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理解：论身边的妇女田野调查

　　“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既是一个不断被追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不断被追问的理论问题，更是探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意义的哲学命题。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技术快速变迁的生活时空，对于妇女来说预示着什么样的生活机会？妇女的流动实践彰显了什么样的生活行动和生命体验？她们的生活轨迹透视出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经验？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启了对妇女生活方式的研究。通过对浙江、江苏、云南、四川、陕西、福建等地妇女生活史深度访谈的质性分析和对各种代表性调研数据的定量分析，我试图捕捉“妇女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于《机会与选择》一书中展现了立体、复杂的妇女生活方式图景。

　　在真实的“附近”和长期的“在场”中发现身边的田野

　　面对这一宏大的生活方式选题，单纯用定量方法难以获得深入、广泛的信息数据，容易忽略数据背后个案的深层动机和抉择过程。个体和家庭的微观实践背后往往有着更大的社会脉络，充满着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我们开始从身边鲜活的个体出发，试着深描和理解他/她们的故事，通过真实的“附近”和长期的“在场”去探寻更隐秘的生活方式内在逻辑。因此，研究中选取的被访者有我身边熟悉的保姆、保安、家政工、美容师、快车司机、外卖员、老漂族、淘宝店主等……

　　在《亲子分离：半脱嵌的成长》这一章中我们呈现，在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下，父亲更多为经济卷入，而母亲则更多卷入孩子的学习教育、生活照护和行为监管中，因此母亲缺位家庭的孩子的考试成绩、认知能力、行为表现、自评健康状况等均处于较低水平。但与国外父亲的缺失对于男孩成长是灾难性的观点相反，在中国，父亲缺位对女孩成长更为不利。为什么呢？带着这一疑惑，我们访谈了一些身边的田野对象。几位被访者提出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观点使我们得出了新的结论：由于“半脱嵌的成长”，父亲缺位(更多外出打工)并不等于父亲缺失(离婚或死亡)，留守男孩可能受父亲养家糊口的角色定位的正向榜样影响而更为早熟和自律。而留守女童更多地承担家务等，更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群体，面临更为突出的成长困境。可见，推进父亲更多地参与、嵌入和再嵌到孩子成长中，促进平等的家庭性别分工，将是当务之急。

　　机会与选择：生活的理想与奋斗

　　访谈中，我们见过某小区的地下车库住着小夫妻一家，他们承包了车库的管理工作。在学者心中，“我的人生我做主”是理所当然，何况是重大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当问及被访者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时，我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我好像没有‘选择’这种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走到哪儿算哪儿。”每个人都在用力地活着，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保姆/快递员/美容师，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社会和技术进步的缩影。妇女的生活方式在不断流动和改变，但有时候，妇女在自我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摇摆和犹豫。

　　给苹果选果、分装、贴标和装箱……西部某村里40岁的李婶正在忙个不停。李婶是一名果农，儿子已经成家在外，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就靠李婶一个人支撑——做家务、种果树，还要照顾老人。李婶家一直种苹果，以前不仅种果树辛苦，卖果子更让人发愁。两年前村里和几家电商平台开展了合作，村里水果的线上浏览量已超过1亿人次，线上销售量也超过了10万斤，村里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加入了线上销售水果的行列。现在，李婶不但自己在网上销售水果，还从网上学习最新的生产技术，按照标准规范化种植。她说，要努力学习，赶上互联网的新潮流。

　　不难发现，技术变迁也为妇女带来创业和主动选择的机会，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互联网中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她们在社交活动、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等方面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依托微信社交平台，微商迅速崛起，冲击并重构传统农村妇女的消费场景，社交媒体在传播内容上也更加注重妇女读者的需求；妇女借助互联网平台创业，一方面增加了家庭收入，拓宽了人际交往渠道，实现了自我价值提升，另一方面职业路径的多元化，也可以帮助农村妇女构建新的身份认同；媒体报道农村妇女创业成功案例，树立典型，讲述创业人物故事，能够有力推动农村潜在创业妇女模仿，扭转社会性别观念，并促进更多的农村妇女改变生活方式，投入创业大潮中。技术变迁既有力推动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发展，同时又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妇女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身边的个案中不难发现，生活方式并不只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型塑，能动性(强调生活选择)和结构(塑造生活机会)之间存在着一股张力。社会环境决定了我们自身，同时我们自身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既是受动者，也是施动者。机会与选择，这一对融合了主体性与客体性、自主与服从、自愿与被迫、自由与约束等在内的关于状况与态势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深耕与深挖。

　　将心比心：从“同情的理解”到“共情的理解”

　　将生活方式细化为居住方式(寄居或安居)、家庭生活(离散或聚合)、社会交往(区隔或融合)、闲暇休闲(单一或多元)、消费方式(差异或趋同)之后，在广泛的田野个案中，笔者突然感悟到，以往关于“同情的理解”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同情”大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者对弱者的精英视角，而“共情”更强调平等立场的平行视角。正如周飞舟老师在《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文中所述，田野调查能使我们“贴近”而“平等”地面对研究对象，存在三种效应：“机缘效应”“追踪效应”和“感通效应”。确实，共情的理解也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以“平视”而不是“俯视”的视角切入，更能体悟和感受被访者的历史抉择和当下生活方式，在“情绪共振”中树立理解、悦纳的关系，更能获得被访者的认同和支持；二是通过访谈跟随/重现被访者的选择或决策，追溯行动者的生活史和社会关系史，来体验被访者的行动心境，在“情感共鸣”中更敏锐、直接地感知到被访者的情绪和行为；三是通过“感通效应”，置身于研究对象的情境之中，对其生活选择、生活空间以及生活逻辑产生一定程度的感悟和体会，在“道理共通”中使访谈内容更为具体和充盈。

　　我们在与被访者共情之后不难发现，“家庭”在妇女个人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很多时候，妇女的“选择”路径囿于家庭的种种现实因素和情感牵绊，而非仅仅是基于妇女个体的选择。比如“老漂族”的空间流动，往往基于子女和孙辈的日常照料。从当下的社会政策来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还在路上，要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考察“以人为本”中的“人”。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在哪里？“家庭中的人”的诉求有什么？如何实现“人”的包容性发展？技术变迁又能为“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需要政策充分考虑女性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诉求、主体性地位，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使其生活方式实现从家庭本位向个人-家庭本位的转变，实现从外力推动向内力驱动的转变。同时需要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城镇化公共决策，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实现男女两性协调发展的原则下，重新确立和选择城镇化的政策目标、利益主体、发展模式和推进方式，进而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的权益，让她们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

　　最后，感谢我身边的田野调查对象，是她们让理论源于现实，让本书的内容生动鲜活。我要致敬她们，她们一直在用力生活、努力生活，为理想的生活和生活的理想而奔波、奋斗。“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愿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妇女都能达致“美好生活”。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姜佳将，原文刊载于2024年1月16日《中国妇女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