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的耦合效应研究——兼论南宋的都市化与城镇化两种城市化
中国的经济和城市制度自唐代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一般认为主要表现在坊市制的崩溃和城市功能从政治或军事为主转为经济为主。其确切时间在学术上尚没有公认的结论，但在南宋时完成则较少疑义。其实，南宋时的变革深度远远超过了上述坊市制、城市功能方面的问题。此时中国的手工业、农业逐渐为商业所主导，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在商工经济推动下日益都市化，农村则在商农经济推动下趋向城镇化，出现大量镇市，构成初具规模的城镇体系，这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
商品性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的崛起与本末重构
南宋以前的中国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上，交换或商业活动只起到辅助作用。城市手工业虽然有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等形态，但为官营手工业主导或控制，手工业的商品化受到较大限制；农产品由于缺乏市场渠道，商品化的可能性更小。唐代商业禁区不断打破，北宋官方虽然在政治主张上未必做确定的昭示，但在实际作为上对商的重视程度已大为加强。如王安石的“市易法”即是以“商”的原理调节生产和流通的实验，“募役法”则以“商”调节徭役，一改过去依赖政治强制的做法，是一种以“商”治国的理念。进入南宋，重商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即盛行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国家经济主体之上确认民间经济主体的社会主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上述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北宋以来出现了产权结构明晰、市场交易成本下降的市场环境和商业自发成长，使经济规模空前增大而导致国家权力削弱。南宋时国家土地所有制进一步衰落，土地或财产私有制强化，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北宋时纺织业、印刷业、酿酒业等手工业均出现产权较为明晰的作坊，乃至除了解州、安邑池盐仍由国家直接通过劳役制经营外，四川井盐和两浙、淮东海盐大多也由井户或亭户经营。海盐亭户甚至自己拥有盐田及犁、牛等工具。南宋时国家不仅对诸如盐业等垄断行业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而且失去了对私营手工业作坊的绝对控制权。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政权通过征收赋税或直接占有等方式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在减弱。坊市制度至南宋彻底瓦解，经济活动空间已基本没有限制。黄仁宇认为，唐宋官僚机构建制虽已相当成熟，但行政效率并不高。这是由于其缺乏现代商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技能，无法做精密的经济核算。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只能限于传统的农业和少数最重要的领域，如盐、茶、酒等的专卖，而对于新兴的商业、金融业和手工业等需要进行较精密数字化管理的部门则无能为力。这种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无法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征集与分配。尽管南宋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的专权独裁，将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集中于中央，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但由于战乱频仍，中央政权在财政、军事诸方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部分修正“强干弱枝”政策，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地方势力日益壮大，地方治安依靠当地人所组成的弓手、土兵维护，胥吏取代职役操持地方事务，地方建设和地方教化更仰赖以乡居官员、士人和富人所形成的权势之家，这事实上也削弱了国家权力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赋税货币化等经济政策的推行，又在客观上形成政府逼迫经济市场化的强制力。市场空间因此而被逐渐打开，市场规律开始较为充分地发挥作用，民间的逐利能量集中释放，为新经济因素的发育发展创造了条件。如大量行商坐贾打通各个环节，编织了全国性深入城乡社会的营销网络系统，构成由生产者、店商、牙行、钱庄、当铺、货栈、船行等组成的便于商品流通的有机体系。城市政府对城市手工业的控制主要限于本地，而市场网络则可以从城市突围导向外地，并借内外市场的合力推动本地市场发育，最终取代政府而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南宋时的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方位推动手工业的规模化、煤铁革命的发生、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改进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如道路、桥梁的修造以及运河、长江和海运航道的开通)。
唐代以前的商业活动主要以本地为主，长途贩运的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和土特产为大宗，一般由官方主持，服务对象基本为社会上层，与百姓关系不大，贸易量也就不可能太大。北宋时长途贩运增加了许多民间因素，南宋时官私贸易量完全发生倒转，私营贸易占据上风，且日常生活资料(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等)居于主体地位，贸易活动通过市场起到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表现在城市经济突破局地性限制，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圈，手工业产品最大程度市场化，坐贾较多转变为行商。农村经济突破男耕女织的单一结构，被改造为以商业为主、集农业和手工业于一体的有机体系，从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趋强，最终赶上或超过自给性。小农因此实现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向交换价值的生产者转化，非农收益因此大幅增长，纯农业生产者的身份也在发生改变。
由于建立了商业信用体系，社会交易成本普遍降低。唐代后期出现的金融柜坊和“飞钱”在南宋时出现了更多的衍生物，交引市场遍布各地。茶引、盐引、盐钞、矾引、香药犀象引等物款互兑的期票类交引和交子、关子、会子等款款互兑的汇票类兑换券，都可以实现异地汇兑。与广义的金融业相关的典当业、租赁业等也较发达，私人高利贷资本非常活跃。从事典当、高利贷者除官府、富家大户外，还有高级将领和佛寺僧人等。这类新兴的商业资本性质颇与近代金融资本相似。当时的交引铺往往与金银铺合二为一，如临安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它们是近代钱庄的前身。
《都城纪胜·铺席》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鞴纷纭无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市西坊南和剂惠民药局前的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天井巷张家金银铺。北宋乾兴元年(1022)制订了有关赊买赊卖的法律，规定必须签订契约文书，以确定支付现钱期限、担保人等，这是对商业信用的最初立法。南宋的相关法律更为健全。作为社会约束力或法律约束力的商业信用填补了国家控制力削弱后的权力空缺，并以此推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南宋出现了许多民间包买商和经纪人或经纪人组织。与国家包买商不同，民间包买商遵循市场规则开展经营活动，他们通过包揽销售小生产者的产品促进社会生产规模化。
《喻世明言》卷三《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描述的临安丝绸包买商吴山，就是这样的包买商。吴山新开设的丝绵铺位于距临安城10里的灰桥市，专从农村收购丝绵。吴山之父的“丝绵大铺”则设于离城6里的新桥市，将灰桥市收购的丝绵“卖与在城机户”。吴氏在农村“收丝放债”，是利用其“金银满筐”的“丝行资本”插手生产领域，即向丝绵户预支工本钱，然后收掠其丝绵产品，并包揽这些丝绵的销售。吴氏出售丝绵包括“日逐卖”和“机户赊帐”两种方式，这不但有助于吴家迅速兜销大批丝绵，而且还会向垄断方向发展，迫使机户依附于他。
至于“收丝放债”之外的“放债积谷”，则是对农户包括以丝绵为副业的农户进行放贷赢利。其收入不同于一般地租收入，是一种信贷资本收入。经纪人(驵侩、牙人)在汉代即已出现，但唐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介入商业领域，南宋时十分普遍，差不多分布在所有行业，如米牙、炭牙、茶牙、酒牙、庄宅牙、牛马牙等。它们有效地润滑了经济机体。
南宋经济政治体制变革最直接的后果，是城市经济由工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工经济模式。商工经济即以商业为主导的手工业经济。在新的商业体系推动下，城市手工业不断突破原有的市场边界和运作极限，呈暴发式发展。城内除早市、日市、夜市和季节市等时令市外，还大量出现各种专业市场，如米市、菜市、茶市、肉市、珠子市、药市、花市、布市、生帛市、蟋蟀市、象牙玳瑁市、丝绵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卦市等，且已经以手工业品市场为主。花市不仅销售鲜花，而且销售利润更高的工艺花饰。被称为“花市巷”的官巷有许多销金行。销金即流行服饰、首饰的金属类缀品。御街中段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集聚区又形成金银市。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三日赦文云：“临安府内外买卖兴贩金银、匹帛、杂物之类，除依省则合收门税外，访闻税务将铺户已卖物色，因所买人漏税及元未经税卖下之物，辄于铺户一例追纳罚钱。可令本府严行禁戢。”可见交易量颇大。又东南便门外横河头有布市，御街中段融和坊北到市南坊(后又扩到官巷)有珠子市，盐桥有生帛市。另还有象牙玳瑁市、丝绵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布市等多种专业市场。为买主定向加工的手工业或有社会分工的手工业也开始兴起，手工业的规模因此空前扩大。《武林旧事》卷六《作坊》云：“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私营手工业发展水平已与官营手工业不相上下，不仅从业人员更多，分工也同样精细，几乎每一类商品都有专门制作的作坊。私营手工业虽然个体规模普遍不大，但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却远远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如临安城内仅专门从事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的就不下数百家，各种书籍铺也有数十家。私营商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工商业分工很细，达到了“四百十四行”，比唐代最多的“二百二十行”增加了近1倍。《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还记载了只有在临安才有而他地没有的177种职业。其中新兴手工业不少。《梦粱录》卷一三《团行》列举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花作等23种。这些作坊普遍实行雇工制，并且人才辈出。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雕刻精绝》载“：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版，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具备，其细若缕，而且玲珑活动。求之二百余年来，无复此一人矣。”显然，行商和手工业已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职业或谋生手段。
南宋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也使农村的小农经济或农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农经济模式。当时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并不断体系化发展。其中镇市的发展已十分成熟，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成为农村区域市场的中心。镇市都有完整的工商业街区，聚集了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一样，许多镇市形成了包括综合市场、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市场构成的市场系统，既建基于广阔的农村腹地之上，又有功能强大的复杂结构和形态，以商业上的主导优势将区域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多种产业集合在一起，构成小规模或初级形态的城市。如时属临安府的澉浦镇中心工商业街区，分布着镇市、东市、西市3个大型综合市场，镇郊又有海外舶货市场、酒市、盐市、茶市、鱼市、铁市、布市、竹市等众多批发性专业市场。后代许多县城或城市都是在这样的镇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次一级的各种集市则将市场触角扩散到各个角落，使零散的商品交易活动集合起来，纳入到镇市流通网络。农村集市虽早已存在，但早期较为零散、孤立、封闭，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宋时大量涌现，并且形成了颇为密集又相互联通的网络。它们中许多还由临时性的村落交易点发展为稳定的常设市和期日市，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庆元二年(1196)，平江府常熟县391个村落有集市49处，平均约8个村落即有1处；嘉定年间(1208—1224)，台州所属5县43个乡有集市72处，平均每乡1.7处；宝庆年间(1225—1227)，庆元府所属6县40个乡有集市136处，平均每乡3.4处；咸淳(1265—1274)初，常州所属4县71个乡有集市186处，平均每乡2.6处。如时人刘宰所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曰市矣，则有市道焉。相时之宜，以懋迁其有无，揣人情之缓急而上下其物之估，以规圭黍勺合之利。”农村市场也不再单纯是城市市场的附庸，而逐渐发展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以农产品为主的商品流通体系。南宋中期，位于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环镜湖沿岸东西约100里、南北不到50里的范围内，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东部的集市网络组合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市场活动，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联系；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的农村市场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联系。商农经济使小农在自给性消费之外有了更大的商品性消费空间，他们不仅可以借以提高生活水平，还可以由此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如购置先进的生产工具、优良的品种乃至先进的工艺技术等，更充分地追求生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由此，他们将主副业都逐步改造为商品性农业，将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产出最大化。其中有的根据农作物节令时差交叉种植，做到“相继以相成，相资以相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如“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垅”；有的则发展为专业户，如蚕桑户、茶户、花户等。此外，有的还突破一般的农副业进入农产品加工业或手工业，将剩余劳动力和特殊技能与市场结合起来。如属农产品加工业的磨户、油户、曲户、酒户、霜糖户等，又如属较纯粹的手工业的窑户、机户、染户、纸户、木作户等，还有的则成为与城市商贩一样的专业商户。
北宋王朝在实施掠夺性的国家重商主义政策时困难重重，但传统的“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思想在当时已受到较强烈的质疑。社会较普遍认为“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商者，能为国致财者也”，并有“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之感叹。李觏明确提出了本末并重的思想，他在事商人数适度的前提下肯定“人各其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以济经用”，甚至说：“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南宋王朝消解了国家重商主义政策掠夺的可能性，形成了社会性的重商主体和重商权力，完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南宋思想家旗帜鲜明地抨击传统的抑末思想，如叶适所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他认为，只有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陈亮则指出：“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非求以相病。”这些思想社会影响很大。天台知县郑至道在告示全县的《谕俗七篇》，将士农工商并列为4项本业：“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而民间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彻底，乃至有本末重构的倾向。
城乡商工经济圈与商农经济圈的互生
在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南宋城乡形成了两个空间位置和性质均有所不同的经济圈，即城市商工经济圈与镇市商农经济圈。它们既相对独立发展，又互为市场，互动互生。
由于北方人口大量进入，南宋的城市商业或广义的商业即服务业迅速扩张，这反过来又推动人口扩张。扩张的人口许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而商业和手工业的本地市场十分有限，因而必然要突破宋代以前主要以满足本地市场为主的自给式生产方式。手工业很容易形成异地市场，因为它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可以分离。通过商业的引导，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手工业商品大量输向远地，城市由此而构建起具有辐射能力的商工经济圈。南宋城市的私营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程度相当高，不仅销售依赖市场，原料也来自市场。城市商工经济圈不断与农村商农经济圈以及远地其他城市商工经济圈接合，彼此相互拉动。城市市场化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和兴盛，不仅改变了商业和手工业的传统格局和体系，而且也在改变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城乡经济关系。城市不再只是商品流通和消费中心，也成为商品生产中心，在输入消费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和输出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城市或农村商品的大量反向输入，不仅造就了地区手工业分工格局，而且还推动服务业细化分工。服务业既是商业的一种延伸，也是手工业的一种补充。商业产业层次的提升，使服务性商业与流通性商业、销售性商业分离而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而推动了为狭义的商业服务的相关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手工业的高端化则促进了服务业专业化，相应地发展出许多与之配套的新的服务业。如前述牙行、钱庄、当铺、货栈、船行等以外，最明显的是娱乐业和旅店业。《梦粱录》卷一九《瓦舍》和《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市(行团瓦子附)》称临安有瓦舍17处，《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则记有23处。又时人以“青楼酒旗三百家”言临安酒店之多。临安的大小旅店则遍布全城。
农村以镇市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附近的都市或中小城市，但也形成了与都市一样的具有远地辐射功能的自主性贸易圈。这个贸易圈的优势主要在于能提供粮食、手工业原料以及一些初级手工业产品，是都市经济所无法替代的。镇市经济不会像都市那样总体上商工化或非农化，它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农产品的市场化，因而更多的只是生产和经营方式越来越接近于都市产业形态。它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商农经济圈。镇市一般分布在距州县城二三十里以远的地区，与都市有着不同的市场辐射空间。商农经济圈由中心镇市和更基层的草市、墟市等共同构成，既是农村的中心市场，也是联结都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纽带。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镇市有着诸多都市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如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干预、接近各种农村商品产地、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等。南宋时有镇建制的镇市临安15个、嘉兴6个、明州7个、处州6个、衢州4个，估计两浙路有100个以上；草市则有500多个。镇市的专业化水平也较高，如嘉兴府的魏塘、婺州的孝顺是典型的农业镇，温州府的白沙是典型的林业镇，临安府的澉浦、嘉兴府的青龙和台州的章安是著名的港口镇，湖州的南浔是丝织业镇，绍兴府的枫桥、三界是造纸业镇，饶州府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镇。与都市手工业分工有所不同，镇市产业分工的形成与各地地理特征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性生产分工有较大关系，因而总体上带有农业特征。农村商农经济圈不仅推动都市经济发展，而且借与都市商工经济圈的作用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
塞西莉亚·塔科里(Cecilia Tacoli)和大卫·塞特思威特(David Satterthwaite)在总结城乡相互作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城乡相互作用与区域发展”的关联模式理论，强调城镇在乡村和区域发展以及缓解贫困中的作用，认为“生计”(liveli-hood)基础不同是城乡的主要区别。南宋镇市商农经济的兴起，与农村生计基础的改变有莫大的关系。北宋即推行赋税货币化，折变、支移、税钱等迫使农民必须与市场发生联系。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在北宋麦苗、免役、无额上供、经制的基础上增设总制、月桩、板帐、绢估等税钱色目，以致穷乡僻壤的农民也与市场难脱干系。农民为了缴纳赋税，必须通过市场将自己的产品货币化，所谓“为了官租才出市”。镇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被迫做出的选择，但实施后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贫困。而货币化交易则使城市商工经济圈与农村商农经济圈通过两者中共同的“商”的作用得以共构互建。镇市经由资本的作用向近地或远地城市输送大量资源现货或期货，使商农经济圈完全突破自然经济的范域，向城市全域乃至具有不同产业分工的其他农村地区延展，因而出现“小市藏百贾”之景象。行商或游商在镇市云集以后，逐渐替代半专业的“农商”。他们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本，从事更大规模的交易，有更强的能力与城市进行经济交往。农民在获取货币或资本后再购买城市手工业或服务业产品，又使城市商工经济圈有可能覆盖到农村的广大区域。镇市商农经济圈形成之后，由于贸易集中化提高了效率，从而在传统小农经济内部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分工动力；而分工的深化又使得集中交易愈发有利可图，使大规模组织劳动力生产专业产品成为可能。商工经济圈的延伸，还使城市手工业生产工艺不断输出，镇市的手工业生产也被带动起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初级手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于是各色工匠的“工业”也成为镇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有的镇市手工业在全国占据一定地位，影响力甚至超过许多城市手工业。如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的瓷业不仅规模大，工艺水平也相当高。据元人蒋祈《陶记》所记，宋代已有瓷窑“三百余座”，并有陶工、匣工、土工等不同的工种以及制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等各色工艺。另外如徐州白土镇，“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镇市大量存在的手工业者以个体或家族形式存在。他们有的为顾客来料加工，如秀州白牛镇机户为华亭盐仓秪园局来料织造盐袋，按月领取工钱；有的用自备工具出外趁活，如饶州乐平县桐林市银匠远到德兴为人打银；有的只是兼业，南宋初王炎提到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说：“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明州农民同时“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也有的手艺人在具备竞争优势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劳动力。
上述两个经济圈的双向作用，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都市和镇市的税收和贸易额都大幅度增加。淳熙年间(1174—1189)，临安府在城及诸县岁入商税102万余贯，与北宋汴京地区熙宁十年(1077)的49.8511万贯、元丰八年(1085)55.2万余贯相比，足足增加了1倍左右。据《咸淳临安志》卷五九《商税》记载，临安府级“五税预元额，自赵安抚与申请减放外，一岁共收四十二万贯文为额”，是北宋熙宁十年的2.26倍。其中“都税务一十五万五千三百一十三贯一百五十八文，浙江税务八万一千八百一十贯二文，北郭税务一十万八百九十贯四百四十三文，龙山税务三万六千九百六十八贯九百一文，江涨税务四万五千一十七贯六百四十七文”。按行商过税2%和坐贾住税3%的平均值即2.5%计，临安府在城及诸县年贸易总额约为4080万贯，其中府级贸易总额也约达1680万贯。镇江府在城商税北宋熙宁年间每年2.5万多贯，而南宋嘉定年间每年7.4万多贯，淳熙年间每年33.6万多贯，年贸易总额分别约为100万贯、296万贯和1344万贯。约100年间约增长了12.4倍。北宋元丰三年杭州主客户202816，人口约100万，而按学术界的测算，南宋临安人口的峰值约在其1.2—2.5倍之间，人均基本生活需求也不可能有太多增长，粮食等农产品的贸易额增长也就十分有限，因此可以判定远地贸易和手工业品贸易额的增长是商税和贸易额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南宋中后期临安、嘉兴、湖州、庆元、绍兴、常州、镇江7个州府30个镇市年平均商税达到3.2万余贯。按上述2.5%的税负计算，这些镇市年均贸易规模高达128万贯以上。如计及逃避税，则实际贸易额更大。而咸淳初钱塘县浙江市、北郭市、江涨桥镇市、龙山市4个镇市商税合计近26.5万贯，是城内的1.7倍多。4个镇市年均商税6.6万余贯，贸易额平均约264万贯，比一般的州级市还要多。杭州府的澉浦、嘉兴府的乌青、魏塘和庆元府的鲒埼等镇市年商税在3万贯以上，超过了同期许多县级都市。绍兴府的曹娥、三界、渔浦3个镇嘉泰(1201—1204)初年商税12749贯。
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用中心地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他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规模大、辐射力强的区域经济中心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地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次中的位置，而不是政府的安排。”施坚雅模式下的“区域”，“是指由一些层级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一个区域，其主要特点并不是内部的同质性(尽管是在一些次等因素如方言上会相同)，而是在功能上的差异性。”“一个区域被定义后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和封闭的地区，而是处于不同程度不断嵌套的体系中。”正是在不同功能的发挥之间，南宋城市与镇市同时走向繁荣。而城市与镇市又具有区域相关性，它们又是在“不断嵌套的体系中”互生发展的。由此，城市商工经济圈与农村商农经济圈形成一种互生结构。
商工经济和商农经济与都市化和城镇化的互动
商工经济圈与商农经济圈又是与城市的都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相伴而生的。从理论上说，城市化有都市化和城镇化两种不同的模式。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它将中国的市场体系分为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在这个连贯系统中，或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类型的理论假设，即完全商业化、工业化和社会化的都市与没有交换、封闭、依靠血族关系和农业生产维持的农村。事实上不存在这种绝对的都市和农村模式。施坚雅所谓的种种市镇是一种中间类型，而各种都市也都有农村的因素。南宋的市镇和农村则受到都市因素的全面改造。都市与农村构建为一种塔科里和塞特思威特所说的“城乡连续统”(Rural-urbanContinuum)。中心城市不断向农村溢出，扩大容量，向都市化方向发展；农村则以镇市为中心形成市镇，推动农村城市化，即所谓的城镇化。但都市并非简单地向农村溢出，它还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镇市的城镇化并非简单走向都市化，它还是一种农村内部的城市化，有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特殊作用，并且因为具备许多都市没有的优势如生态优美、可以获得新鲜优良的农产品、社会关系简单等而与都市相抗衡。市镇因此既可能发展为小城市乃至像上海一样的大都市，也可以永远以接近农村的方式存在下去。在此意义上，镇市与都市并不构成自下而上递进的连续统，而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晚唐以降，中国城市发展进入重大变革期，其突出表现是各级城市日益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增强，从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内聚转为扩散。至南宋时经济结构、城市形态、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展现出一种新面貌，总体性质趋于商工化，不再是原来的商农化，而普遍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在时空上不再与农村隔离，不仅经济活动以各种方式向农村渗透，而且与农村构成时空连续统，城郊都市化现象十分普遍。临安府周边15里范围有环城市镇10多个，建康府近郊有近10个，绍兴、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府也有相当数量。一些规模较大的县城也如此。这些市镇皆因经济异常兴盛而兴起。《都城纪胜·坊院》载，临安城外“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它郡比也”。环城市镇与所在都市连成一体，构成都市市场体系的重要部分，最终发展为都市新区，临安城外后设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和城东厢、城西厢，将四郊数里至几十里的区域划入城区。而更主要的是，在农村商农经济圈的支持下，都市的经济功能空前增强，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才有可能发展为大都市。如临安府每年都从周边乃至整个环太湖农村输入大量粮食，以满足人口繁聚的需要。咸淳年间临安城内钱塘、仁和两县在籍人口186330户432046口。而据赵冈推算，临安全府人口至少250万，其中城区人口也超过100万。南宋中期，平江府在城人口近6万户，镇江府(含城郊江口镇)近1.6万户，江阴军(含江下市)1万多户，嘉兴府城、湖州城、台州、温州府约1.5万户。县城在籍人口大多在一二千户至四五千户之间。要承载如此多的人口，说明都市功能比此前上升了几个数量级。肯尼斯·林奇(KennethLynch)指出，城乡相互作用通过食物流、资源流、人流、观念流、资金流发生作用。林奇还提出“城乡动力学”(Rural-urbanDynamics)概念，并建议从“生计战略”和“资源分配”角度揭示城乡联系的复杂性。南宋都市的超常规发展，极大地依赖农村的食物流、资源流和人流，而其资源的分配和利用能力以及所实施的生计战略则走在时代前沿。其中临安、平江等府为代表的部分繁华大中城市，基本实现了从消费性商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向集生产、消费、流通于一体的多层次产业体系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市民组分、思想观念、文化生活也在不断改变。最为突出的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包括雇佣人员、伎艺人员、无业游民等在内的市民阶层的崛起。据估计，临安此阶层的总量已高达20多万。他们与一般居民在文化、观念等方面差异颇大，如维护财产权益、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德方面都有相当的自觉意识。市民文化的兴盛，有力地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走上大众化和平民化的道路。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也使传统坊市制下政治区、居民区、商业区条块分割的城区格局和单一管理体制难以维持，引发城市管理体制变革，逐渐形成城郊一体、坊市结合、分级管理的行政体制，以及消防、卫生、环境保护、赈济、慈善等适应城市社会和生活需要的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因此，此时都市的兴盛并不是汉唐以来的简单延续，而是从都市个体形态到区域结构体系的重大飞跃。就前者而言，都市在继续充当不同等级政治中心的同时，开始向不同层次的开放性商品流通中心、社会活动中心和文化发展中心转变；就后者而言，由原来在政治因素主导下的州(府)、县两级等级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和社会因素为主，包括综合型、经济型、交通型、港口型等不同类型以及基层城市、地区中心城市、跨地区中心城市、大区域中心等不同层次的结构体系。可以说，都市开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动力。斯波义信认为：“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也就是说，宋以降中国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这是与此前的汉唐社会构成差异的主要表现。
众多商业市镇在农村地区的兴起，既是都市扩张和影响的结果，更是农村生产力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业市镇不仅从农村社会内部推动城镇化，而且成为沟通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桥梁。这些市镇既具有类似都市的特征，又反映了处于变化之中的农村社会的特征，是城乡社会的结合体。农村城市化或城镇化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与以往不同，南宋农村已由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向由多种产业包括手工业构成的综合经济转变，尤其是以商业为导向由生产型、个体性经济发展为市场型、集约性经济。农村城市化也不是都市社会在农村的简单复制或模仿，而是农村社会基于自身特点而形成与都市本质上相似、水平上接近的发展形态；不是城乡之间界线的完全消失，而是在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水平趋于一致基础上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传统上封闭狭隘的农村社会逐渐走向开放，由静态发展走向动态发展。南宋时的许多市镇城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就人口规模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雄镇”，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达到县城的水平，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如临安府澉浦镇“约五千余户”，仁和县的临平镇“约千家”，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环镇者数千家”，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哄市千家聚”。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小型县城。如池州的雁汊镇(又名雁翅夹)有200多户。城镇居民的结构不同于以往的草市，而有了较多具有城市市民意识的常住居民。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商贩和手工业匠。他们按经济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等。上等包括官商、豪贾、富民、行业总首、官僚等，其中有不少原来是地主。南宋职役轮充的宽乡、狭乡之别，导致乡间上户竞相市居，借以捞取歇役的最优年限，或逃脱差役。官户地主不必应役，而“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他们往往资产巨万，势力雄厚，常为兼并之家。中等的是靠经商或手艺生活的小康人家，牙人、揽户、行钱是他们当中富有时代特色的成分。下等是所谓猥琐细人、市井小民，他们或经营微末生理，或售伎以糊口。由于人口增多，不少市镇建设有了规划，政府派驻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城镇管理日益专业化。消防、卫生、环境保护、赈济、慈善等事业也开始发展。
南宋时中国古代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城镇化更是十分普遍，开启了此后中国城镇大发展的帷幕，确立了中国古代城镇发展的基本形态或模式，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城市化特色。南宋以前的城市基本接受农村的单向度服务，亦即呈一元中心的内聚发展模式。而随着城市形态的变革和市镇的发展，南宋时城市化模式变为城乡互动型，即城市的扩张与农村社会内部的变革互为呼应，推动都市化和城镇化二元城市化的展开。由此可以看到，南宋时出现了多重社会动力耦合，即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的耦合，都市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商工经济与都市化的耦合，商农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
商工经济、商农经济与城乡精明增长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兴起城市“精明增长”运动。精明增长是一种控制城市土地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城市发展模式。“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 Growth America)将其核心内容表述为：通过土地使用功能组合、限制城市成长边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城市存量空间；城市布局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距离尽量拉近，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本；改造或重建旧城区，特别是重视开发废弃、污染用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精明增长事实上也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一是城市容纳经济增长以质量优先，因而城市开发的时空顺序依次为：现有城区的再利用—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许可的区域内熟地的开发—生态环境许可的其他区域生地的开发。通过这种顺序控制，将城市边缘带发展农业的压力转移到城市内部或基础设施完善的近城市区域，使城市内部的产出最大化。二是城市的有效增长服从市场规律、自然生态条件以及人的生活习惯。这种增长不但能使城市市场持续繁荣，还能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56
由于人口南迁和建都等原因，南宋临安的人口空前膨胀。按上述赵冈的推算，以临安城郊面积180km2、人口150万和城区面积65km2、人口100万计，则人口密度分别达到0.83万人/km2和1.54万人/km2。若按钱塘和仁和两县面积245km2、人口43万计，人口密度也超过0.18万人/km2。而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杭州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6个人口密集程度最高的主城区人口密度也仅为0.25万人/km2，相比之下，没有高楼大厦的古城临安人口密度已相当高。南宋在城市户籍管理上建立了更为系统的坊郭户制，将城乡居民区分开来分别编籍，其中各地府、州、军、县城区居民编为坊郭户。在此情况下，城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井井有条，并以繁华著名于世，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可以认为，南宋临安已经构成精明增长的典范。在人口和开发资金猛增的条件下，临安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构建商工经济圈吸纳各种生产要素，并消解诸如住房、交通、卫生、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矛盾，使城市成功地实现精明增长。
南宋临安以市场为主导进行整体性城市功能调整。据《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记载，调整后城内外共分为13厢，其中城内9厢85坊。旧的集中市区解体，为遍布全城的新型商业网所替代。另外增加了许多新的适应商工经济发展的功能区，如仓库区、码头区、专业性商业区等。分区不像过去那样依据礼制尊卑，而是服从产业链接关系。一般以旧集市发展而来的行业街市为骨干，联系分布在各地段的商铺、仓库区建立循环体系。新兴商业街以城市主干道路或运河为长轴不断向外延伸，集中了各级主管专卖的场、务、库、局，接待四方行旅的亭、馆、驿，交易或娱乐的店铺。为了吸纳生产要素，沿交通干道结合枢纽或站场发展服务业，并于其周边开发配套的高档住宅。房屋排列不依照传统的建筑定式，而是随河、巷走势取便建造，追求实用价值和土地利用效率。改用按街巷分地段的坊巷制组织城市居民混合聚居。坊巷内设有学校等配套设施，“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手工业作坊、外地移入的平民、工匠和杂业从事者的简陋棚屋，分布在距离商业市街稍远的外围。公共建筑或市民广场分散设置于各居住区及交通便利之处，往往与商业街相结合。寺庙分散在各个街区，有的同时又是大型世俗性公共活动中心或定期集市；也有的分布在城市边缘，服务对象以过往行旅和客商为主。构建了陆路、水路立体交通网络，为居民提供多样的出行方式。合理划分坊巷治安和消防管理单元，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另外，还加强了对文化遗产和湖泊、绿地等资源的保护，提高城市的生态水平。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部分市镇也逐渐呈现出类似都市的街区结构。据《澉水志》记载，澉浦镇东西15里，南北5里，中心横亘一条大街，沿街分布着镇市、东市和西市3个综合市场和阜民坊、广福坊、张家巷、张搭巷、塘门巷、海盐巷、马官人巷、义井巷等商业居住区，共同构成中心商业街区。镇郊则分布着石帆、秦山、惠商等村落和金家桥、孙老桥、龙眼潭、白塔潭等通商港湾，以及东浦、鲍郎等盐场。镇西南号称“小西湖”的永安湖可游览休闲。镇东沿海有水军寨。镇上有监镇官廨、盐场官廨、巡检廨等官署和税场、酒库、市舶场、竹木抽解场、铁布军需场等场务。又有学校和10多个寺庙。
《正德松江府志》称，嘉兴府青龙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钟彦彰、曾子鲁等《东昌图境记》则称吉州永和镇有“六街三市”。六街为莲池街、瓷器街、鸳鸯街、柴草街、米行街、锡器街，三市为上市、中市、下市。镇上有监镇司、税监等机构，有辅顺庙、清都观、本觉寺、古佛寺、智度寺等寺庙，有金凤桥、丹沙渡、古大集渡等桥梁、渡口。但市镇规划布局与都市也有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保留了许多村落形制，居民生活生产具有极强的便利性，生态环境一般也优于城市。许多基础设施的设置除方便行商外，还便于农业、渔业或陶瓷等手工业生产。市镇居民也编列坊郭户，但管理体制与州县级城市有所不同。一般设置监镇官，由文武京朝官或有一定资历的选人、小使臣充任，少数由县尉或巡检兼管。监镇官职权十分有限，一般不具有独立处置的权力。“诸镇监官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除政治等因素外，由于商农经济圈与商工经济圈也有较大落差，市镇的治安、消防、卫生等社会管理水平、社会保险水平不及城市。
余论
由于城乡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南宋的都市化仍然主导着城市化，但镇市的城镇化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加快步伐，形成广泛兴盛的局面。商农经济圈则与商工经济圈相对构成另一极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因素，发挥了十分特殊而积极的社会功能。商农经济在南宋时不可或缺，在当今时代乃至永久的意义上同样不可或缺。与之相伴生的市镇因此也将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农村城市化不是将农村简单变为都市，不是大都市的外在形式在农村的移植，不是城乡界线的消解，而是在劳动方式、生活方式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城乡对等主体关系结构的构建。农村城市化不是农村经济的取消，而是农村经济形态的调整，即将个体化、分散性的生产型农业经济转变为规模化、集约性的商品型经济。农村城市化不是城市社会在农村的简单复制，而是农村生活方式的调整，即将封闭单一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开放多样的生活方式，是农村社会基于自身的特点而形成的与都市本质上相似、水平上接近或有所超越的发展形态。农村城市化不是完全将农民改造为市民，而是使封闭、狭隘的小农蜕变为与市民具有相近意识的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商工经济和商农经济两个轮子，中国的城市化或者说中国人的聚居形态发展则需要都市化和城镇化两个轮子。城镇化运动不能变成都市化浪潮，都市不能对农村资源进行单向度抽吸，城镇在资源配置和生活质量方面不能与都市形成金字塔型梯度落差，生活在城镇和都市的所有公民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南宋时由于政治控制的相对薄弱，给了商农经济和城镇化以发展空间，在当今政治控制力极强的情况下则应主动为之创造条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城市化建设的重心放在都市化上，不仅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彼此对立关系的加剧，而且都市和市镇内部在生态恶化、市场扭曲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农村城市化或城镇化面临更多社会建设、文化进步的薄弱环节，农村居民的公民化则是更大的历史难题，这又客观上要求对商农经济和城镇化给予更多的支持。南宋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
作者：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周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晶 （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