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迁都洛阳的考辨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开宝九年，太祖将迁都洛阳，因劝谏放弃。有不同记载：一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建隆遗事》，晋王切谏成功，理由“在德不在险”；二为《事实类苑》引用《三朝圣政录》，李怀忠称洛阳粮食供应不足，被采纳。《建隆遗事》是伪书，《三朝圣政录》有《三朝宝训》等文献佐证，为史实。此事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特殊意义。北宋，中国经济中心移至江淮，长安、洛阳粮食供应难以支撑建都。李怀忠劝谏的采纳，证明了都城东移的必然性。
关键词：宋初；迁都；洛阳；考辨；必然性
中国历史时期，决定都城区位的要素有三个，为军事地理条件、政治地理条件和粮食供应基础。
自西汉王朝开始，都城区位的选择，需要以全国为范围。关中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历代中央王朝的开国君王，多视作设立都城的首选区域，西汉、隋及唐朝均设都城于此。洛阳兼顾关中与关东，曾为东汉之都，隋、唐时期也一度为都，或者为临时都城。
然而，建都的根本，是粮食供应的保障。西汉关中农业发达，粮食供应能满足都城的需要，优良的军事地理位置，为理想的都城所在。隋唐时期，经济中心东移，关中农业生产水平降低，难以满足都城的需求。隋文帝曾带民往洛阳就食，唐朝后期，漕运是否通畅，几乎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粮食的供应源地和消费地的距离有极限，经济中心的迁移，必然对都城位置产生影响。北宋，经济中心完全移至江南，粮食供应的源地和都城的距离进一步增加。都城是否还能选择在洛阳甚至长安？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准备自开封迁都洛阳，因劝谏而终止。然而，迫使太祖放弃迁都洛阳的原因，在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一是李怀忠的洛阳的粮食供应无法满足需要，都城的建立基础不存在；二是宋太祖没有接纳李怀忠的意见，而是因晋王的切谏放弃。
中国到宋朝，经济中心东南迁移到江南。都城如建在关中或者洛阳，从江南供给的路径过长，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范围。都城的位置也只能随着经济中心的移动而向东迁移。
导致宋太祖放弃迁都洛阳的原因，需要辨明。更重要的是李怀忠陈述的意见是事实，为太祖采纳的话，西汉到北宋，都城的位置向东迁移，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果太祖没有采纳李怀忠的意见，意味着粮食供应虽然困难，但是还没有到不能维持都城建立的程度。换句话说，经济中心向江南的迁移，未必是导致都城东迁的根本原因，西汉到北宋都城东迁也未必是历史的必然。
一、晋王之谏出于伪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宋太祖和大臣讨论都城位置的记载。太祖试图以洛阳为都城，并进一步西迁西安。晋王赵光义、李怀忠等大臣劝谏。
开宝九年，辛巳，上至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稳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甲辰，始下诏东归。
李符上八难书，事无巨细，均列入内，却忽略了主次轻重。所谓“宫阙不完”，太祖却“见洛阳宫室壮丽”，河南之府甚至还因宫室修复有力，受到太祖嘉奖。至于“壁垒未设”，“千乘万骑，盛暑从行”“郊庙未修”等等，几乎构不成缘由。只有“军食不充”，是不可迁都洛阳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在李符的八难中，只一句“军食不充”轻轻带过，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因此，李符的上奏没有被采纳是正常的。李怀忠军人出身，未必会写文章，却善于捕抓问题的本质。
太祖和晋王的记述很短，却自相矛盾，有悖常理。开宝年间，天下初定，重新考虑都城的位置，也是正常的。可是，迁都的原因，刚刚还是“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顷刻之间却变成了，“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太祖迁都长安，如果能够“去冗兵”的话，可以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自然是德政。赵光义却说“在德不在险”，似乎是太祖此举有失于德。
都城位置，是国家的大事，没有大的变故，不会迁移。太祖如西迁长安，应直接从汴梁迁移，为什么要先迁洛阳，然后再迁长安？“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其中的“久”字很重要，说明迁都洛阳不是临时的过渡举措。那么，洛阳就要修缮宫室、郊庙。“壁垒未设”，自然也要建设城垣。各司衙舍、军队营房需要建筑，百官家眷需要安置。这些工程，需要耗费多少国力？可一旦再次西迁长安，一切都要废弃。李怀忠的劝告直击问题的本质，而赵光义的进谏却不着边际。宋太祖不采纳李怀忠的意见，接受赵光义的劝戒，如果说匪夷所思，那么，先迁洛阳，久之再迁长安，可以说是十分荒唐。宋太祖是一代枭雄，开国之君，雄才大略，心智缜密，决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长编》言必有据，考证详慎，资料采用源流清晰。此事的记载，也注明了资料来源：“李怀忠为节度使，在太平兴国二年冬。此时，但领富州团练使。《三朝圣政录》称节度使者，误也。晋王事据王禹 《建隆遗事》，正史阙之。”
宋太祖采纳晋王进谏，采自王禹《建隆遗事》。此书现失佚，但在南宋，已经公断为伪书。南宋学者晁公武评议此书：“皇朝王禹记太祖事十。按：太祖开宝九年十月癸丑崩于万岁殿。先是，赵普以六年罢为河阳节度使，卢多逊至太平兴国元年始除平章事。太祖崩时，宰臣盖薛居正、沈伦也。今此云上将晏驾前一日，召宰臣赵普、卢多逊入宫，其缪甚矣。世多以其所记为然，恐不足信也。”从可见的记载和考订看，《建隆遗事》讹误极多，似乎有意为之。另一位南宋学者王明清指出：“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又误矣。初，未尝有此封。元之当时近臣，又秉史笔，岂不详知？且载秦王传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见《三朝国史·秦王传》邪？可谓乱道。此特人托名为之。”
二、粮食不继说与北宋的相关文献
宋太祖放弃迁都洛阳的原因，许多宋文献中有记载。南宋江少虞辑《事实类苑》：“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多不欲留，时有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居此乎？’上乃还。”注文为“三朝圣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的千万，应该为百万。《事实类苑》，多文献辑存，引用时，直录原文，不加增损。现有依据宋刻而成的版本，史料价值很高。迁都洛阳，引自《三朝圣政录》。李怀忠误为节度使和李焘的注文吻合。
《三朝圣政录》书成于北宋，现已失佚。此书的源流扑朔迷离，南宋时便有争议。主流的观点认为是石介作。王应麟称“《三朝圣政录》：嘉州判官石介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凡十九条。始君道英断谨惜名器，终戒贪吏。每篇末自为赞，以申讽谕。序曰：‘唐吴兢为贞观政要，臣窃之作《三朝圣政录》。’韩琦为序”。韩琦序现仍存。序中有该书为“二十门”之语，却没有作者的名字。南宋朱熹称石介以稿本请韩琦审阅。
南宋有人认为《三朝政要》就是《三朝宝训》。但是，当时便被否定。
以上文献说明，《三朝圣政录》为朝廷或者依据官方资料所修，因为石介曾直集贤院。
《三朝圣政录》所记并非孤录，《三朝宝训》也有相同的载叙。《三朝宝训》现失佚，但是北宋苏颂奏章有记述：“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经筵，进读《三朝宝训》至咸平六年……我太祖皇帝尝爱洛阳山川之胜，始有建都之意。用军校李怀忠陈汴渠运漕之利，遂东还京师。”
《三朝圣政录》和《三朝宝训》，在南宋孝宗时并存于世，李焘作《长编》均有引用，可见二者并非一书。另外，苏颂奏章中称李怀忠为军校，是宋朝对殿前指挥使的惯称，而非节度使，可作为佐证。
至此，从资料的角度，可以确定宋太祖采纳李怀忠建议，同见于《三朝圣政录》和《三朝宝训》。两书根据《起居注》和《时政录》等档案性文献编撰而成，这些文献侧重记载事件，体例上与正史不同，一些细节问题，未必注意。《三朝宝训》依据这些文献编辑而成，在官名、时间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应该是没有核对相应的文献所致。《起居注》、《时政录》等毕竟是朝廷原始记录，其基本内容，是最可靠的。
李焘称正史没有的记载，严格的说来不够严谨。宋时正史，是指宋《国史》。［元］脱脱主修《宋史》，十分急促，只在宋《国史》基础上稍加编次而成。宋《国史》没有记载，应该是太祖纪没有记述。宋《国史》现不存，可《宋史·太祖本纪》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中，的确没有记载。
然而，本纪不存，其他部分未必如此。《宋史·李怀忠传》：“上幸西京，爱其地形势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怀忠乘间进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上嘉纳之。”李怀忠并非重臣枢要，《宋史》编者，作《李怀忠传》应该直录宋《国史》。南宋时期，时政录、起居注等文献已经不见于著作引用，应该散佚。《宋史·李怀忠传》编者恐怕也难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宋史·李怀忠传》“上嘉纳之”一句中“嘉”字，不见于其他文献，可以视作并非源于《三朝圣政录》与《三朝宝训》的表征。
三、相关记载的源流与成因
北宋时期，不同途径的文献记载了宋太祖采纳李怀忠的建议，放弃建都洛阳的意图。至于晋王的劝谏，没有任何记载。
南宋时，晋王之事还见于《东都事略》卷二八和《太平治迹统类》卷二。然而，内容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的差别，如其他为“上”、“王”、“长安”与“谓侍臣”，《东都事略》为“太祖”、“晋王”、“雍”和“顾左右”，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差别比较大之处，《东都事略》为“晋王之言若从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长编》“久当迁长安”、“西迁者无它”与“王又言”，《太平治迹统类》为“终当迁长安耳”、“西迁者”与“晋王又谏曰”。
南宋时期，宋《国史·太祖纪》和《太祖实录》流传于世。李焘的《长编》明确说前者没有记载晋王之谏，同时也没有说明后者有记载。如果《太祖实录》与《建隆遗事》记载一致，李焘必然采纳《太祖实录》，不用《建隆遗事》。如果《建隆遗事》的记载与《太祖实录》相悖，李焘应该采纳《太祖实录》，至少要说明二者的异同。《三朝宝训》的内容，多为不存于《国史》、《实录》的事迹，与后二者并行。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初迁都洛阳之议，存于《三朝宝训》，结合《长编》的情况，可以说，《国史·太祖纪》、《太祖实录》没有记载此事，是文献记载的侧重点不一致，是正常的。
南宋初的文献，如《长编》，引文均注明出处，注文中不见北宋早期《时政录》、《起居注》等文献的踪影，这些原始档案已经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散失。迁都洛阳之议中的晋王劝谏，在南宋时期，不可能采集于原始的国家档案，也不见于北宋的其他文献。《长编》、《东都事略》及《太平治迹统类》相关文字基本一致，又出现在《建隆遗事》流行于士大夫之时。从以上的情况看，三部书中晋王劝谏的记述，均取自《建隆遗事》。除此之外，找不到另有源头的迹象。
《三朝圣政录》与《三朝宝训》是依据原始档案编辑而成，尽管也有时间、官职以及具体问题的差错，只是编撰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至于采用的基本资料，是按照严格的规范形成的，我们不能说是绝对准确，但是，在各类资料中，仍然是最为原始、最为可靠。另外，《宋史·李怀忠传》也可以证明在迁都洛阳之议中，宋太祖采纳了李怀忠的建议，并不存在晋王切谏之事。《建隆遗事》出于伪造，许多重大事件的记载完全背离事实，几近荒唐。同样，所载晋王之谏，也是杜撰，并非历史事实。
宋太祖采纳晋王劝谏，放弃建都洛阳，最早见于《建隆遗事》。李焘很清楚《建隆遗事》系伪造托名之作，也知道基本事实多讹误：“臣焘尝反复推究此章，则普之怨家仇人，多逊亲党。所为欲肆其诋毁，故托名禹，窜寄遗事中。实非禹作也。”“必多逊亲党不习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士大夫以书托名禹，则遽信之，不复推究。此最害义者，故不可不辨，以晓来世。”
李焘明知有伪，却仍然采用。推究其原因，可能和当时的政局有关。《长编》将成，时值孝宗当政，朝廷由太宗系刚刚转为太祖系。《长编》曾经三次上于朝廷，也很受重视。
《建隆遗事》所记晋王之谏中，太祖惜爱民力，迁都洛阳、长安；晋王却不加体恤，强行阻止。可以说在颂扬太祖，贬低太宗。或者，李焘为逢迎孝宗，也就不顾及真伪，依然采用吧。
四、晋王篡位说与苏颂之奏
日本学者久保和田男认为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是太祖系统的人，是可能继承皇位皇子的岳父。晋王早有篡位的图谋，“太祖的迁都洛阳政策对太宗而言，在政治立场上是很难接受的”。而后，“太宗以非正常的形式继承帝位，为了把自己伪装成真正的继承人，与太祖产生对立意见是非常不应该的。因此，在编纂实录、正史的过程中，他削去了有关的记载。而王禹在《建隆遗事》中记述了这一事实，从而证实了李焘的判断”。太宗非正常即位之说，久已流传，主要依据于宋太祖传位给赵光义的遗诏全文没有发现。然而，有人已经在《宋会要辑稿》找到了这份遗诏：“收载了太祖传位遗诏的全文”，“《宋大诏令集》卷七亦收录了太祖此遗诏之全文，惟系年有笔误”。遗诏中有“皇弟晋王天钟睿哲，神授莫奇，自列王藩，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时惟长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如此，太宗弑兄篡位之说便很难成立，赵光义要阻止迁都洛阳的动机也不存在。
抛开太宗即位之谜不论，久保和田男先生的论点也很难成立。
其一，如果宋朝廷试图避免记载宋太祖和太宗之间的摩擦，只要保留晋王一句“在德不在险”就可以了。这样即保留了事件本身的记载，也避免反映太祖与晋王之间的冲突，还宣扬了太宗的明睿。所以，没有必要删除迁都洛阳之议的全部记载。
其二，正史中的确没有迁都洛阳之议的记载，可《三朝宝训》却明白无误地加以记述。两书定稿的时间相近，同为吕夷简修。《三朝宝训》流传广泛，大臣进读、宣讲的记载屡屡可见，如果要删削，为什么要保留在《三朝宝训》中？宋朝的史籍，记载是有不同侧重的，《三朝宝训》记载以君王圣睿明断为主，《国史》侧重于事件本身，两者并行，各自取对方不记载的事件。迁都洛阳，没有成为事实，《国史》不载；而太祖从善纳谏，将此事载入《三朝宝训》，应该说是合理的。
其三，对太祖纳李怀忠之谏，苏颂奏章大为颂扬：“此实圣断睿谋，因时适变，贻万世之长策。今京师有汴蔡广济转输之饶，沿边有塘泺营屯之固，镇压夷夏，逾于金汤，非三代汉唐之可拟伦也。”《国史》修于仁宗朝，苏颂在仁宗时已任集贤馆校理，对宫廷收藏的各种书籍无不浏览。如果宋朝廷删改《国史》，苏颂如何会不知道？如何会将此事大为张扬？更为重要的是，苏颂奏章说明，李怀忠的见解，已经被现实证明是正确的。
五、迁都洛阳之议确认都城东迁的必然性
西汉时期，关中被称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水利设施冠于全国，郑、白二渠的灌溉面积达到四万余顷。唐朝，关中则“号称沃野”，多少有点名不符实。唐朝，关中郑、白二渠灌溉面积不过万顷左右。关东的情况也如此，西汉到唐朝，一直为粮食的输出地，宋朝，关东也要从江淮一带输入粮食。西汉到北宋，都城的粮食供应中，当地的比重降低。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可以“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而唐朝则是“所出不足给京师”。到了北宋，已经是“内外仰给”于江淮漕运。
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基本可以维持京师的粮食供给，只是在发动大规模战争时期，才从关东调入粮食。唐朝，和平时期也需要从关东比较多地输入漕粮，但还不能说终唐一代始终如此。北宋时期，从全国统一之时始，至其灭亡，大规模的漕粮持续不断地输入开封，未曾间断。
唐代，安史之乱前，朝廷从关东及江淮漕运入关中，已经有年四百万石的纪录。安史之乱后，江淮漕粮每年仅仅四十万石左右。原因是政局动荡，河道淤塞不畅。北宋以汴梁为都，位居中州，地域开阔，四方通达。汴梁周边可直接提供粮食供应的地域，远远大于地形局促的关中。然而，汴梁每年仍然要通过运河，从江淮漕粮六七百万石。如果北宋建都关中，当地提供的粮食，要远远小于汴梁周边，加之漕运路程的延伸，受黄河险阻，外来的漕粮更小。所以，即便减少粮食的消费量，也不可能满足北宋朝廷粮食的最低需求。不仅如此，北宋时期，辐射地域比较开阔的洛阳，粮食供应条件，也无法维持都城的建立。
北宋都城东迁汴梁，是中国历史时期经济中心向东南迁移的必然结果。宋初迁都洛阳之议，太祖采纳李怀忠之议，是对这一必然规律的确认。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永太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