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浙学”：“浙学”的转型(下)

　　近代以来，儒学在东西文化交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趋势表现为向经世致用、兼收并蓄、中西会通方向的转变。这一时期，浙江依然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学者与思想家，著名的有龚自珍、黄式三父子、俞樾、孙诒让、章太炎、马一浮等。他们继承了“浙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注重阐发经学义理，另一方面注重会通中西、经世致用，值得大书特书。

　　一、龚自珍的“改革”“更法”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他是清末道光年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曾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富有批判精神。它不仅深刻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批判了日益僵化虚伪的科举取士制度；同时大力倡言社会的“改革”与“更法”。龚自珍的“更法”改革思想对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诚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所言，“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称龚氏乃“近代自由思想之向导”。

　　二、黄式三与黄以周的经学成就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晚清公认的经学大师，成就卓然。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定海区)人。他博览经史，30岁后研读《论语》，50岁后专治《尚书》，晚年好《礼》。著有《论语后案》与五经杂说等书凡一百一十卷。其子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子承父业，著有《礼书通故》一百卷。黄式三学术的重要特点是“崇礼”。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强调以“礼”为本，在清中叶以来推崇礼学的学术思潮中，黄式三有着独到的贡献。

　　黄以周的礼学思想近受其父影响，远承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思想，他循着顾炎武“经学即是理学”的思路，上追孔门之遗言，形成了“以礼学为理学”的思想命题，从而独树一帜，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黄氏父子经学的特色有三：一是经史并治，二是汉宋兼采，三是强调经世致用。其经史研究发扬光大了浙东学术“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三、俞樾的通经致用思想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河南学政。后被罢职归里，专意治经，旁及诸子，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又主持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为晚清一代经学大师。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各三十五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均是其朴学代表作。因其在经学领域的成就与声望，时人誉其为“山中宰相”。

　　俞樾作为晚清有重要影响的东南大儒，在学术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求新求异倾向，兼容并包、崇尚实证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江浙一带的学风和一大批学人。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等都对俞樾有高度评价，公认其为晚清最有声望的经学家。胡适则称俞樾的治经方法“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

　　四、孙诒让与晚清朴学研究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1867)中举，官刑部主事，后辞归，专事著述，晚年主讲温州师范学校，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

　　孙诒让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名著而享誉学界，并推动了墨学的复兴。他还撰写了《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并叙》。该文标明兴儒会宗旨：“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在晚清变法浪潮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双重刺激下，孙诒让从纯粹“考礼”向大胆“议政”转变，形成了系统而别致的政治改革思想。

　　孙诒让治学范围甚广，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考古学、方志学以及考据、校勘、目录等众多学科，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所以章太炎誉之为“三百年绝等双”的朴学大师。

　　五、章太炎对学术转型的贡献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从小受家学熏陶，打下良好基础。读《东华录》，即生排满思想。他广泛涉猎了乾嘉学派著作，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历经八年，又向孙诒让、黄以周等大儒请教，深得乾嘉朴学精髓。所著《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堪称朴学代表作。

　　章太炎曾自述其思想演变云：“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①。这个转折的关键点在于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和1913年被袁世凯囚禁。1903年之前，章太炎独以荀卿、韩非之说为“不可易”。入狱三年，通过研读佛典，其改变了昔日观念，而以唯识学为核心融合庄子齐物论，这是“转俗成真”的过程。1913年后被袁世凯囚禁，章太炎开始演《易》，回归孔子和儒家，即所谓“回真向俗”。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以“种族革命”、反对代议制及“五无论”最为著名。种族革命就是号召被统治的汉族向清朝政府复仇，以恢复人权平等为目的，而以暴力为必要手段。章氏民族主义是以独立、平等及自由为核心。但章太炎反对孙中山等的代议制主张，认为代议制不能真正实现民权平等和民生幸福。章太炎认为最好的民主政府应该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教育权四权分立，从而保障个体的真正的独立、自由、平等。然而，章太炎的最高理想又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这看上去类似乌托邦，但其实是其强烈的众生平等意识和绝对自由观念的产物。

　　六、马一浮的新经学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耕余，浙江上虞(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人。20岁前后，连遭父、姐、发妻丧亡之痛，乃倾心佛老，取《庄子》所谓“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义，改名为浮，字一佛。后又改字一浮，号湛翁，遂以字行。

　　马一浮是近代杰出的国学大师、新儒家哲学家。他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于诸子百家、儒、佛、道乃至考据、医学、西学等皆有探究，兼擅诗词、书法。中年以后，归本儒学，专研六经，成为一代儒宗。同时大儒梁漱溟盛赞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当代儒学泰斗汤一介敬称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为“现代新儒家三圣”，可见其学术地位之崇高。

　　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在马先生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和《尔雅台答问》四种，而以《泰和会语》居首。这部著作是其为浙江大学开设“国学”讲座的讲义，在卷端引语之后，首揭“横渠四句教”，即宋代大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勉励学生立志济世。接着“楷定国学名义”，称“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而所谓“六艺”就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进而揭示其学术宗旨，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声称“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所以可以说，马氏之学是以经学为主导的现代新经学。

　　马一浮对待西学的态度与王国维恰恰相反。他虽通西学而拒斥之，归本六艺而发明之。他精通多国语言，熟悉西学经典，但其旨趣并不在于融汇西学，他坚决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儒学。在马一浮看来，唯有“六艺之道”是至真、至善、至美之道，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之道，“西方哲人所说的真、美、善，皆包含于六艺之中”。他断言“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又批评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凡此种种，都显示出马一浮拒斥西学而弘扬国学的根本旨趣。

　　马一浮新经学的方法论特色是以德解经。他认为六艺总为德教，并以知、仁、圣、义、中、和“六德”配“六经”，这抓住了“六经”思想的核心价值，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德文化。汤一介先生在所撰《马一浮全集·序》指出：“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该则曰仁，开而为二则为仁知(智)、为仁义；开而为三则知(智)、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知(智)；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知(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则为‘至善’。”这一段话是马一浮对“六艺”思想之精辟阐述。

　　马一浮高扬“六经”的价值和意义，针对的是当时国家被日寇侵略之难和中国传统文化被忽视之难，这使得其新经学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他通过对经典核心价值的诠释来透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为儒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这正是马一浮以德解经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