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储位竞争的前哨战“皇嫡孙”之争

　　与高宗不同，孝宗无须收养宗室子弟，他先后育有四子，其中前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赵情(邓王)、次子赵恺(庆王，后改封魏王)、第三子赵惇(恭王，即后来的光宗)，第四子未及命名而夭折。

　　这三个儿子都是郭皇后所生，并无嫡庶之别，最小的赵惇在孝宗登基时已经15岁，也不存在“儿皇帝”的顾虑。正因为如此，赵惇想要当皇帝，必须战胜前面两个哥哥。

　　与高宗一样，尽管明摆着邓王赵情是嫡长子，孝宗仍对太子人选三缄其口。直到乾道元年(1165)，一场关于“嫡孙”与“长孙”之争迫使孝宗不得不作出决断。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恭王赵惇夫人李氏生下一子，这不但是赵惇的长子，也是孝宗的第一个孙子，奇怪的是，恭王府并未第一时间报告孝宗。转眼到了六月，邓王赵情夫人钱氏诞育一子。按照宗法来说，邓王是嫡长子，他的长子尽管是孝宗的第二个孙子，却也应该是嫡孙；恭王比邓王年轻，他的长子尽管是孝宗第一个孙子，也不能称嫡孙。哪知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王淮却向朝廷进言说：“四月十五日出生的恭王之子才是皇长嫡孙，应该给予相应的礼遇，”当时宰相之位空缺，参知政事钱端礼独自秉政。钱端礼何许人呢？他是邓王夫人钱氏之父、邓王的老丈人，也是新生的皇孙的外公，而这个外孙未来的命运决定了钱氏家族的荣辱。故钱端礼对王淮的这个建议非常不满，立刻请求孝宗下令由礼部、太常寺讨论这两个皇孙的礼仪和待遇。

　　两个月之内得到两个孙子，孝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皇祚绵长，后继有人，忧的是他不得不立刻做出决断，而这一决断直接影响了储位竞争中三个皇子的顺序。孝宗对钱端礼说：“恭王之子只能称皇孙，不可称作皇嫡孙。王淮根本没有资格就这种重大国事发表意见，何况所言皆是邪僻之说。”于是，王淮被免去在临安的职务，外放知建宁府去了。本年八月，邓王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从某种意义说，两个皇孙的相继诞生迫使孝宗改变了暧昧含糊的态度。乾道二年(1166)六月九日，诏皇太子长男皇嫡孙赐名挺，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同时恭王男皇孙被赐名挺，除左千牛卫大将军。一个叫“皇嫡孙”、一个叫“皇孙”，一个封从一品的荣国公、一个只是正四品的左千牛卫大将军，显示了这两个皇孙的地位已有天渊之别。

　　乾道元年的皇嫡孙地位之争，是赵惇在储位竞争战中吃的一个大败仗，赵惇自己排行第三已经天然地处于劣势，好不容易在三兄弟中第一个生下孙子，父皇却一无所知。相比之下，两个月后邓王之子诞生的消息却第一时间达到孝宗那里，而正是在同一天的晚间，恭王府方面的正式报告才送到孝宗那里。邓王的老丈人钱端礼在孝宗面前说：“此月三日早，邓王府先申诞皇嫡孙，是晚恭王府申到文字。”孝宗说：“朕知之，见邓王府申后，恭王府申。”孝宗的意思，是恭王自己隐瞒，迟迟不向宫中报告，两个月后看到邓王生了儿子才想起来有此一书面程序需要履行，导致其书面文件报送的时间还晚于邓王方面。假如真是这样，不但恭王的办事能力和头脑值得怀疑，连这个皇孙是否货真价实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焉知不是恭王随便找了个野孩子来滥竽充数呢？幸好孝宗并未深究何以恭王得子在前而报告在后，承认了恭王这个小男孩的皇孙地位。

　　从今天的眼光看，合理的怀疑是独自秉政的钱端礼运用权力从中作了手脚，恭王方面肯定第一时间就发出了书面报告，但在转送过程中“失踪”了，导致孝宗迟迟没有见到。邓王正式立为皇太子后，大功告成的钱端礼就避嫌辞去了参知政事之职，改任资政殿大学士、提举德寿宫兼侍读这一清闲职务，坐等女婿登基后对岳家一系列隆重的“推恩”。

　　天意从来高难问，册立两年不到，皇太子赵情(前邓王)居然于乾道三年(1167)七月得“伤暑病”而薨，年仅24岁，谥号庄文。竞争对手只剩下一个魏王赵恺，赵惇的太子梦又峰回路转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最是难言父子间——南宋孝宗与光宗的恩怨》，杭州出版社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