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

　　从当代传承的现实诉求出发，研究提炼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当是首要之举。在前述种种纷繁多元的斑斓韵致中，体现宋代文化内在品质和时代特质的精神谱系，是构成宋韵文化最为本质的神韵所在。

　　(一)基于华夏认同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具有“民族和睦、四海一家”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大势，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天来看，在辽、宋、夏、金多政权分庭抗礼时期，诸政权都未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政治和文化前提，均以华夏正统地位自居。诸政权之间的“战”与“和”，都是在华夏一统、华夏正统的语境中展开的内聚性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时段，辽、宋、夏、金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蕴含的“大一统”趋势进一步增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走向进一步成熟奠定了文化、政治、社会和民族基础，最终迎来了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面。

　　(二)基于家国情怀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旗帜。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始终激励人们把祖国的兴亡与自身联结在一起，每当发生对祖国的侵害行为时，就会表现出坚强卫国的精神，表达出激昂深沉的爱国情怀。”历史地看，面对外来武力威胁，不同于宋徽宗、宋高宗等人丧权辱国的政策和行为，社会和民众表现出强烈的捍卫主权、维护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宋时期，爱国主义还大量地表现为忧国忧民、关切内政的责任意识。以南宋时期为例，不仅面临外部军事压力，朝廷内部也存在权相专政、积弊深重等问题。自理宗始，帝王或智能低下，或昏庸无能。“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想。在此幻想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以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提出改革内务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桑实业、治理地方混乱等匡时救世主张，其爱国精神中包含着理性批判的维度，不仅是对帝王、皇朝的尽忠，更是对社会民众和国家利益的捍卫。

　　两宋爱国志士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儿女应有的传统美德和崇高品质，既是对国家的关怀与忠诚，对人民生存境况的体恤与同情，也展示了为道义、为理想而大义担当、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个人品质和凛然气节。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将两宋的爱国精神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评价，尊重历史，不苛求古人，既要看到这些人物、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某些历史局限性，更要充分肯定他们崇高的利他境界和优秀的素养品质。

　　(三)基于海外交往的开放精神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持续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主要通道，规模化海上贸易繁荣，海外交往日益密切，孕育了具有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开放精神。

　　对外而言，宋代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13世纪的欧亚世界远距离贸易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宋代中国，因为中国既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燃香、香料的主要消费者”。在贸易格局上，两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与日本、朝鲜之间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度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之中。“900年到1300年这段时间标志着的东南亚第一个伟大商业时代，是一项由宋代‘商业革命’引起的发展。”

　　随着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在向外部世界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宋内部世界也随之发生变革，开放精神蔚然成风。在经济发展上，拓展出外向型开放经济，形成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紧密相连的开放性市场，两宋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商人阶层和手工业群体开始壮大，城市人口明显增长，城市空间和市民阶层兴起，社会形态中的平民化、世俗化元素大量涌现。在文化生活上，思想观念进一步开放，身份背景相对淡化，“人”的价值得到关注，市民文化繁盛。

　　因此，两宋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的历史，也是开放精神形成并产生巨大历史推进作用的过程。

　　(四)基于多元包容的创造精神

　　两宋文化成就的取得，与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总体上相对宽松包容的文化政策关系密切。相比其他历史时期，宋代帝王总体上善待文人。始于宋太祖的文治取向，对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起到决定作用。其“偃武修文”政策，与财富增长、书籍传播、教育普及、科举受到民间重视一起，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

　　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帝王恩赐，而与几个方面的原因相关。一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旧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随之崩溃。二是宋王朝深恐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颠覆政权的覆辙重演，故压制武备而积极争取士阶层的支持与合作。三是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面临如何消除各地割据势力、抵御北方强敌侵袭、禁制朝内结党营私等重重内忧外患，实无余力对文化事业实行专制主义。因此，对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一概采取“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

　　然而，从客观可见的社会发展、文化创造效果来看，这种多元包容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起到很好的保护、促进作用，为创造精神及其作用发挥，提供了丰厚的时代沃土。

　　(五)基于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及其科技成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纵观世界各大文明演进历程，特别在其关键节点，先进的科技生产力都是耀眼的文明之光。阿拉伯帝国得以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们发明了星盘、象限仪、三角形船帆，用于天文导航、横渡大洋。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生原因和取得的成就中，都同时指向“科技”因素。意大利于1300年发明凸面玻璃镜，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成为新个人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时钟的精确度和有效性帮助人们完善计划、提高生产力；1440年前后的活字印刷机，将知识传播给人民大众；15世纪末，欧洲水手依靠磁罗盘寻找未知的远方大陆，探寻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对欧洲文明走向世界、塑造世界现代文明格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具有可比性的是，今天备受推崇的两宋文明高峰的出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天文历法、农业科技、丝瓷工艺、航海技术等众多领域的科技成就功不可没。

　　(六)基于社会关切的人文精神

　　两宋时期，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族的消解、抑制武备和右文政策的实施、科举制度的完善，催生庞大士人群体，其经济与社会地位提升，自我意识觉醒。他们秉持儒家修齐治平理念，不避权威，学必求新，使宋学得以繁荣，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蔚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怀疑精神和独立创造精神”。同时，宋代面临的内忧外患，也使得士人群体深怀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凡此种种，使得士人群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宋学及其代表人物不同于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注重思想世俗化、生活化，并求儒学易于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改造。例如，在南宋孝宗朝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程朱理学、心学、浙东事功学派并起，朱熹、陆九渊和浙东学派叶适、陈亮等引领的宋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他们既不囿于狭隘的学术专业，也不陷入日常衙门事务，而是立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抱持关心国家治理、社会福利、道德教化、民众教育、基层秩序等的广泛兴趣，希望通过教化传播儒家学说，并积极投身于此。通过编修宗谱，订立家礼、乡约、族规等方式，将儒家的思想与规则传播到民间社会，形塑民间交往与宗族生活的规则。

　　“宋儒对家庭、宗族秩序的观念和原则，对后世家族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沿用数百年的《文公家礼》就由朱熹亲手编定，又如《吕氏乡约》则由张载的学生吕大钧所编。江西金溪陆九渊家族每天清晨都有子弟唱歌，提醒族人‘劳我以生天理定’‘营太甚违天命’等儒家的伦理观念。这些渗透着儒学原则的制度性规定，日渐成为民众的生活规范与常识，这正是儒学世俗化和社会化的重要表现。”

　　宋代士人群体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使得儒家思想切实渗透进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构建基层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规范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他们下沉乡村，致力于与国家政权相疏离的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使地方自治力量得以成长，也有效加强了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宋儒精神，或宋代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以其社会关切、人文关怀，成为宋韵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野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