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浙学”：“浙学”的兴盛

　　如果说“浙学”在汉唐时期尚处在个体成长期而无群体学派的话，那么到两宋时期就出现学术蜂起、学派林立的繁荣局面了。

　　中国由唐入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浙江自五代以来，即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而带动学术的兴盛和繁荣。两宋王朝在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为儒学的多元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杭州作为南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为“浙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陈亮、叶适、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南宋大儒敢于大胆向朝廷谏言，体现了南宋政治的开明和儒者地位的尊崇，这些都是浙江成为南宋文化重镇的有利条件。

　　一、北宋：安定湖学与永嘉、明州之学

　　两宋时期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形成了儒学新形态。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即在湖州府学教授任上开创了以重六经义理为特色的“湖学”。欧阳修论曰：“(胡瑗)其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显然，胡瑗的“湖学”和教学法，在宋初儒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胡瑗后来被朝廷延请至太学讲学，弟子甚众，连理学奠基人程颐也到太学受教。可以说，“湖学”是宋代“浙学”的先导，也是宋代理学的先导。

　　继胡瑗之后，永嘉儒者王开祖(约1035—1068)在南方首倡“道学”。王开祖在永嘉(今温州)东山书院授徒讲学，“受业者常数百人”，堪称北宋永嘉学派的开山领袖。

　　王开祖之后，又有元丰时期(1079—1085)的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他们都曾到北宋首都汴京的太学学习，学成后回到永嘉地区传播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王安石的“新学”，因而形成了北宋永嘉学派。九先生中，以许景衡最知名，其可谓儒学名臣。

　　与永嘉九先生相媲美的是北宋明州(今宁波)地区的庆历五先生(即慈溪的杨适、杜醇，鄞县的王致、王说，奉化的楼郁)。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中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五先生”执教于郡学和县学，弟子众多，对于儒学在浙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南宋“浙学”

　　南宋时期是“浙学”的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浙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方面，浙江活跃着南宋儒学各大流派，如程朱理学派，象山心学派；另一方面，在浙江本土出现了几位大儒以及若干重要的学术流派。如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以浙东明州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心学。尤其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被全祖望誉为与朱、陆二派“遂称鼎足”，吕祖谦则与当时大儒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先生”。他们在浙学史上均有显赫地位。

　　三、元代“浙学”

　　元代由于是少数民族统治，因此，他们对于汉族精神支柱的儒学有一个消化适应的过程，再加上其分国人为四等的民族歧视政策，客观上使儒学的发展趋于低落。但由于儒学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惯性，使得元统治者对于儒学总体上也采取因循态度，使一些儒者得以继续弘道。元代的浙江仍然是儒学重镇，尤以金华、宁波著名。明儒王祎评论金华儒学说：“有元以来，仁山金文安公(金履祥)以其传于北山何文定公(何基)、鲁斋王文宪公(王柏)者，传之白云许文懿公(许谦)，实以道学名其家……悉为世大儒，海内咸所宗师。”(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八六王祎《送胡先生序》)可见元代浙江的大儒“踵武相望”，接连不断，构成了元代儒学的基本演进脉络。在诸多大儒中，最有影响的有四位，即婺州的许谦、宋濂和四明的史蒙卿、程端礼。

　　许谦的儒学思想主要继承了朱子理学，同时又吸收了陆九渊的心学，体现出“和会”朱、陆的特色。

　　元代的四明儒者史蒙卿作为王应麟弟子，其一改家乡宗陆之风，潜心研究朱子理学，“务明体以达用”，但是他对朱学并不盲从，间有发挥，开创了“静清学派”。而史蒙卿的鄞州弟子程端礼，作为元末著名的四明儒者，与其弟程端学被时人称为“洛下之二程再现”，可见其弘扬程朱学的特色。程端礼曾从事四十年儒学教育，著有《读书日程》；此书在明清的家塾、书院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儒学教育的工具书。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