竞相刻书，而且私家刻书和坊间刻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图书有了更为方便的技术方法，印刷业从此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印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景德二年(1005)，真宗到国子监，问祭酒邢昺，经版几何？邢昺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百无一二，……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朱熹在《嘉禾(建阳)县学藏书记》中也云，“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今知县事姚，始鬻书于市，上自六经，下及列传史记子集。”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于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

　　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由于宋朝统治者重视文化，诏令“天下皆立学”，这样，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出现了“虽荒服郡县必有学”的少见现象。宋代不仅在建学数量上远远超过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在校舍建筑、藏书楼、学员、教师管理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宋代地方官学在经了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西)几乎县县有学，而且延续时间也长，在整个宋代几乎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地方官学也比较兴盛，如广西地区在宋代就设有34所府县学。此外，当时的文献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点，范成大在《吴郡志》卷四《学校》条曾引时人朱长文记曰：吴郡“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髯之子，孰不抱籍缀辞”。江西“虽荒服郡县，必有学”。歙县“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学校之盛，于此可见一斑。书院在宋代也极盛一时，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203所，这远非汉、唐、五代可比。宋代的书院，尤其是南宋，其规模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主要的教育机构。名师大儒都集中在各地的书院中，如朱熹主讲过白鹿洞书院，张植在岳麓书院掌过教，吕祖谦尝为金华丽泽书院的山长，杨简讲学于杜洲书院，何基教学于北山书院……。由于这些学者讲学躬行，重视读书和提倡创发，故乡习濡染，浸成风气，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有力地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东阳吴葵，筑有安田书院，“招延吕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初则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说斋主之，皆携弟子百余人以至，远近惊愕＂。“江东提刑袁蒙斋甫建象山书院，招主讲，常，学者兴起”。西安(今浙江衢县)徐霖.“尝筑精舍，聘请讲学，是日听者数千人”……至于朱熹、陆九渊等人在书院中培养出来的弟子，更是数以千计了。

　　宋代的学术也十分兴盛，“北宋时代除去云燕十六州是在契丹的范围不计外，凡是宋家的土地，都有学术可言，到了南宋，便文化也随武备同时而南迁，长江一带，上自四川，下至闽浙，成为政治的领域，也就是文化的领域以时代而言，北宋时主要有湖学、濂溪学、洛学、关学、蜀学，南宋时有闽学、江西学、婺学、永嘉学、永康学，湖南学则介于二个时代之间。除这十一家以地名学外，尚有不少学者，如孙复、石介、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李觐以及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宋学中的重要人物。从《宋元学案》的记载来看，“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达一百十家之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空前的，即使是元明清三代也不能与其相匹。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学者大师们，不仅刻苦勤学，认真对待学问，而且注重创发，提倡求真。他们坚持所学，兼取诸家之长。尤其可贵的是，许多无名之卒敢于向权威之士辩难，如鹅湖之会的争论，陈亮与朱熹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争论，陆家兄弟与朱熹无极太极的争论，叶适、蔡幼学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朱陆二家的争论等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争论。学术昌，文化兴。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促进学术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宋代文化摄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滋补、充实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

　　宋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采取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在当时，主要是通过海道，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陶瓷之路＂。以宋与日本的关系为例，据统计，在北宋一百六十多年(960—1127)间，去日本的宋船数，仅有据可查明的就达7。多艘次，而且其中没有一只能够断定为日本的商船，这清楚地表明了大宋王朝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采取的积极姿态和重视程度。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先生研究表明，当时“回国的宋商所带回的我国出口物品，主要是砂金、珍珠、水银、硫黄等，大多是天然的产品，同时还有螺钿、泥金画、屏风等各种工艺美术品，看来其精巧的技术在中国也受到珍视”。在北宋都城汴京的相国寺里，每月要举行五次商品交易，在那里，日本进口的扇子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品。对于扇画上画的“倭绘”，宋人深为赞叹，称赞它“理思深远，笔触绝妙”。此外，工艺精巧的日本刀也是宋人极为珍视的物乩，宋朝著名学者欧阳修曾写有一首名为《日本刀歌》的诗，诗中写道：“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自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问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此外，日木还不断向中国输入宋时佚亡的儒释各家的书籍，如奝然向宋太宗献《孝经郑氏注》、《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同时又把日本人著述本国史事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献给太宗皇帝。因此木宫泰彦在所著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颇为自豪地说：“在文化交流方面，……北宋时代是试图复兴因唐末五代纷乱而一度衰退的文化的时代，而在日本则是藤原时代，日本文化极为繁荣的时期。因此，日本虽汲取了宋朝文化，但也向宋朝输出日本文化，以补对方的缺陷，彼此之间的文化地位，大致处于对等状态”。宋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并从朝鲜学到不少好的东西，如“高丽纸”在中国有很高的声誉，其中的名产“白硬纸”，经常作为礼品向宋朝赠送。高丽的松烟墨也颇得宋人的好评，当时著名的制墨家潘谷，由于吸取了高丽的先进经验，造墨时掺入了进口的高丽“煤”(即松烟，为制墨的重要原料)，而制出了高质量的墨。因此宋人晁贯之在〈〈墨经》中评价说：“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制墨莫有及谷者”。此外，宋朝经常从高丽输入大批药材。十三世纪时，高丽人发明了用药炮制的“脑原茶”，成为向宋赠送的名贵药品。高丽著名画家李宁的画技，也曾得到著名画家宋徽宗的推崇，并要本国的画家向他学习。宋绘画评论家郭若虚说：“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当时高丽的刻本、手抄本书籍以及朝鲜人的著作也源源不断地传入宋朝，如义天所刻的《续藏》(计四千余卷八金富轼的《三国史记》等著作。宋朝还从高丽带回了不少早已亡佚的书籍，如宋神宗时出使高丽的医官马世长带回了《东观汉记》。高丽也先后向宋廷赠送了中国早已亡佚失传的《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足本《说苑》(原缺《反质〉〉一卷)等书。宋朝还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地区的文化吸取有益的营养。如十一世纪时，越南的军事学传入宋朝，并为宋人所采用，在战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蔡延庆本是北宋时的一个文人，后来由于学习了“安南行军法(即李朝兵法)”，竟在边疆屡立战功。蔡延庆还曾向宋神宗推荐，神宗对此兵法也非常赞赏宋朝还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据记载宋人“往取经者颇众“，仅宋太祖乾德四年(965)，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在得到宋廷准许后，经西域前往印度“求佛书与之同时，“天笠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随着宗教关系的发展，宋朝的佛经翻译工作又重新恢复起来，如太平兴国年间建立的译经院，就有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等人在此译经。有的印度僧人还帮助宋朝从事寺院建筑，如宋太宗时来的罗护哪，曾在“泉(州)之城南”创建宝林院。又有“天竺讲僧”助建泉州开元寺东塔，这座为八角七层的花岗岩大石塔，造型雄伟，坚固而美观，成为我国现存石塔建筑中的艺术珍品。阿拉伯人的数学、医学和建筑技术等也对宋朝文化产生过积极影响。在这一时期，宋朝的数学家们吸收了阿拉伯的历算、代数、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秦九韶所以能提出大衍求一术，似乎曾从杭州的算学家那里间接获得阿拉伯数学知识”。宋朝数学家开始采用数码，并且用〇表示数字的空位，可能也是“受到在华穆斯林侨民使用阿拉伯数码的启发而采用的“阿拉伯地区输入宋朝的药材，数量也十分庞大，据《宋史·大食传》记载，当时大食使臣向宋朝赠送的“方物”中，香药占了很大的比重。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大食输入宋朝的药材有：乳香、没药、血竭、金颜香、苏合香油、桅子、蔷薇水、丁香、豆蔻、没食子、木香、阿魏、芦荟、珊瑚、琉璃、真珠、象牙、腽肭脐、龙涎香等，已直接为中国药物学界所采用，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阿拉伯人阿维森纳所发明的丸衣方法，也很快传入了中国。这种以金银箔为丸衣的方法，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并发展到用珠砂、青黛、矾红、麝香等为丸衣，最后创制成功“蜡丸”。此外，阿拉伯人还将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了中国。在泉州建立了清净寺，在广州建立了怀圣寺，等等。而且他们还请求宋朝地方官在广州、泉南“建蕃学”，由此可见，两宋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较之唐代，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因为宋代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滋补、充实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这样广泛的、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出现那样绚丽多姿的灿烂色彩，会出现那样巨大的成就。

　　综上所述，我认为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体现在经济、政治、历史、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由于以上诸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后促成了宋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它形成的根本原因绝不是有的学者说的是“忧患意识”，即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和少数民族的威胁，导致了宋政权的“重文轻武”，实行文化宽容政策的结果，也不能象有的同志那样，单纯用经济基础这一理论模式来解说宋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而应当加以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浙江学刊》，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