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
宋代理学，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酝酿于10世纪、崛起于11世纪、鼎盛于12—13世纪的一座中华传统思想学术高峰。理学作为宋韵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是儒学发展到宋代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思辨性、重义理的学术形态，抑或说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存在样态。由于这一学术形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系，对它的称谓也因时代与立场的不同而有“宋学”“道学”“新儒学”(为方便表述，三种提法在本文姑且通用)等不同的称谓。
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而有义理、性理、心性之学，也是以儒学为主，“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三教会通融合的思想体系。依照理学家所关注的哲学本体论范畴，后世学者对宋代理学群体作出理学(“二程”、朱熹主张“性即理”“所谓理，性是也”)、心学(陆九渊认为“心即理”)、气学(张载以“太虚之气”为“万物之源”)、数学(邵雍以为“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等形态的析分。理学、心学、气学、数学等新儒学诸形态在宋代的展开，也显示出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宋代理学也是一种地域儒学、地域学术(“地方性知识”)的综合体，依照“理一分殊”“一本万殊”的解读方式，基于一个“圣人之学”、一个“理”、一个“道”，进而析分出濂、洛、关、闽、浙、蜀、朔、湖湘、江西等诸学。同时，基于学统、学脉、师统而有不同学派的传承，进而构成了超越地域与时空的二程学派、朱子学派、象山学派、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等。
今天，阐释、解读宋代理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宋韵文化的其他表现形态，这也是推进宋韵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工作。
基本特征
宋代儒学家尽管学派林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均以诠释儒家经典的范式为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的合理论证，并以儒家圣人为理想人格，进而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诸如“孔颜乐处”)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还以“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借此，宋代理学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批判创新、三教融通，体系恢宏、学派纷呈，文教发达、辩论自由，通经明理、经世致用，“浙学”崛起、鼎足而三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批判创新，三教融通
理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渊源。它直接导源于宋初儒学家群体勇于疑经、批判佛老的儒学复兴运动。
宋学反对汉唐经学恪守家法的章句训诂，主张从义理出发直接解释经典，“以异于注疏为学”，并自成新说。易言之，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北宋中前期儒学家(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主)勇于对传统经典的作者、形成时代、传承历史等提出颠覆汉唐经学的全新观点。这种“疑传”“疑经”风气大大推动了传统学术思想形态的演变。比如，范仲淹不满《春秋》“三传”，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欧阳修怀疑《易传》作者而著《易童子问》，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为范式来解读《周易》，与他在《诗经》研究中坚持的“得其本而通其末”的方法异曲同工，共同构成了“尚俭反繁”的经学学风；胡瑗著《周易口义》以取代王弼注、孔颖达疏，撰《洪范正义》以批判伪孔《传》；孙复反对《春秋》“三传”而作《春秋尊王发微》，进而号召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
理学在宋代的发生，还与来自佛老超越追求的压力，始终存在着分不开、割不断的联系。吕思勉《理学纲要·理学之原》云：“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先是，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独立发展。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儒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韩愈、李翱、柳宗元等率先复兴儒学。韩愈批判佛教，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自己还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由此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伦理纲常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理学”之端绪。而韩愈、柳宗元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而取代佛、道的理想，经由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兄弟等为代表的理学家“融通”儒、佛、道三家之学，到南宋的朱子才将“理学”整合为一种较为精致的儒家哲学理论形态。
易言之，也正是在排斥佛老的过程中，理学家们通过“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方式，不自觉地促成了会通三教、三教融通的学术局面，进而建构了一个充满思辨色彩的、哲理化的理论框架。梁启超《儒家哲学》就认为：“(宋代)儒家道术，很有光彩，可谓是三教融通时代，也可谓儒学成熟时代。”“宋儒无论那一家，与佛教都有因缘，但表面排斥。宋儒道学，非纯儒学，已非纯佛学，乃儒佛混合后，另创的新学派。”
(二)体系恢宏，学派纷呈
如上所言，传统儒学发展到宋代而演变为理学的新形态。宋代可以说是一个儒家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理学体系恢宏，理学家所探讨的主题范围广泛、包罗万象，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身心修养、社会治理、商业准则等；其讨论的哲学范畴则主要有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知行、未发已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代理学，学派纷呈。北宋初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合称“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他们都是教育家，“学徒数千”，他们的传授，不仅为理学准备了人才，也掀起了复兴儒学的热潮。全祖望《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提法：“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江楚则有李觏。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宇文之邵)，实开范正献公(范祖禹)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
《宋元学案》对两宋时期著名的儒家学派、学派传承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有：胡瑗的安定学派，孙复的泰山学派，范仲淹的高平学派，王安石的新学学派(亦称荆公学派)，司马光的涑水学派(亦称朔学学派、温公学派)，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学派，张载的关学学派，二程的洛学学派(含二程后学及道南学派)，邵雍的百源学派，周敦颐的濂学学派，朱熹的理学学派(含朱子后学诸派)，陆九渊的心学学派(含甬上四先生)，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婺学)，陈亮的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等。特别要提到，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来概括他的学术成就。朱熹著述极丰，他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奠定了与传统“五经”并驾齐驱的经典体系，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
(三)文教发达，辩论自由
宋代文教发达。以学校教育为例，科举制度的调整完善推动了学校教学的普及，中央有官学，地方则有州县学、书院以及乡塾村校。详而言之，京师设有国子监、太学等，开设律学、算学、画学、书学、武学、医学等课程。宋仁宗以后，朝廷还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全国州县学生人数就达十五六万，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官办学校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是“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北宋庆历年间，一代名儒胡瑗来浙江湖州授徒讲学，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四方学者云集湖州，为一时之盛。对此，明《万历湖州府志》云：“东南文学之盛，实自胡瑗始。”在湖州讲学授徒期间，胡瑗首创析分“经义”“治事”二斋的“实学”教学法，是为传统中国教育史上分科教学之先河，人称“湖学”。
南宋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以书院为大本营，研讨学问，创说立派，培养传人，使得“书院”和“理学”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张栻有《重修岳麓书院记》；吕祖谦创办明招书院，并讲学其中；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在白鹿洞书院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并有《白鹿书堂策问》。尤其是《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后，书院更有了共同的准则。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的标志。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则为书院的精神，是南宋书院的最大特色。
宋代思想限制宽松、学术氛围自由活泼，不同的思想学说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二程理学、司马光朔学、三苏“蜀学”，四者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辩论。进入南宋，朱熹理学同陆九渊心学展开“无极太极之辩”“鹅湖之辩”，是谓历史上著名的“朱陆之辩”。陈亮与朱熹之间展开的“王霸义利之辩”，引起了整个南宋思想界的关注和思考，促进了南宋浙学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格局的最终定型。
总之，教育普及、书院讲学，既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学术文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四)通经明理，经世致用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吕思勉《理学纲要·序》指出：“理学特色在于躬行实践，非如寻常所谓哲学者，但厌好奇之心，驰玄远之想而已。”可见，两宋时期的文治武功，大多系理学家所为。宋代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格外强调“通经致用”，将儒家理论应用于改造客观世界以造福百姓，特别注重以夏、商、周三代为理想模式而推行政治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李觏研治《周礼》，不是把《周礼》作为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礼之本”“礼之友”“礼之别名”的分析，找到解决当时(宋代中前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办法。
范仲淹上疏宋仁宗，请求推行“庆历改革”“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同时，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并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箴言名句。他敢于秉公苦谏，纠补朝政阙失，时有奋不顾身之举。范仲淹忧国忧民、先忧后乐的忠臣品格，也为同时代及后世的儒家士大夫所称赞。王安石赞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朱熹认为：“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纪昀则称赞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欧阳修积极参加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一系列革新主张。被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把《周礼》作为推行政治改革的典据；他所领导的“熙宁变法”，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对外防御能力，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革主张而奋斗；苏洵、苏辙、曾巩亦积极参政议政，写下大量优秀的政论。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使命，成为集中体现儒家通经明理、经世致用思想的箴言。南宋事功学者陈亮认为，应该注重汉唐历史的经验，以汲取适用改革南宋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推崇“义利并举”，反对脱离具体实际效果而空谈道义。这都是宋儒为实现“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而进行的努力奋斗。
(五)“浙学”崛起，鼎足而三
两浙是南宋思想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中心区域。金华的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号称“东南三先生”，他所创立的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婺学。吕祖谦又与朱熹、张栻、范浚、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友，且“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遂以家学为根基，融会贯通“浙学”“闽学”，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这是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家特色的金华学派。
永嘉学派盛于南宋，渊源于北宋的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皇祐三先生”和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等“元丰九先生”。清代学者赵一清《浙学源流考》指出：“永嘉之儒，王开祖倡道学于伊洛未出之先，林石讲《春秋》于王氏心学之际。确乎不拔，真人豪也！”周行己、许景衡等学于王安石的新学、吕大临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将诸说带回浙东永嘉。南宋时期，薛季宣开创经制事功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由于是永嘉籍学者发祥传播，故称“永嘉学派”。郑伯熊、郑伯英、蔡幼学、徐谊等永嘉学者，也属于永嘉学派成员。
永康学派是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因陈亮为婺州永康人，故名“永康学派”。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格物穷理”之理学相对立，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熹评语)。陈傅良认为，陈亮之学的特质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全祖望《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序录》称“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故学界又称永康之学为事功之学。陈亮力图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开物成务”，一时从学者众。永康学派的主要成员有喻民献、喻偘、喻南强、吴深等。
南宋浙东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在反对片面强调身心修养而忽视改造客观世界的经世致用、重视史学研究吸取历史经验、重视制度改革、坚决恢复北伐统一中原等重大议题上形成了共识，奠定了南宋“浙学”(或“浙东学派”)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开创了浙江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