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
过去,在论及浙江学术文化时,学者们谈得较多的是“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的概念,而忽略了起源更早的“浙学”之说。究其原委,盖因清代浙东史学家章学诚写了一篇题名《浙东学术》的文章,及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学术名著,并在书中极力推崇“浙东学派”和“浙东史学”。
据我们考证,“浙学”概念实际上比“浙东学派”的概念要早出现400多年。最早是由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提出的,而“浙东学派”的概念则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1610—1695)的著作。
朱熹论“浙学”,一见于《晦庵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书》,曰:“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再见于门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曰:“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永康之说)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可见朱熹对浙学颇为反感。然其论虽然偏颇,但他最早提出“浙学”概念是功不可没的。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风靡两浙,“浙学”获得正面评价。时任浙江提学副使的刘鳞长编著了《浙学宗传》一书,已粗具“大浙学”的规模。查《浙学宗传》共立案44人,其中浙籍学者39人,非浙籍学者5人。此书之长在于涵盖了“两浙诸儒”,并将王阳明心学人物入传,然失之于简略,有以偏概全之病。
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他在文中指出,当时明史馆修史诸公所传《修史条约·理学四款》中有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对此,黄宗羲驳斥说:“有明学术,白沙(陈献章)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在这里,黄宗羲明确把王阳明心学和刘宗周慎独之学归入浙东学派,等于建立了明清浙学的学术统系。黄氏还在崇祯年间汇编过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的《东浙文统》若干卷。但黄宗羲所谓学派,并非现代意义的学派,而是指学术脉络,他对“浙东学派”的理论内涵也未作出明确界定。
黄宗羲之后,首先是作为“梨洲私淑”的谢山先生全祖望在所撰《宋元学案叙录》中对“浙学”的内涵做了外延,并对宋以来的浙学做了肯定性评价。如在《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叙录》中称: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
又称“浙学之盛,实始于此(指永嘉九先生)”,称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浙学之中兴”,赞黄震“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
乾嘉时代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论述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异同,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在章学诚看来,“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及其学风虽然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是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的。
章学诚对“浙东、浙西”之学作了更明确的理论总结。对此,我在1993年应邀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时发表的演讲稿《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已作考述。拙文指出:
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全祖望所谓的“浙学”,是相对于濂、洛、关、闽之学而言的南宋浙江儒学,其范围涵盖了当时浙东地区的永嘉、永康、金华、四明(宁波)诸子之学。“浙学”诸子的思想倾向……往往具有一种“和齐斟酌,折衷朱陆”的学术风格……继全祖望之后,清乾嘉时代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作出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派特色。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所讲的“浙东学术”,并非单指史学,而是涵括了宋明理学、心学的“经史之学”。
在总结梳理前人有关“浙学”论述的基础上,我对“浙学”作出初步定义:
所谓“浙学”,即发轫于北宋、形成于南宋而兴盛于明清的浙东经史之学。它并非单一的学术思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内含多种学术思想、多个学术派别的多元并存的学术群体———在“浙学”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从而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学精神。
现在检讨起来,我的这个定义重视了“浙学”的主流——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及其特色,大体上可以成立,但还是相当粗糙且片面的。之所以说它粗糙且有片面性,是因为对章氏《浙东学术》中所说“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文史通义》内篇卷五)一语未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浙西之学”在“浙学”中应占有的地位。况且,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学术史及学术概念的涵义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充实的。“浙学”概念也是如此。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话,那么明清时代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地区,而且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且包括了“庆历五先生”、“甬上四先生”(即所谓“明州学派”)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及至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则在《浙东学术》这篇名著中对“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作了明确区分,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特色,这实际上已是大“浙学”的概念了。
自章学诚以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许多学者,从章炳麟、梁启超、钱穆、何炳松、姚名达、陈训慈到陈荣捷、刘述先、金毓黻、杜维运、何冠彪、詹海云、郑吉雄,以及当代浙江籍的众多学者(如北京的方立天、张立文、陈来、张义德,上海的冯契、谭其骧、潘富恩、罗义俊、杨国荣,南京的洪焕椿,杭州的仓修良、王凤贤、吴光、董平、钱明、何俊,宁波的方祖猷、管敏义、钱茂伟,金华的方如金,温州的周梦江,等等),都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从各个角度研讨、评论“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思想特色、精神特质等问题,从而把对“浙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阶段。
那么,在当代应该如何定位“浙学”的内涵?我在《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一文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对“浙学”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区分的观点。我指出:
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我认为,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立场上,则应采取广义的“浙学”概念,不但要对两浙经史之学做系统的研究,也要对浙江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史学”的视野。
如果从广义的大“浙学”视野观察与反思浙江的学术文化传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所谓“浙学”是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学术格局与学术传统,这个学术格局虽然异见纷呈,但也培养了共同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浙江这块土地,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从人文传统上将其截然分开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的。因此在当代,我们应当坚持“广义浙学”的研究方向。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