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缘起：王充的“实事疾妄”与汉唐经学

　　严格地说，浙江在先秦时代只是受到儒风流韵的影响，还没有独立的儒学体系和儒学家。研究“浙学”，不能不将王充(公元27—约97)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启迪者。我们从《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可知，王充出生于一个尊奉儒家价值观的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书馆，不仅获得“乡里称孝”的道德声誉，还打下了良好的儒学根基，得到荐入太学学习的机会。入太学后，拜当时名

　　儒班彪(班固之父)为师，并受太学名师桓谭的指点，于是成长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古文经学家。另外，王充显然也深受吴越文化熏陶。在《论衡》中多处记载着范蠡、子贡的故事，可见王充是深知范蠡的。范蠡亦儒亦道的思想观念在王充思想中多有体现。王充自称其论自然“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是渊源有自的。或许可以说，王充正是在南北学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兼收并蓄，走出了一条兼融南北学风的独特学术道路。他超越了世儒的眼界和局限，以古之圣人事业的继承者为己任，以“通儒”的姿态吞吐百家，考论五经，确立了自己“实事疾妄”(《论衡·对作篇》)的治学宗旨，成就了名垂千古的《论衡》。

　　王充的学说是一个复杂而深邃的思想体系，其学术精神影响后来浙学发展者主要有三：一是“实事疾妄”精神；二是“经世致用”精神；三为兼取众长、多元包容的精神。

　　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阐述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他写道：“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可见王充著书立说，就是为了评定虚实，匡正是非，启蒙解惑，治国化民。篇末，王充画龙点睛地指出：“《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这句话点明了全书的宗旨，也恰当地概括了其学说的根本特点。这里所谓“实事”是探寻、确定事物的真相，坚持实事求是；所谓“疾妄”，就是批判虚妄迷信。这充分体现了王充的求实批判精神，也集中代表了东汉初期以“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为导向的实学思潮。

　　王充“实事疾妄”的精神对后世“浙学”的思想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叶适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批判似乎看到了王充“实事疾妄”的思路，从黄宗羲“经世应务”的学说宗旨也可看到从东汉王充、南宋“浙学”到清代实学的思想传承脉络，而近现代“浙学”代表章炳麟则对王充有不遗余力的表彰。章炳麟赞扬王充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訄书·学变》)这一评价可谓高矣。

　　王充的“经世致用”思想，一则体现于他兼融儒法的政治观。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论衡·非韩篇》)“养德敬贤”是儒家“德治”思想，“养力用兵”是法家奖励耕战之论。在王充看来，儒法兼用，德力具足，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故学术旨在治国，儒法皆应实用。二则体现在他对待文章用世的态度。他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论衡·自纪篇》)这是典型的学以致用思想。王充推崇的是“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又能“著书表文、博通能用”的“文人鸿儒”，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人，就像虽知树木长短却不能伐木建屋、虽识花草大小却不能采草和药的人一样，正是“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论衡·超奇篇》)。这也揭示了王充学说的“经世致用”特色。

　　以往论者往往以王充为杂家，其实所谓“杂”者，正反映了王充多元包容，“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的治学特色。王充的思想学说，是以儒学为基础，兼收博采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之说而自成一家之言。例如，其“德力具足”的政治论兼采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耕战”思想，其“天道自然”观兼采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论，其“情性”论兼采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调和”思想，其“薄葬”论吸取了墨家的“节葬”说，如此等等都反映了王充学说的多元包容特色。

　　上述王充的思想学说标志着“浙学”的成型，为后世“浙学”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奠定了“浙学”求实、批判、民本、创新、兼容的基本精神。对于王充思想在“浙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我在1993年的陈亮思想研讨会上首先提出了“王充是浙学开山祖”的观点，并在《“浙学”的基本精神》(《浙江学刊》1992第1期)、《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论“浙学”与“浙东学派”研究现状》(《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浙学”的时代价值》(《浙江日报》2017年2月13日)等系列文章中作了具体论述，在此恕不详述。

　　东汉，时期是“浙学”的成型期，首先是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其次是汉末三国时期余姚虞翻(164—232)的经学。还有撰写《越绝书》的袁康、吴平和《吴越春秋》的赵晔等史学家，都属于东汉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

　　据《三国志》及其注载，虞翻为《周易》《尚书》《老子》等书作过训注，有《上易注二奏》和《上书注奏》，并著《明扬释宋》以正郑玄、宋忠解易之谬。虞翻于《周易》造诣最深，其学源于家传《孟氏易》及当时诸家易学。孙权曾称赞他“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虞翻晚年在交州期间，讲学不倦，门生有数百人，形成了一个虞氏经学学派。虞氏有易学论著多种，惜皆亡佚。清人辑有虞翻《周易注》十卷等多种，民国徐昂撰《周易虞氏学》六卷，对虞氏易学皆有阐发，虞氏易学在清代、民国均有影响。

　　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学术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浙江也成了中原学术文化精英避难的理想之地，北方望族王氏、谢氏等都有不少成员移居浙江，为浙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如王羲之还曾经担任会稽内史，一生多在浙江活动。王氏思想虽然也受玄学影响，但总体上仍然以儒学为根基。南朝时期，浙江经学占有重要地位。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复设五经博士，

　　浙江有其二，即吴兴沈峻、会稽贺场。《南史·儒林传》共25人，其中浙籍儒者就有14人，“浙学”在南朝时期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南朝齐时，重要的儒家人物有吴兴姚方兴、武康沈麟士、盐官顾欢、义乌楼幼瑜和余姚虞愿。

　　南朝梁时，山阴五经博士贺玚长于三礼，有《周易讲疏》《丧服义疏》《礼记新义疏》《礼论要抄》等；贺琛精于三礼，兼明《古文尚书》，著有《尚书义》等多种；武康有叔明、沈峻、沈重皆为五经博士，为一时名儒。

　　南朝陈时，浙江儒者人才辈出。《陈书·儒林传》中，浙籍儒者有九人。其中，吴兴沈文阿等四人为一时名儒，且有著作传世。

　　隋唐统一后，中国文化中心仍在北方。浙江的文化中心由会稽、吴兴向湖州转移，同时向南扩散至金华的义乌，比如有名的骆宾王。唐朝初年浙江出现了几个能影响全国的人物，如虞世南、褚亮、徐坚、许敬宗。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嘉兴名儒陆贽(754—805)，擅长奏议政论，时相权德舆比之于贾谊，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有《陆宣公翰苑集》传世。除以上名儒，还有孟郊、顾况、钱起、贺知章、禇遂良、罗隐等以诗文名世的儒者，以及曾寓居浙江的名儒，如颜真卿、白居易等，都对浙学的发展有过一定贡献。

　　总体而言，三国至隋唐时期的“浙学”，虽然人才辈出，但缺乏真正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名儒大家，略可称道者只有虞翻及其经学一脉而已。这与儒学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性衰落也是密切相关的，何况当时的浙江并未处在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而属于中华文化的边陲。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