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浙学”：“浙学”的巅峰

　　明代儒学思潮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位置，其最具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即在于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及阳明学在中国诸地域及周边区域的传播和展开。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奠基，由其弟子、后学充实发展的“良知心学”。它形成于明代中期、发展分化于明末清初、复兴于清末民初、转型于现当代而传播于东亚及欧美地区。阳明心学是在中国传统儒学及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汲取了佛教和道教的丰富思想资源，因此在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上又实现了浙学史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浙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也是“浙学”向周边区域传播进而形成异国阳明学派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浙学”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

　　明代的“浙学”，可以说是以宋濂、刘基开其端，以方孝孺继其绪，而由王阳明成其大，刘宗周殿其后。

　　一是明初浙学三大儒：一曰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浦江人，人称“潜溪先生”。他是元末明初的儒学家，为学既宗理学，也宗心学，具有调和朱、陆之学又融合事功之学的倾向。二曰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南田村人，以字行。刘基兼融儒道，讲求事功，博学多才，是一位“通儒”。三曰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县人。他是宋濂的学生，以刚直闻名天下；因不肯为明成祖朱棣篡位起草诏书，被“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酿成“灭十族”的大祸。

　　二是王阳明与浙中王门。阳明心学的兴盛与浙中王门的形成，标志着“浙学”走向了巅峰状态。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归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恤典不行。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曾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虽然在少年时期立下“读书学圣贤”的大志，但在青年时期因感“圣贤难做”，故长期浸淫于词章之学，“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时，才真正归本儒学。王阳明一生历经磨难，经历了龙场悟道、南赣剿匪、南昌平叛、广西定乱等人生阶段，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业绩，创立了以“良知即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为主要命题的良知心学，并通过各地讲学，创立了遍布南北的王门八派。八派之中，由王阳明在浙江的讲学活动形成的王门学派称为“浙中王门”。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序文中说：“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说明浙中是王学的发源地和最早的传播地。他在《浙中王门学案》中罗列了徐爱、蔡宗兖、朱节、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董沄、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忭、胡翰等十八人为浙中王门弟子，又在《泰州学案》、《甘泉学案》中为周汝登、陶望龄、刘塙、唐枢、蔡汝楠、许孚远等浙籍王门弟子立传。这些浙籍王门弟子中，尤以徐爱、钱德洪、王畿、黄绾最为著名。徐爱是王阳明《传习录》上卷的整理者。钱德洪，号绪山，余姚人；王畿，号龙溪，绍兴人。他们在王门中“所得最深”。然二人对阳明学的领悟深浅不同，诚如黄宗羲所论：“先生(钱德洪)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黄绾字叔贤，号久庵，台州黄岩人，官至礼部尚书。黄绾初闻阳明致良知之教，叹“先生真吾师也”，乃称门弟子。阳明死后，遭朝中大臣恶意中伤，致使朝廷恤典不行，并下诏禁“伪学”。黄绾上疏力辩，说：“臣所以深知守仁者，盖以其功与学耳。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疏中列举王阳明四大功，三大学术旨要，可以说黄绾是阳明心学的捍卫者。

　　三是明朝中晚期的唐枢、许孚远和刘宗周。

　　唐枢(1497—1575)，字惟中，号一庵，浙西归安(今属湖州)人。他标举“讨真心”三字为学术宗旨，其学兼综王阳明、湛甘泉。

　　许孚远(1535—1604)，湖州德清人。他是唐枢的弟子，又是刘宗周的老师。他笃信良知之说，但反对援良知入佛；提倡“止至善”，以矫正王学流弊。其学术人格对刘宗周影响尤大。

　　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阳明后学一大亮点。刘宗周(1497—1575)，字起东，号念台，人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山阴县(今属绍兴市)人。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浙学史和中国儒学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他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给予高度评价，称“(阳明)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

　　‘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但另一方面他对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修正，批评阳明“致良知”说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之病，其四句教“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故不得不进而求精于心。非《大学》之本旨明矣”！蕺山对阳明的批评与修正表现在：第一，标举“慎独”宗旨，用“独体”和“意体”代替阳明的“心体”和“良知”，并用“慎独”“诚意”的修养论代替“致良知”的修养论；第二，将阳明“四句教”修正为蕺山新版：“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有善无恶者是物则。”刘宗周对王阳明的批评不一定切合阳明学本意，但实质上是针对王学末流蹈空袭虚、佞佛近禅之病起而施治，从而为清初实学开辟了新思路。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