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的茶
南方有嘉木，阳春发幽香。在江南的春季，人们采茶、制茶、买茶、品茶，茶成了人民生活的一个主题。茶文化传承久远，在江南大地上，茶叶从山村走入水乡，走向海内外，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发展为现代产业。这就是在江南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人间奇迹。
一、两浙是茶的家乡，茶在这里扎下了深厚根基。
钱塘江古称浙江，自唐宋以来，人们通常说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以东及以南地区，其中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为主要的核心区。(这一区域，先秦时为吴越之地，秦代设会稽郡和鄣郡，汉代分为吴、会稽、丹阳三郡，史称“三吴之地”；在唐代设江南东道，宋代设两浙路。)两浙区域的茶树栽种历史悠久、茶区广、产量大、品质好、贸易发达、茶文化底蕴深厚。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相传远古时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乃解。两浙的丘陵山地，处在北纬30度左右，面临东海，气候温润，正是茶树栽培生长的黄金地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优质的产茶区。这里有中国著名的传统名茶中的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祁门红茶。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2001年经考古发现，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一颗“茶树种子”，说明这一地区在远古时期就有山茶科山茶属植物，两浙区域是茶树的原生地。两浙区域茶树的人工栽培有记载的历史始于汉。据汉《天台记》载：“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宋《赤城志》记临海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元植茗于此。”《续茶经》中，提到天台山华顶亦有“葛仙翁茶圃”。1990年，在湖州弁南乡罗家浜村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瓷四系罍，口径为15.5厘米、高33.7厘米。这件东汉时期的青瓷四系壘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刻有“茶”字铭文的贮茶瓮，可见当时饮茶已成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饮茶习俗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风行于世，饮茶之风渐渐融入王侯、官宦、寺僧、山民生活。《三国志·韦曜传》记载，吴末帝孙皓在宴饮时，曾为大臣韦曜“密赐茶荈以代酒”。据南朝山谦之《吴兴志》载，当时，乌程(湖州)县西二十里温山已出产名茶“御荈”，供王室享用。晋《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有丹丘子引他采大茗，祈“他日有瓯牺之余”相遗。晋陆纳守吴兴时，谢安来访，唯设茶果，以示节俭。南朝宋释法瑶，元嘉中至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当时，寺庙道观多植茶树。
隋唐时期，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钱塘江、太湖流域便成了东南物产的集散地，形成了杭州、苏州、南京三个都会，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一时期，栽培区域扩大，采制加工技术改进，团饼蒸青制法的发明，涌现了湖州顾渚紫笋茶、明月峡茶、啄木岭茶，常州的阳羡茶，婺州东白、举岩、碧乳，越州剡茶、瀑布岭茶等为代表的一批名茶。湖州的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被列为贡茶。湖州刺史和常州刺史督造贡茶，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啄木岭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邀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在顾渚设的贡茶院，每年茶季，采摘役工役工三万人，制茶工匠千余人。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浙西的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浙东的越州、明州、婺州、台州产茶，江南两浙区域已基本形成茶叶产区分布的格局。
二、两浙流传着茶的文化，茶在这里凝聚了灵魂。
文化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升华。当茶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连，茶文化也就逐渐形成了。标志性的事件是《茶经》成书和流传。从远古开始，人们采茶、制茶、饮茶的知识代代相传，逐渐积累，到了1200多年前，唐代隐士陆羽隐居湖州太湖之滨、苕溪之畔，编著《茶经》。《茶经》的流传，不仅极大促进江南区域茶叶生产和饮用，而且也开启了茶文化的广泛传播，陆羽也被后世尊为“茶圣”。此后，江南诸多崇尚自然、追求茶趣、精于茶事的文人，总结和积累茶叶的产制技术和品饮技艺，不断作文著书，如：南宋章炳文《壑源茶录》，明代陈师的《茶考》、程用宾的《茶录》、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徐渭的《煎茶七类》、屠隆的《茶笺》、高濂的《论茶品泉水》、胡文焕的《茶集》、许次纾的《茶疏》、罗廪的《茶解》等等。
五代十国时期，两浙为吴越国属地。吴越国保境安民，人民生活安定，茶叶生产富足，民间茶贸活跃。吴越国15次向中原王朝贡茶，计有细茶、大茶、脑源茶等60多万斤。其时，越州窑烧制茶具精美，以秘色瓷为最，造就一代茶具经典。宋代是两浙茶叶生产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南宋，临安(杭州)成为当时的都会，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浙茶叶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品种增加，已流行不复研膏的“草茶”，创制出了芽叶散茶。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铸)为第一。”日铸草茶“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宋代浙江名茶40多品，其中杭州西湖茶区的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绍兴茶区的日铸茶、卧龙山茶，分水的天尊岩茶，都被朝廷选为贡品。宋代两浙路除秀州外，其余府州均产茶。
宋代两浙茶叶消费日益扩大，形成多级茶叶市场，有平水、兰亭、四明、鸠坑和杭州崇新门、东青门等茶叶产地市场，还有湖州、睦州、婺州、处州、越州、温州、杭州、衢州、台州等11府州设的官买茶场，即集散市场。茶肆、茶坊遍布城镇，尤其在杭州，有适应不同阶层需要的茶肆、茶坊，装饰典雅，经营多样。吴自牧《梦粱录》说：“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盛况非常。
明清两代，茶业、茶俗在变革中发展。绿茶炒青制法和撮泡品饮法从浙江走向全国。茶叶对外贸易，始于明代的海上私人贸易。至清代，平水珠茶、珍眉绿茶成为出口大宗商品。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下诏罢造团茶，带来了茶叶采制工艺大变革，采鲜摘嫩的炒青绿茶应时崛起。宋代的“草茶”登上大雅之堂。长兴之罗岕、钱塘之龙井、天台之雁荡、括苍之大盘等为时人所尚。茶叶品饮演变为便捷的撮泡法，杭州是推行最早的城市。明陈师《茶考》说：“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程用宾在《茶录》中说：“茶有真乎，曰有。为香、为色、为味，是本来之真也。”明清时期，珠茶、珍眉等绿茶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宁波是元代以后浙江茶叶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港口。明代宁波的海外贸易仅次于广州，茶叶是当时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将中国茶传入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明末清初，在舟山群岛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茶叶是最为大宗的一种。清同治至光绪间是浙江茶叶外销全盛时期。平水珠茶是主要出口绿茶，最先由广州输出，后由宁波港运销国外。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转往上海出口。光绪元年(1875年)至二十三年(1877年)，仅绍兴平水珠茶年最高出口额就达1万吨(20万担)，占浙江全省茶叶出口量的半数。当时美国是世界主要绿茶销区之一，也是平水珠茶的最大主顾。浙江珍眉绿茶，19世纪后期也以销美国为主，销往英、法等国的珍眉绿茶多数转销北非市场。温州红茶以销英、法为主。由于出口和内销的发展，清末在杭州、平水、遂淳、温州等茶叶产区涌现了一批专营茶叶收购和加工的茶栈、茶行，在城市出现了批零兼营的茶号茶庄。
茶文化的养成和传播，离不开文化人士。名士饮茶，吟咏联唱，以茶入诗、入文，以茶悟道。唐代，在湖州顾渚山下，在刺史颜真卿的召集下，陆羽、皎然、张志和等先后到来，集聚起了一个浙西诗人群，其中五人月夜品茗游赏，赋诗唱和，成为美谈。诗僧皎然最早提出“茶道”一说，留下名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和《饮茶歌送郑容》，唐代的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宴》、顾况的《焙茶坞》、杜牧的《题茶山(在宜兴)》、章孝标的《思越州山水寄朱庆余》也为后人所推崇。唐宝历(825-827)年间，常州贾刺史和湖州崔刺史共同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境会亭茶宴，白居易因坠马损腰不能参加，写下了《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因寄此诗》，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这次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宋代芽叶散茶点饮法，成为一种生活艺术和品饮文化时尚。北宋的林逋、范仲淹、苏轼等熟谙点茶，都有咏茶诗词佳作。如林逋的《西湖春日》，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等；南宋时宫廷画院待诏刘松年、李嵩、史显祖各有《撵茶图》《斗茶图》问世；杨万里、陆游、李清照闲情戏玩由点茶衍生的分茶，并以诗词艺术形式记述下来，传诵至今。
而隐居山中寺观的僧侣道士，作为最早的制茶饮茶的人士，各有茶道传承。自汉《天台记》载：“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天台赤城山的大茗就成为道士的所爱，后来僧侣也逐渐仿效。创建于唐代的杭州余杭径山禅寺，在南宋时被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天下丛林之冠”、“东南第一禅院”。据编于清康熙年间的《余杭县志》记载：开山祖师法钦禅师曾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径山茶色淡味长，品质优良，特异他产。宋以来还常被用来皇室贡茶和招待高僧及名流。南宋时宫廷显贵以及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名流都曾慕名到径山寺参佛品茶。宋孝宗还偕皇后亲临径山品茗参禅，朝廷还多次假径山寺举办茶宴招待有关人士，进行社交活动。由此，使得“径山寺茶宴”名扬天下。
三、两浙是茶生长的沃土，茶在这里形成了产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西方殖民者从中国获取了茶叶的树种和种植制作技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陆续开辟了大量的茶园。到19世纪下半叶，茶叶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与此同时，1854年至1929年的75年间，英国的茶叶进口上升了837%，在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相对应的是茶叶原产地中国国际茶叶贸易量的急剧滑坡与衰落。1935年，以吴觉农为首的茶业界有识之士提出复兴中国茶业，建议采取分区经营，实行统制，发展运销；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品质，减低成本。吴觉农在政府支持下先后在上虞蒿坝、绍兴平水建立茶场。1937年，在平水、温州建立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办事处。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茶业深受战争祸害。因上海、香港沦陷，海运中断，出口贸易停顿。茶园荒芜，茶栈、茶厂倒闭，茶叶生产跌入衰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的茶叶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浙江省政府和茶区各级政府通过发放茶贷，供应粮食等措施，大力扶持茶农恢复发展生产。省内茶叶科研教育部门紧密围绕生产，开展科学实践和教学研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培养出大批茶叶专业人才，促进茶叶的丰产增效。改革开放后，浙江茶叶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步构建并完善新的机制和体制，发展名优茶生产，全省茶叶产销持续发展。2001年7月16日，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杭州市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条例》实施。2002年，浙江省政府制定全省特色优势高效茶叶基地建设规划，将22个县(市)列为重点建设区域。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扶持茶叶产业发展政策，投入资金显著增加，茶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对浙江茶叶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2003年4月9日 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实地考察无公害白茶基地，充分肯定黄杜村通过种植白茶带动群众致富的经验，作出“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评价。2004年4月12日，习近平同志到地处杭州梅家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调研。他指示，要面向浙江省茶叶产业发展的需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抓好新品种选育和良种推广，抓好标准化生产和安全质量，抓好精深加工和营销网络建设，抓好茶文化的发掘和相关产业的拓展，充分发挥浙江的优势，努力促进浙江茶叶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同年9月28日，习近平同志实地察看中国茶叶博物馆环境整合工程成果。2005年9月28日，首届国际茶叶大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同志向大会致贺信。2006年4月20日，杭州市把每年农历谷雨节定为全民饮茶日。同年，习近平同志撰文指出，浙江茶叶走出了一条适应市场经济产业变化的成功之路，不仅解决了百万户农民的增收问题，也为农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确立了产茶大省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如今，浙江茶区已经形成了集产学研一体、内外销结合、全方位综合开发的现代化茶产业。浙江省茶叶产量在全国举足轻重，浙江茶叶出口量常年占全国1/4到1/3间，有“国人四杯茶，浙江占其一”之誉。1950年，浙江全省茶叶种植面积仅为2.85万公顷，产茶1.22万吨。至2020年，浙江全省茶园总面积、茶叶总产量、总产值分别达到20.5万公顷、19.1万吨、238.6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等各级科研机构的指导下，两浙茶区名优茶开发产销发展迅速，质量品牌优势确立。1978年，浙江省名优茶产量仅400吨，产值300万元。从1979年开始，浙江省每年举行全省名茶评比，评选出省一类名茶，连续3年获省一类名茶者，授省名茶证书。1981年，杭州狮峰特级龙井获国家优质食品金质奖，绍兴特级珠茶获银质奖。1982年，商业部评选出全国名茶30种，浙江省有西湖龙井、江山绿牡丹、顾渚紫笋、金奖惠明入选。1985年，农牧渔业部全国名茶评选，开化龙顶、径山茶、紫笋茶入选；当年，狮峰特级龙井再获国家优质食品金奖，绍兴特级珠茶再获银质奖。1986年，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浙江的磐安云峰、鸠坑毛尖、金奖惠明、顾渚紫笋、临海蟠毫、西湖龙井入选。1989年，农业部全国名茶评选，浙江的安吉白片、临海蟠毫、浦江春毫、宁海望府银毫入选。2004年，浙江省农业厅组织首届"浙江省十大名茶"评选，西湖龙井、大佛龙井、开化龙顶、安吉白茶、武阳春雨、松阳银猴、径山茶、金奖惠明茶、望海茶、绿剑茶。2009年第二届"浙江省十大名茶"评选，西湖龙井宣布不再参加，被授予“浙江省特别荣誉名茶”，越乡龙井、开化龙顶、大佛龙井、松阳银猴、径山茶、武阳春雨、安吉白茶、绿剑茶、千岛玉叶、金奖惠明茶入选。除上述名茶外，浙江还有莫干黄芽、婺州举岩、雁荡毛峰、天台华顶、天目青顶、兰溪毛峰、普陀佛茶、东阳太白顶芽、建德苞茶、龙游方山茶、仙都曲毫、雪水云绿、东白春芽、泉岗辉白、仙居碧青、泰顺黄汤、桐庐五云曲毫、处州莲心、衢州玉露、常山银毫、富阳茗绿、永嘉乌牛早、羊岩勾青、奉化曲毫、方岩玉毫、青田御茶、三门龙毫等等。至2020年，浙江省已有茶叶品牌200多个，形成了省级品牌龙井茶、以浙江十大名茶为代表的40多个区域公用品牌、以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为代表的40多个企业品牌等层次分明的品牌格局。特别是龙井茶，2020年生产茶园面积7.4万公顷，产量2.5万吨，产值52.8亿元，分别占全省茶叶总产量、总产值的13.01%、22.13%，已成为我国产区范围最广、涉及茶农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区域优势最强、对茶产业贡献最大的地理标志绿茶品牌。在品牌的带动下，浙江无论城乡，茶叶供应品类齐全，花色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应当代消费和物流需求的，由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销区市场有机组合，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
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出口，拓展国外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茶业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渠道之一。20世纪60年代，每年都以一半的产量提供出口。1986年起浙江茶叶全面自营出口，出口量从1986年3.16万吨，到2010年达15.52万吨，占全国出口量51.4%。至2020年略有下降，为14.62万吨，占总量的41.92%，居全国第一。浙江的茶叶出口已遍及亚、非、欧、美、拉及大洋洲的87个国家和地区。
在茶叶精深加工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茶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内涵不断拓展，茶休闲、茶旅游、茶养生等模式集群化发展。至今已建成杭州龙坞茶镇、松阳茶香小镇、齐溪茶叶特色强镇等一批茶业特色强镇，其中龙坞茶镇已成为全国茶事活动的集聚地。2020年首次现场发布的“世界茶乡看浙江·浙里游好茶”十大茶旅精品线路，串联10个市、40个县(市、区)的包括茶历史、茶文化、茶产业及茶旅游在内的相关资源，吸引了国内外游客来浙探茶、识茶、爱茶、事茶。到2020年，浙江茶叶第三产业增值达91.1亿元。浙江茶叶正在进入一个依托科技创新，提升茶叶价值，着力文化创意，延伸产业链条，使茶叶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升级的新时期。
四、两浙的茶，是中国的名片。
两浙的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国人提起两浙的茶，就会想到西湖龙井，太湖碧螺春、黄山毛峰。西洋人说起中国的茶，会想到祁门红茶。随着茶文化的传播，两浙的茶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的名片。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最澄带弟子到达明州，登天台国清寺，次年回国时携回佛教经典、经论及茶树种子，植茶于日本滋贺县比睿山，为日本最早的茶园。宋代日僧荣西两次来宋，留居天台山五年，从虚庵受临济宗黄龙派禅法，考察种茶制茶技术及民间饮茶习俗。回国时带回茶种播于家乡肥前背振山，还著成《吃茶养生记》。南宋后期，日僧圆尔弁圆、南浦绍明等多人先后在余杭径山依虚堂智愚为师，得其法而归，把径山茶和径山茶宴传至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20世纪50年代由浙江音乐家周大风创作、叶彩华演唱的《采茶舞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优秀音乐作品，陈学昭创作了全国第一部以茶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春茶》。80、90年代，浙江茶人组织开展的多项茶文化活动，开全国先河。1982年，由茶学家庄晚芳倡议，浙江省茶叶学会和浙江省茶叶公司合作筹建“茶人之家”，创刊《茶人之家》杂志。20世纪80、90年代，浙江举办了一系列在当代茶文化兴起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茶事活动：1983年10月，举办“茶叶与健康、文化学术研讨会”和“茶事咨询会”；1990年10月，召开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1991年4月，举行中国杭州国际茶文化节暨中国茶叶博物馆开馆仪式；1993年11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杭州成立。2004年3月，时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向全国政协提交议案：要“把茶列为中国的‘国饮’”。2005年4月13日，首届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文化节在杭州举行主，大会授予杭州“中国茶都”。2019年11月27日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5月21日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这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2020年5月21日，在首个“国际茶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联合国设立“国际茶日”，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很有意义。茶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脱贫致富、经济发展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交流，对于文化的交流互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名片”之一，茶对于中国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在谈到中欧两大文明时，他特意提到了茶和酒。“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2017年新年伊始，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来华访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阮富仲介绍中国传统茶艺，并在品茶时叙谈茶文化和中越两国人民友好。悠扬古乐，氤氲茶香，体现中越文化相通。“‘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习近平同志的妙解，道出了中华文化中“道法自然”的真谛。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古代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以茶论道，以茶交友，茶中传达出的“和而不同”理念，开放合作的信号，为全世界爱好和平发展的人们所认同。
作者：章其祥，浙江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