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启蒙时代追思“实践传统”

　　“实践”在我们的论理话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但对其义理脉络缺乏深入研究。当代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对“实践”概念作了独到的阐明，指出古典伦理学中的“实践”是一种以社群的美德传统为参照的历史性活动。这种坐落在美德传统中的“实践”概念在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启蒙筹划中遭到了颠覆，并引发了伦理学和道德生活的现代性危机。陈嘉映教授汲取麦金泰尔的相关思想，在其《何谓良好生活》一书中提出了“实践传统”概念——“以某种相似的方式从事一类活动，做的人多了，形成了一个实践传统”，这也就是古人说的“道行之而成”。在“实践传统”视野下，陈嘉映展开了他对“实践”独到的思考，如示范和权威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其深入浅出的著述，陈嘉映从麦金泰尔思想中引申发挥出来的“实践传统”概念对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梳理、解说一番这一概念，或有助于我们理解实践生活及其历史境况。

　　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泰尔将“实践”解释为那些具有内在善(good)的追求和优秀(excellence)标准的协作性人类活动形式。对于实践中的优秀标准必须予以历史地理解，“各种实践当然都有一历史：游戏、科学与艺术全都有历史。因此，标准本身不是不可置疑，然而我们不可能在不承认目前已知的最好标准的权威的情况下，就进入一种实践”。麦金泰尔的“实践”概念有两大要义：其一是内在善的追求；其二是由传统权威所形成的优秀标准。正是第二点构成了“实践”的传统参照系，陈嘉映将之揭示为示范而非理论在实践生活中的原初地位，而典范性权威乃是各种实践内在卓越的体现者，与制度性的权力不同。

　　麦金泰尔对实践的内在善与外在好处的区分继承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内在善与外在利益来区分实践与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服务于进一步的使用，对于生产者而言则是获得报酬，其结果是外在的、从属性的利益，而行动的善好则是内在的、终极的，做得漂亮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特别地属于具备内在善的行动与沉思生活。实践的内在善不只是自得其乐的心安与乐趣，也包括行动的优秀(excellence)，即美德。麦金泰尔特别指出，实践的优秀标准是历史地形成的，这种历史地形成的标准就是美德传统。就此而言，实践的内在善也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客观性，并不只是主观的感觉。麦金泰尔试图以这种历史客观性反对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以来对善的各种情感主义、主观化的解释。

　　通过对“实践”的传统维度的揭示，麦金泰尔提出了一种叙事性的自我观与美德观。在叙事性的自我观看来，“我的生活的故事始终穿插在我从其中获得我的身份的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中”。在这样的故事中，美德具有重要地位，是维系实践的内在善的基本保障，也是其内在善的主要表现。麦金泰尔提出，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时代，讲述故事都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古老的英雄社会尤其如此，理解一种美德就是“要理解它在某类既定故事里能够具有什么位置”，如阿基琉斯的神勇、奥德修斯的足智多谋，就是在各自的故事中得到展现的。通过展现英雄故事中的诸美德，诗歌与传奇成为西方实践传统最早的塑造者。

　　麦金泰尔的叙事型自我观、美德观立足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着眼于史诗、传奇和小说等文学类叙事。在中国，实践传统的叙事固然也体现在诗歌中，但更重要的载体是历史书写。《尚书》《春秋》《史记》等历代史书就是中国人实践传统的书写者、塑造者。所谓“六经皆史”可以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作为王道政治典籍的六经，乃是王道实践传统的叙事，而非悬空议论。史书对德行的书写既是彰美贬恶，同时也建构了人类生活行动的完整德目、评价标准，如历史评价中的谥号，往往一字之褒贬就定格了历史人物的一生行迹。早期历史书写中的人物评价传统是中国后世人物品评的源头，而人物品评又深刻影响了滥觞于六朝时期的诗品、画品、书品等艺术实践的品评风气。

　　历史书写与艺术品鉴中的评价之所以对相关实践传统的形塑具有根本意义，原因在于其品评乃基于政治与艺术实践内在的善、内在的品级，历史书写与艺术品鉴的权威性高度独立于政治权力及其机构。中国上古时代史官世袭，君王不能随意撤换，一直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这是其叙事与评价公正性、权威性的基本保证。同样，权威的艺术品鉴也是由深知相关实践内在优秀标准的博学精思之士做出的，尚未被掺杂外部利益计较的官方或商业机构垄断。由内行权威建立的品评标准也更能得到受众的认同，形成优秀标准的共识，从而促进相应实践的内在改善与繁荣。中国古代的德行传统与相对独立公正的历史书写之间，诗歌、书画实践的发达与高水平品评传统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诚如有论者所言，超出苦乐情感和利益计较的美德是人类生活中的奇迹，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尊荣所在。但美德的实践也是脆弱的，始终要受到功利、权势、名声等外在利益追求的引诱和冲击，受到内在精神力量衰颓的威胁，而实践传统的叙事与品评则保存、呵护了风雨如晦中的美德奇迹。当然，实践传统也有其因循、保守乃至僵化的一面。因此，各个文明的实践传统都或多或少在不断革新中。

　　陈嘉映指出，启蒙运动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促成传统瓦解的一个关键因素，“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不同于传统内部连绵不断的对传统的批判——启蒙运动提出了与传统相分离的理性观念，因此，它对传统的质疑与批判是整体性的，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即应当’的观念”。不过，启蒙运动自我作主的理性主张动摇的只是实践传统，而非实践及其美德本身。启蒙运动在伦理政治生活中的雄心是为人类普遍的德行实践奠定主体性的强大基础，突破传统道德生活的地域性、等级性、束缚性，树立价值的新榜——自由、平等、博爱。但启蒙运动所树立的道德理想只是一个理性的应当，脱离了历史性的人群实际所是，加深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尤为突出。麦金泰尔指出，那种拔掉了传统之根、失去了自然目的论信念的启蒙道德筹划必定失败，并且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道德后果：一方面是一味追求外在功利的科层制理性牢笼，另一方面是将美德与善还原为主观情感认同的各种情感主义、多元主义。这就是麦金泰尔所揭示的“美德之后”的现代世界道德困局。

　　在实践传统式微的现代社会中，美德认同受到冲击，个体人生的本真追求与家庭、社会期望之间的张力加剧了。一方面，“美德之后”的现代社会中，家庭与社会的期望往往只是工商业大潮与科层体制中的当前成功而已，而不是出于古老尊贵的实践传统的余晖；另一方面，反叛家庭与社会期望的个性化追求则往往表现为主观化、私人化、边缘化的自我放逐，与其追求普遍解放和理性自律的启蒙前辈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这样一个个体本真性追求与社会流行价值观对立的困局有破解的希望吗？诗人说：“危机所在，拯救也生长。”生长来自重新扎根。启蒙后的理性之人需要达到更完整的自我认识——生命的尊严在于美德的本真实践，而实践的内在之善需要一个历史、社会的坐标来定位和伸展。美德之树需要历史的沃土，在自我放逐的荒漠难以繁荣滋长。基于这般独立个体的、但又是尊重实践传统的自我树立，人类性灵的美德才可能重新焕发其内在芬芳。对当今社会而言尤为迫切的是，重建各门实践内在的权威性品评传统，让个体内在善的高尚追求与家庭、社会期望之间的乖戾冲突在美德传统的共享中得到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