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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学”的思想文化渊源

2024-01-10 15:23:51 来源: 社科在线

  

  从地域文化的形成历史与特点看,浙江在古代属于吴越文化地区。吴越地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全境,自古以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吴”、“越”的称谓始于殷周之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和《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大约3100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了避让王位而东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好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后来,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追封太伯于吴”。到吴王阖庐时,国势强盛。其子夫差,一度称霸诸侯,国土及于今之江、浙、鲁、皖数省,后被越王勾践所灭,其地为越吞并。至于“越”之缘起,据史书所载,是因夏禹死后葬于会稽,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传二十余世而至允常、勾践父子,自立为越王,号“於越”(“於”读作“乌”)。其时吴越争霸,先是吴胜越败,后来越强灭吴,勾践称霸,再传六世而为楚所灭。

  然而,作为诸侯国的吴、越虽然灭亡,但其所开辟的疆土名称及其文化习俗却一直传承并不断丰富发展至今。如吴县、吴郡、吴中、吴山、三吴、吴语等等,皆承“句吴”而来;如越郡、越都、吴越、越中、越族、越语、越剧等等,皆承“於越”而来。从历史地理而言,吴越分属两地却有许多重叠,如“吴会”,或指会稽一郡,又指吴与会稽二郡;如“三吴”,既含吴地,又含越地,跨越今之江、浙二省;如“吴山”,却不在吴都(今属苏州)而在越地(今属杭州)。正如《越绝书·纪策考》所记伍子胥之言道:“吴越为邻,同俗并土。”以及同书“范伯”篇所记范蠡之言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这里所谓“同俗并土”或“同气共俗”,说明吴越地区的文化联系历来非常密切,其文化风格与习俗也相当接近。这也是人们经常合称“吴越文化”的历史原因。

  但严格地说,“吴越文化”是有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各自传承与特色的。“吴文化”主要是指江苏南部、上海地区的文化传承,“越文化”则主要是指今浙江地区的文化传承。考古发掘的材料已经确证:大约5万年前,已有人类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居住(被称为“建德人”);而距今8000年以上的跨湖桥文化(在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境内)、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在今浙江余姚市境内)及稍后兴起的、距今约4000年至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在今浙江嘉兴市境内)和良渚文化(在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境内),以其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制陶、制玉工艺和打制、磨制、编制的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干栏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宣告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浙江地区史前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发达。而在上古文明史上,浙江以其古越国、汉会稽郡、五代吴越国的辉煌历史著称于世。这一切,为浙江人文精神传统的形成及代表这个传统的“浙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依据。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象牙雕刻象征着浙江先民祈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崇尚“天人合一”的原始理念;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的玉琮雕刻,象征着浙江先民崇尚“万物一体”的和谐精神与开放创新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越灭吴故事所代表的是一种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的精神;汉代会稽郡已经是文化发达之邦,她哺育了像王充那样的伟大哲学家与吴君高、赵晔那样杰出的史学家,为后人留下了《论衡》、《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传世名著;吴越国立国虽然只有53年(907—960),却创造了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奇迹,为后人留下了像雷峰塔、保俶塔等佛教文物奇葩。然而在我看来,从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作为一种形成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会稽郡上虞县的杰出思想家王充那里。笔者于1993年10月在“全国首届陈亮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中明确提出了“王充为浙学开山祖”的观点。2004年,在由我主持策划的《浙学研究集萃》一书的序言中,我重申了这一观点,提出浙学内涵的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指出:“关于‘浙学’的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兴盛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②我之所以将王充判定为“浙学开山祖”和中义浙学的源头。首先是因为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形成了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实学精神,其“文为世用”的主张则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其“徳力具足”的“治国之道”⑤体现了一种多元包容的兼容精神,而这些正是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薪火相传的“浙学”基本精神。其次,王充的《论衡》及其“实事疾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学者、思想家,尤其是影响了“浙学”的学者和思想家。

  近年来,笔者多次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竟然有所发现,可佐证我的“王充是浙学开山祖”的观点。现将检索结果简述如下:

  自南朝宋的范晔至清初乾隆以前的学者,不仅有许多浙籍名家,而且有许多非浙籍名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论了王充的生平事迹,或征引了《论衡》的观点或文字。非浙籍名家有范晔、李贤、韩愈、刘昫、郑樵、欧阳修、朱熹、魏了翁、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惠栋等,皆称引王充论衡。如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立“王充传”,称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后汉书·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注引《谢承书》荐语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唐代韩愈《别本韩文考异》卷十二有《后汉三贤赞》,曰:“王充者何?稽上虞。……师事班彪……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终于永元。”五代刘昫撰《旧唐书》、宋代郑樵著《通志》、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元代脱脱编《宋史·艺文志》、南宋朱熹《楚辞辩证》、魏了翁《周易要义》等历代名儒皆引证或著录了《论衡》。清初考据名家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引《论衡》文字辨《古文尚书》篇数与真伪。明清之际三大家之一的王夫之撰《诗经稗疏》卷四引《论衡》曰:“《春秋》说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三说不同,其为上、中、下之三等均也。”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日知录》也以《论衡》为准绳。《日知录》卷三十一“劳山”条曰:“《史记正义》曰‘荥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荥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明末清初学问家、桐城方以智撰《通雅》五十二卷,引《论衡》凡十二处。清代易学名家惠栋所著《易汉学》多次征引王充《论衡》之言以圆其说。如《易汉学》卷五称“王充《论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云云。这些资料,表明王充《论衡》在历代学者中有很大影响。

  而在两浙学者中,则有北宋高似孙,南宋毛晃、吕祖谦、王应麟、黄震,明代方孝孺、张次仲,清代黄宗羲、万斯同、陆陇其、朱彝尊、胡渭等浙学名家引用了王充《论衡》。如北宋余姚人高似孙著《子略》有“王充《论衡》”专条,评论甚详,赞其“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南宋绍兴年间衢州人毛晃著《禹贡指南》引《论衡》所记“武王伐纣,会盟于孟津”史事。南宋浙学代表人物、婺州(今金华)吕祖谦《少仪外传》引王充《论衡》批评“辰日不哭,哭则重”之说以证世俗迷信之非,其《宋文鉴》称“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数,览之有感”。南宋文献学大师、鄞县人王应麟引《论衡》十一条,其中《玉海》引五条,如卷五十八《越纽录》引云:“王充《论衡》,吴君高之《越纽录》,周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杨子云不能过也。”同书卷六十二综合以往传记立《王充传》并著录《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南宋慈溪人黄震也多次引用王充与《论衡》,其《古今纪要》卷三“后汉”人物曰:“王充《论衡》,蔡邕得而秘之,王朗得而方进。其书谓汉太平过前代。”其《黄氏日抄》卷五十七有《读诸子·论衡》一文,详细记载了王充事迹及其《论衡》的考辨,称“惟其辨讹正谬,有禆后学见闻”。明末海宁举人张次仲撰《周易玩辞困学记》引《论衡》言辨“丈夫、丈人”之缘由。清初浙东学派领袖人物余姚黄宗羲在所编《明文海》中,也多处征引王充《论衡》,如卷一百十一《夷齐辨》文曰“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卷一百三十《七七义》文曰:“读《论衡·订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卷二四二《徐迪功外集序》记曰:“此(桓)君山知《玄经》之必传,(蔡)中郎抱《论衡》而秘玩者也”。卷三百三十五《藏书阁记》文曰:“昔王充家贫无书,常诣洛阳市肆,阅所卖书,潜心黙读,遂博通诸家。”黄宗羲的高足、鄞县万斯同著《儒林宗派》,卷三将“王充,班彪门人”列为“诸儒兼通五经”者。清初浙西名儒如萧山人毛奇龄、德清人胡渭、平湖人陆陇其、嘉兴人朱彝尊等都多处征引王充论衡以伸其说。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经问》二书,均引王充《论衡》之言证《古文尚书》二十九篇非伪增之作。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指》,皆引王充《论衡》以证经传是非。陆陇其撰《四书讲义困勉录》引《论衡·解除篇》证解除、驱疫之虚,又引《论衡·感虚篇》证传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之妄。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多处征引王充《论衡》,如卷二百三十二:“邵博曰: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上述所引资料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但已足资证明,王充及其《论衡》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确有巨大影响,因此,我们誉之为“浙学开山祖”、“浙学之源头”是不为过的。

  但王充时代并没有形成人才济济的学派。“浙学”的直接源头还是北宋初期在湖州府以讲学闻名而后被延请至中央太学讲学的安定先生胡瑗,诚如全祖望《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叙录》所言:“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其浙东、浙西之学“皆与安定湖学相应”,说明湖学是浙学之源。但浙学的成熟还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到了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不仅遍及两浙,而且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而在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了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升华至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

  这便是“浙学”从孕育到成型的大致情形。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编辑:肖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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