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学的道器观
宋代浙学以吕祖谦、陈亮和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要代表,这些学者与理学(包括程朱和陆九渊)的思想分歧主要集中在功夫论领域(认识论)。在本体论方面,吕祖谦的主张与二程的理学保持高度一致,缺乏创新性,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宋代浙学其他学者的本体论特色主要集中在“道器”关系问题上。
总体而言,宋代浙学强调“道”(“天理”)不能脱离形而下的“器”,或者说“道”不是超越于现象界的另一种超越存在。永嘉学派学者薛季宣说:“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埓,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陈亮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资之高,而勉强于其所当行而已。”薛季宣与陈亮的观点非常相似,“道”不可能“出于形气之表”,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抽象于现象界之上,而是体用不二,有用即有体,体在用中,道在器中。
陈亮在《西铭说》中说:“一物而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任继愈指出:“陈亮的理,是不脱离具体事物的理,具体的物从它们的种属分类的关系来说,有部分的理,有总的理。”冯友兰认为,陈亮虽然和程颢一样以人身的耳目口鼻、肢体脉络作为整体与部分的比喻,但他所注重的只是其“森然有成列而不乱”。程颢同样以人身比喻“仁”,但却注重血肉相连、痛痒相关的内在有机联系。因此陈亮的“理一分殊”实际上是“理一份殊”,部分是对整体而言的,没有整体也就没有部分了。陈亮也强调,现象界的事物存在内在统一性,可以用某种最高真理加以解释、统摄,所以“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永嘉学派学者、陈傅良弟子曹叔远,曾向朱熹问学,并向后者介绍了永嘉学派的观点,其中就提到陈傅良的教诲:“至论身己上工夫,(陈傅良)说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道不离器”说的是“道”无非是对现象世界的反映和总结。但是理学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中却有一些超越现象世界的、神秘主义的论述,而这些论述的经典资源正是《易传·系辞传》,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叶适认为,《系辞传》所描绘的宇宙观是超然、形而上的、天人一体的,这与儒家经典的记载不符:“《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系辞传》虽然解释《易经》,但违背了《周易》的原则。叶适指出,《易》的根本是八卦,而八卦是取象于形而下的世界的八种具体的事物,即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日与人接,最著而察者八物,因八物之交错而象之者,卦也。”这八种事物是六十四卦的根本,也是人类在文明进化过程中最先接触到的,因此“圣人”取之以为卦象:“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从“一气之所役”到“义理生焉”,可以说是“气在理先”“气生理”的立场。
叶适还否定了周敦颐发明的、朱熹所继承的“太极”本体:“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叶适认为,《周易》经文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太极”:“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六十四卦之上没有所谓超然、形而上的、抽象的“太极”,这一宇宙论模型其实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
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
在叶适看来,六十四卦是从八卦而来,而八卦之中,乾卦为根本,其余七卦都自《乾》卦推出:“按易之初一画对分而为十二,二卦对立而为六十四,画之始终具焉。圣人非罔民以自神者,而学者多异说,不知之过也。”《系辞传》的谬误是将乾卦与坤卦并列,从乾卦中拆出阳爻,从坤卦中拆出阴爻,认为“一阴一阳”高于六十四卦,为《易》之根本,而“一阴一阳”更高的是“道”、是“太极无极”。这样一来,乾卦的根本地位就被否定了。《系辞上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叶适批评道,这是乾坤对举,抑乾扬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张本。“一阴一阳之谓道”则在取象于现实世界的八卦之上,标举了一形而上的、超越的本体,超越了语言价值标准、相对真理,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常理。叶适讲:
按《彖》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皆乾德也,而天从之;《传》之所称,则皆天德也,而干从之尔。且易之始画也独干,而非坤。故《彖》之赞干也,有干而无坤。及其赞坤也,“顺承乎天”而已。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是非坤不足以配乾,非乾坤不足以成易,而独乾非坤,有乾无坤之义隐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充满覆载无非乾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阴为无预乎阳,阳必有待于阴,而乾之功用偏矣。
乾是“实德”,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是一种明确的价值取向:“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为道也。”只不过乾“一德独大”,坤德没有资格与之并称。但这种“独大”非如“一阴一阳之谓道”那样,是超越于相对的、形而下的现象界之上的绝对者。叶适还对《系辞上传》中某些神秘主义的表述进行了批判,譬如《系辞上传》有所谓“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些表述都是鼓吹对现实世界的常识的超越,理学之所以喜欢此种神秘主义的论调,就是要与佛教的宇宙观相对抗,实际上却钻进了佛教的术语迷宫而无法自拔,背离了孔子所传道之本统:“余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也。今《传》之言《易》如此,则何以责夫异端者乎?”体现了反对迷信的理性精神。
宋代浙学强调儒学的对象不应该离开现象世界和历史时空,强调“天理”只能在具体的事物中讲求探索,这比起理学主张人心先天地具备真理的“心包万理”“心即理”“心具万理”说,当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但是,宋代浙学的本体论主要是为其功夫论(认识论)服务的,对并没有针对理学的“理生气”“理在气先”的“理本体论”展开正面的批判,叶适所谓“而义理生焉”的“义理”还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天理”,而是指次级真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