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杭州书商陈起刊刻唐诗的历史功绩
人们素以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这三者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唐代究竟有多少诗人，究竟作了多少诗？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清代康熙皇帝于四十四年(1705)命江宁织造曹寅在扬州开局编纂《全唐诗》，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有江浙籍儒臣彭定求、沈三曾、杨中呐、潘从律、汪士、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谏、俞梅十人。所用底本主要是明浙江藏书家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和江苏藏书家季振宜编的《唐诗》，以及内廷书库所藏的明吴琯《唐诗纪》等唐人总集别集。此外还旁搜残碑断碣、稗史杂书，补苴所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编定后称《御定全唐诗》。此书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初一日编成,著录唐诗约五万首。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刻于扬州天宁寺，即著名的扬州诗局本。
然而这个五万首的数字只是已著录的唐诗，离实际数量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清光绪间敦煌千佛洞，发现《王梵志诗集》写本，有诗三百余首，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如日本的河世宁(1739—1820)见到《全唐诗》后，感到有缺漏，又以在日本所见的和汉古籍《千载佳句》《文镜秘府论》等辑补成《全唐诗选》，共得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其中八十二位诗人的名字未见于《御定全唐诗》)的诗六十六首，诗句二百九十九则。此外今人陈尚君有《全唐诗补编》，王重民有《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有《全唐诗补选》，童养年有《全唐诗续补选》等辑佚成果。据介绍，补编佚成果共得诗人一千余、诗三千四百首、句一千余则，丰富了唐诗的宝库。但我以为这仍是全部唐诗的一个大体数字，实际情况可能还要超过。
一、陈起刊印唐诗的社会文化背景
北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的《活板》一文中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冯瀛王即五代的后唐宰相冯道,重视儒家经典，始利用雕板术刻印经书，至北宋时官私大规模刻印经书售卖，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
唐人的著作多为写本。据王国维、叶德辉考证，认为唐穆宗长庆四年(824)浙江越州(今绍兴)刻印过白居易、元稹的诗集，我在《浙江印刷出版史》中关注过这个问题,但迄今尚无新的发现，也许这是个特例。
书籍是文化的载体，但是毕竟是纸质类物体，十分脆弱,经不起水火的摧残和时间的磨损。加上我们中国历史上过多的内乱外忧，战争频仍，一本书要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以唐代的诗歌创作而论，假设当时的诗人都有写本，并有少量的刻本传世，但经过“安史之乱”，加之后来五代十国的连年征伐，要想将书籍保存下来确是难之又难。
对于唐代的官府藏书，《宋史》卷二。二《艺文一》曾有所总结：
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建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诗岂能独存？继五代兵乱不过一百六十余年，“靖康之乱”又使书籍遭受重创,《宋史?艺文志》称:“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一亦曰:“未毕而国家多故，靖康之变，诸书悉不存。”靖康元年(1126)开封城陷以后金人收取秘书及所藏古器。次年正月举凡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秘阁三馆书籍、印本监板、古圣贤图像、明堂辟雍图、皇城官阙图、四京图，以及宋人文集、阴阳医卜诸书悉为金人车载而去；同月，又一次将道释经版、监书印板并皇家藏书送纳金营。这些图书典籍，有的辇载而北,有的则为金人退兵时所毁弃，据说金营中所遗落“秘阁图书，狼藉泥中”，其破坏之烈,较之唐安禄山陷长安时更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国家秘阁藏书是这样，民间私人藏书又是如何？这里可以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藏书为例，他们收书、失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元符间(1098—1100)赵明诚在太学读书,李清照伴居在开封,每逢初一十五，赵李夫妇常“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咀嚼展玩”;二年后赵先后出任莱州、淄州知州，生活条件改善了，夫妇俩依然过着“饭蔬衣练”的日子，而立下了尽收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将月就,渐益堆积”。具体地说,赵明诚连守两郡，“竭其俸人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其时,夫妇俩的藏书“冠诸藏书家”。就在他们青州(今山东益都)“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家中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无不是书。然而不久“靖康之难”发生，不得不南下避难，嗜书若命的夫妇俩，所携有限，不得不将书籍多次精简，“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留在青州故第的尚有十余屋“书册什物”。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病疟而亡。李清照逃难至洪州(今江西南昌)，尚有从青州家中携出的“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金人陷南昌，这批书又悉化为云烟，“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南唐写本书数箧”。而这些书因“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岩然独存”而已。这些随身携带的少量之书,后来在李清照至会稽(今绍兴)、剡县(今嵊州)期间又遭盗窃毁损。最后到杭州时，原青州故第归来堂的十余屋藏书和南奔时携带的“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均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和丈夫赵明诚《金石录》书稿一部而已。
以上所述旨在说明战乱中私人藏书被毁损的情况。铁骑过处公私藏书均化为云烟，唐诗的写本(如李清照的唐写本李、杜、韩、柳集，李清照所藏唐诗写本断不止这几部，这几部书只是“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经“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恐已毁损的差不多了吧！
南宋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赵构定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经三十来年的休养生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所恢复，但有个问题，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当时大家所热爱的唐诗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诵读的集子，连皇帝也是如此。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喜读唐诗,以皇帝之尊命人收集唐诗，然而“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这数百首唐诗还错乱甚多。洪迈云：“如王涯在翰林同学士令狐楚、张仲素所赋宫词诸章乃误入王维集;金华所刊杜牧之续别集皆许浑诗也;李益‘返照入闾巷，愁来与谁信’一篇，又以为耿；崔鲁‘白首成何事，无欢可替愁’又以为张螟；以薛能‘邵平瓜地入吾庐’一篇为曹邺；以狄归昌‘马嵬坡下柳依依’一篇为罗隐。如是者不可胜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约又经过了半个世纪，杭州书商陈起担负起收集、整理、刻印唐诗的重任，把中国文学的瑰宝唐诗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堪称举世并无第二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功绩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陈起，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读到那么多的唐诗，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灿夺目。
二、陈起的生平事迹
陈起是个极普通的书商,正史上没有他的传记，地方志也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幸得他会作诗，留下了一部《芸居乙稿》。他有不少诗友，在相互酬唱中透露了不少关于他生平的信息，加之清代杭人朱彭、丁申的考证，我们才能大致勾勒出他的一生。
陈起，字宗之，一字芸居，钱塘(今杭州)人。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中称：“钱塘陈宗之起,事母孝，宁宗时乡贡第一人，称陈解元，居睦亲坊，开肆鬻书，自称陈道人，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取名人小集数十家选为《江湖集》。”宋宁宗时(1195—1224)，陈起参加乡试中第一，故有陈解元之称。所著有《芸居乙稿》一卷、《芸居遗诗》一卷。
陈起既是诗人，又是藏书家，同时还是书商兼出版家。陈起的书肆,开设在睦亲坊(今中山北路棚桥、弼教坊一带)。清朱彭《南宋古迹考》卷下《寓居考?陈宗之居》云：“在睦亲坊，今棚桥弼教坊。方虚谷《瀛奎律髓》注:陈起,字宗之，能诗，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居睦亲坊，买书开肆，自称陈道人，余向至行在所，犹识其人,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朱彭在考证中提到的方虚谷，即方回(1227—1305)，南宋景定间(1260—1264)进士,知严州(今建德)，后降元，授建德路总管,后罢官，晚年在杭州以卖文为生,对杭州文化界的情况应该有一定的了解。方回在《瀛奎律髓》注中称:“余向至行在所，犹识其人，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方回生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卒于大德九年(1305)，约活了78岁，以此上推近四十年，即是南宋度宗咸淳(1265—1274)前后，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陈起在宋末时尚在世，肆尚存，“肆毁人亡”是宋末元初的事。陈起交游颇广，据《芸居乙稿》《芸居遗诗》等所载，他与郑清之(官至左丞相，进封齐国公致仕)、吴潜(官至参知政事)等高官以及武衍、黄文雷、黄载、许棐、陈鉴之、朱继芳、汪耘业、周端臣、杨幼度、汪起庄、刘克庄、赵师秀、施枢、赵与时、胡仲弓、赵蕃、王琮、喻仲可、叶茵、叶绍翁、危稹、杜耒、张弋、张至龙、吴文英、周文璞、李彝、赵汝绩、郑斯立、俞桂、敖陶孙、徐从善、黄顺之、黄简、释斯植等江湖诗人均有较深交往，互有赠诗，这些人的作品陈起亦为之刊入《江湖集》《江湖续集》等诗集中。
陈起的职业是开书铺，以印书卖书为谋生手段，他是个孝子，还要侍养老母。这个职业在他做秀才时就已经开始了，赵师秀一首赠诗，题目就是《赠卖书陈秀才》：
四国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柳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春烧尽，时容借检寻。
陈起后来高中举人第一名，成了解元公，但他不谋仕进，依旧刻书卖书，以出版为终身事业。只是其书牌多了个名头“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王建集》)。刘克庄《赠陈起》云：
陈侯生长繁华地，却以芸居自沐薰。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雨檐兀坐忘春去，雪屋清淡至夜分。何日我闲君闭肆，扁舟同泛北山云。
从诗中可以看出陈、刘“雪屋清淡至夜分”的友谊，也可能刘无闲日，陈起书肆业务冗繁以致不能扁舟同游北山，故刘引为憾事。又,危稹有诗云：“兀坐书林自切磋，阅人应自阅书多。未知买得君书去，不负君诗人几何?”形象地描述了陈起书肆商人的生活。
陈起和海盐许棐素识,陈起为许刊刻诗集,并赠许梅窠冰玉笺，许栗有诗《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
江海归来二十春，闭门为学转辛勤。自怜两鬓空成白，尤喜双眸未肯昏。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城南昨夜闻秋雨，又拜新凉到骨恩。
陈起刊书多唐人专集，他的友人周端臣在《挽云居》二首之一云：
天地英灵在，江湖名姓香。
良田书满屋，乐事酒盈觞。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音容今已矣，老我倍凄凉。
以上引诗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这是我们所能钩稽到的有关陈起的生平大略。
从南宋与陈起同时代的一些诗人的赠诗中可以看出，陈起除了大规模地刻印唐人诗文集外，还有计划地刻印大量南宋当代文学——江湖诗人的诗集，就今天来说他是无意中保留了南宋的一个诗歌流派。《四库全书总目》称：“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以传。”但正因如此，陈起无意中卷入一场政治斗争,这就是继北宋苏东坡“乌台诗案”后南宋的又一诗案，陈起成了宫廷斗争中的牺牲品，他的刻书生涯被迫中断了，生活受到沉重的打击。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诗道否泰》云：
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焉。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
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南宋宁宗赵扩时(1195—1224)，因太子早逝,立宗室赵希瞿之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朝野普遍认为赵竑是宁宗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其时丞相史弥远当权，史不清楚赵竑对自己的政治态度，惟恐赵竑继位后将其罢免。史侦知赵竑好鼓琴，遂买美人善鼓琴者送给赵竑,实为侦察赵竑举动的“卧底”。史命美人凡赵竑动息必报。此女知书慧黠，得到赵竑的宠爱和信任。赵竑宫壁有地图，一日赵竑指琼崖(今海南岛，宋时为蛮荒之地)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赵竑又尝呼史弥远为“新恩”，即是接位后当置史于新州(今海南新兴)或恩州(今海南阳江)。新恩在南宋也是蛮荒之地。这些不利的消息通过美人之口传入史弥远的耳中，史大为惊惧。又因七月七日史向赵竑进乞巧奇玩，而赵竑假作酒醉将史所进奇玩碎于地。至此史弥远明白了赵竑对自己的态度。于是史与国子学教授郑清之在净慈寺登惠日阁密谋以宗室沂王养子赵昀取代赵竑,并许以事成后“弥远之坐即君坐也”。及宁宗崩，赵竑在宫中跂足而待宣召，然此时史弥远已引赵昀入宁宗灵前举哀。礼毕始召赵竑入宁宗灵前行礼，仍命列旧班，赵竑遥见烛影中有一人已在御坐。史弥远导演的这场宫廷政变，以赵昀(理宗)登基,而赵竑封济阳郡王而告终。后湖州人潘壬、潘丙等不满史弥远所为,遂起兵谋立赵竑为帝，史弥远发兵镇压，并乘机逼赵竑自缢而亡。
按理说，这次史弥远一手导演的宫廷政变本与陈起等江湖诗人无涉。但是史弥远为平息反对他的舆论，向两方面的人物开刀:在朝打击不满史之所为的朝臣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胡梦昱等直臣;在野则不惜制造文字狱,寻章摘句、捕风捉影、指鹿为马，认定江湖诗人刘克庄的《黄巢战场》中的“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和《落梅》中的“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曾极《春》诗中的“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陈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史借古讽今，攻击史弥远专横跋扈和惋惜赵竑缺少谋略，对他寄予同情。史弥远对此原拟兴大狱,后经他废赵竑立理宗的同谋、且与江湖诗人有交谊的郑清之斡旋，才算“从宽发落”，将陈起流放，《江湖集》劈版，已印行的江湖诗全部销毁，而曾极贬死他乡。
这件事对陈起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江湖集》版虽被销毁,而其所刻唐诗版依然完好。陈起虽遭流放，但因有郑清之的关照，加之史弥远之不得人心，所以江湖诗案不久就无人提起，陈起遂回到杭州继续经营书铺，刻书卖书。
三、今知陈起所刊唐诗
陈起一生所刻书甚多，尤以刻印唐诗为大宗,其友人周端臣《挽芸居》中所云“诗刊欲遍唐”可证。陈起一生刊印了多少唐诗，这个问题无人能够解答。但由于他所刻印之书，多有书牌，加上他刻的书字体秀美，特点明显，素有“书棚本”之称。特别有幸的是，他的刻本尚有少量存世，经过清及民国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的考定，今知所刻唐诗有：
(一)署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铺刊《李丞相诗集》
洪桥子陈宅书铺当在鞔鼓桥之南、井亭桥之北的洪福桥。此桥一名红桥。杭人语言中常有加“子”的习惯，如“三桥”一称“三桥子”就是一例。鞔鼓桥与洪桥子甚近，相距不过数十米至百米，疑此为陈起宅院兼刻书工场，洪桥子陈宅所刊《李丞相诗集》二卷,南唐李建勋撰，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据《中国版刻图录》著录:此书框高十七点七厘米，广十二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分两卷，卷上后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一行。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称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
(二)署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刊《孟冬野诗集》等四种
1.《孟冬野诗集》十卷，唐孟郊撰。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有嘉庆壬申(1812)三月三日香严居士周锡瓒校文云：“又有旧钞，黑格棉纸，首题《孟冬野诗集》，结衔题'山南西道节度参谋试大理事平昌孟郊‘，亦十卷,无总目，末题‘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记明宏治仿宋刊本《孟冬野诗集》略同。
2.《李贺歌诗编》十卷，《集外诗》一卷，唐李贺撰。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云：“宋京师本无《后序》。此鲍钦止家本也。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行。”
3.《浣花集》十卷，蜀韦庄撰。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有“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本。
4.《甲乙集》十卷，唐罗隐撰。清黄丕烈曾藏原刻本。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题记为“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
(三)署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唐求诗》等六种
1.《唐求诗》一卷，唐唐求撰。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著录：“《唐求诗集》一卷(宋本)，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是书卷末有杨绍和按语一则，云:“此本与《韦苏州集》同一行式，皆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刊行。所谓书棚本是也。”此书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框高十六点八厘米，广十二点二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诗仅八叶三十五首。
2.《于溃诗集》一卷，唐于溃撰。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本。
3.《张螟诗集》一卷，唐张螟撰。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著录《张螟集》一卷，云是“书棚本”。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本。
4.《周贺诗集》一卷，唐周贺撰。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周贺诗集》(宋刻本)跋云:“嘉庆戊辰秋，借濂溪坊蒋氏宋梓《周贺诗》，即王伯谷所藏书棚本,末有义门跋。手校一过，用墨笔识于下方。复翁黄丕烈。”“书棚本二十行，行十八字，通十七翻……”又，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周贺诗》(依宋写本)云：“《艺文志》云诗一卷，然未见传本。顾茂伦《唐诗英华》选贺诗七首，有《赠厉玄侍御》一首，此集又不载，未知茂伦从何处录也。此本亦藏茂伦家，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细字一行，确是宋版。余遂借归手钞于松风书屋，今以唐百家内周贺诗核之，即是此本，益知百家诗从棚本出也。”宋刊《周贺诗集》今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是书框高十七点三厘米，广十二点二厘米。十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卷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
5.《碧云集》三卷,南唐李中撰。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本,《四部丛刊》有影印宋临安陈宅刊印本。
6.《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唐鱼玄机撰。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著录影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云:“卷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清黄丕烈曾藏，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据《中国版刻图录》称:是书框高十七厘米，广十二点一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卷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此书镌刻秀丽工整，为陈家坊刻本代表作。
(四)署临安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及所刊《朱庆馀诗集》
《朱庆馀诗集》一卷,唐朱庆馀撰。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校〈朱庆馀诗集〉跋》云:“虞山瞿氏藏宋刊《朱庆馀诗集》，每叶二十行，行十八字,卷末有'临安府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即前人所谓书棚本也。”宋刊《朱庆馀诗集》今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为黄丕烈旧藏，是书框高十六点九厘米，广十二点一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后有“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一行，《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帙影印。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载，黄氏曾入藏是书，有跋云:“此唐人《朱庆馀诗集》，目录五叶，诗三十四叶，宋刻之极精者，余以番钱十元,易诸五柳居。初书主人有札来云：’尊藏书棚本《朱庆馀诗集》有否？有人托售，价贵。'余即订期往观。是日肩舆出金阊，过而访焉，见案头有红绸包,知必书在其中，故郑重若斯。携归与旧藏钞本对勘之,虽行款相同，总不如宋刻之真……嘉庆癸亥闰二月，荛翁记。”
(五)署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及所刊《常建诗集》等两种
1.《常建诗集》二卷，唐常建撰。《直斋书录题解》卷一九著录为《常建集》一卷。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本。
2.《韦苏州集》十卷,唐韦应物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著录有《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宋刊配元本)云:“此前四卷宋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当即棚本,乃项氏、席氏翻雕祖本。”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有《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为明仿宋刊本，李氏云：“是书有南宋书棚本，十行，十八字。此刻即从彼翻刻,颇为神似。但无‘陈家书籍'一行及每叶刻工人名耳……”
(六)署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及所刊《李群玉诗集》等两种
1.《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唐李群玉撰。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有“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字。《四部丛刊》有影印本。
2.《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影宋本〈披沙集〉跋》称：“此李推官集六卷，杨惺吾先生据所藏南宋书棚本所摹写者也。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前有绍熙四年诚斋野客杨万里序，序后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刊行’一行，原本盖陈思所刻。余壬子夏得之琉璃厂肆，因取席刻对勘一过，席刻板式行格与此悉同，知即从棚本覆木……”
(七)署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所刊《王建集》等七种
1.《王建集》十卷，唐王建撰。现藏上海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著录:“初印精湛，近年出硖石镇某旧家。”是书框高十七点二厘米，广十二点二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一行。
2.《唐僧弘秀集》十卷，宋李龏编。此诗集选唐代诗僧自皎然以下五十二人作品五百诗，前有李葬宝祐六年(1258)序。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校宋本〈唐僧弘秀集〉跋》云:此书为南宋陈宅书籍铺刊印，十行十八字……文友堂本为内府旧藏，李序后牌子尚存，文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
按:《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有《唐僧弘秀集》残本八卷(存卷一至八)，云:“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板心题唐僧几，下有刊工姓名。刊工为翁天祐，或题翁字，或天祐字，或天祐刊。每卷标题《唐僧弘秀集》卷第几，次行低七格题‘荷泽李’，空一格题‘龏’，又空一格题'和父编'，三行低一格题某若干首，四行低三格为诗题。玄、弦、树、构、匡均缺笔。卷一前缺一叶半，自‘何人省识此情远’起。上有'士礼居'朱文小方印……”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附袁克文跋文一则，对我们判别临安书棚本有一定的帮助，姑录之：“《唐僧弘秀集》残本，存一至八卷，陈氏书棚本也。唐人小集盛于棚本，明时覆刻尤夥,精者几可乱真，而真本之存于今者不过聊聊知名数种，此其一也。木老夫子以克文近得棚本《韦苏州集》，因无题识，未敢自信,遂出此见示。其刻工与此书板心有姓名之叶若出一书,始知真棚本亦未必定有陈解元刊记一行也。”
(八)分类唐歌诗一百卷，宋赵孟奎编
清阮元《揅经堂外集》卷三《分类唐歌诗》残本十一卷提要：“是本原书凡一百卷，分门纂类。孟奎自序云：’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万七百九十一首。此本依绛云楼旧藏过录，仅存天地山川类五卷、草木虫鱼类六卷。据毛宸跋称，叶文庄集谓:从雷侍讲录残本，完者仅二十七卷，公为英宗朝名臣,前此且二百年，尚止乎此云云。缺佚虽多，然全书体例，由是可推。且唐人隐僻姓氏，如文丙详大清人，亦未尝不藉以存也。'”据阮元所记，此残本十一卷从绛云楼旧藏过录，当为抄本。
清海宁藏书家吴骞《拜经楼诗集》卷七《宋窠分类唐歌诗为严久能茂才作》诗首有小序云：“《唐分类诗歌》一百卷，南宋秘阁修撰赵孟奎文耀所编。自叙谓：与雪林子李弊同辑，凡古今体诗四万余首，作者千三百余家，其网罗可云富矣。书刊于咸淳中，流传绝少。昔毛子晋有残本，至子斧季属其戚严拱侯之武进唐氏借抄，逆旅为盗所诬，至诉讼庭探沸而终不能全。一时传为好书口实，具详斧季之跋。斧季没后，此书流落吴中，予曾见之，虽吉光片羽，而古香馣馤，极可爱玩。近乌程严君久能以善价得之，并属题诗卷后。”从吴骞的诗题称分类唐歌诗以“宋椠”，“书刊于咸淳中，流传绝少”，而吴骞“予曾见之，虽吉光片羽而古香馣馤，极可爱玩”，这属陈起的“书棚本”应是确凿无疑的。有两点可以佐证,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称:“是书框高十八点一厘米，广十三点九厘米。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纸帘细薄,极似陈氏刻本《江湖小集》。国图收藏的是十卷残本，未见书牌,故作此判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吴骞是见到过此书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即此书编者是赵孟奎,而赵自叙“与雪林子李弊同辑”。李弊是山东荷泽人,字和父，号雪林子，也是一位江湖诗人,陈起的朋友。李弊曾给陈起编过一本《唐僧弘秀集》，收唐代诗僧自皎然以下五十二人诗作五百首。序后书牌尚存，文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李弊与陈起同为江湖诗人,又替陈起编过《唐僧弘秀集》，所以他与赵孟奎合编的《分类唐歌诗》一百卷书稿成后交与陈起刊印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对陈起刻印唐诗的几点认识
第一，陈起是宋代刻印唐诗最多的第一人。陈起所刊印的唐诗，仅两部总集《分类唐歌诗》和《唐僧弘秀集》就有五万零二百九十一首，比清康熙间所编《御定全唐诗》的总数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还多。加上陈起刻印的唐代诗人的专集，这个数字会更大。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唐人诗人专集，如《孟冬野诗集》十卷、《李贺歌诗编》十卷《集外诗》一卷、《韦苏州集》十卷、《李群玉诗集》三卷、《王建集》十卷、《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浣花集》十卷、《甲乙集》十卷、《李丞相诗集》十卷、《碧云集》三卷、《常建诗集》二卷及朱庆贺、周贺、于渍、张蟆、鱼玄机等各一卷。这些集子有幸或全书或残卷保存在各大图书馆中，而陈起所刻唐人诗集更多的是被毁了。从现存诗集看，陈起所刻多为中唐、晚唐和五代的唐人集,可以因此推断，他很可能也刻过初唐、盛唐的诗集。
第二，现存唐诗多赖明刻本以传，而明本多来自翻刻陈起的书棚本。前代学者对此作过许多考证,如丁丙于《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集部云，明弘治杨一清刊于商州的仿宋本《孟冬野诗集》，每叶二十行，行十八字，惟无临安府棚前一行耳,其为翻雕棚本无疑。又，丁丙云:“周贺诗一本，为仿宋写本，称此本亦藏茂伦家，末有临安府棚本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细字一样，确是宋板。余遂借归手钞于松风书屋。今以《唐百家诗》内周贺诗核之，即是此本,益知百家诗从棚本出矣。”
丁丙在这里提到的《唐百家诗》一百卷，为明翻宋本，丁丙曾入藏此书，《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集部:“此本人各为集,间有各家旧序，或题菏泽李弊编……玩其版刻，半出城宏间,字号漫漶中多睦亲坊陈氏书棚旧本。”从这段话中可以判定，明人编的《唐百家诗》虽未必尽是陈起书棚本,但相当多的本子出自陈氏。
另外,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及书录》附有袁克文跋文一则，其言：“《唐僧弘秀集》残本，存一至八卷，陈氏书棚本也。唐人小集盛于棚本，明时覆刻尤夥,精者几可乱真。”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的卷上说，陈起当时所刊之唐诗“实不可胜计”，论定“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起书籍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宋时陈起刻的唐诗除了现存的部分集子外，还有许多集子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但到明代时还保留着不少，许多书商、学者纷纷以陈起的本子为蓝本加以仿刻、翻刻。其间的脉络十分清晰:陈起在战乱后收集整理保存刻印唐诗，明人加以翻刻,清人编录汇总，所以今人才能读到大部分唐诗。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陈起，这个南宋杭州的普通书商，他对保存和传播唐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中国文化史将会黯然失色。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顾志兴 （原载《天一阁文丛》第1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