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现代变迁与场景化复嵌

　　“什么是信任”或者说“信任由何而生”是看似熟悉又很难作答的问题。信任存在于亲密关系中，存在于契约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之中。“信任”一词对人们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一般来说，信任被认为是个体的一种认可、认同与期望，在社会学中，信任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网络中生成的现象，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社会关系。当我们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考察信任，可能会更加凸显信任存在的意义。

　　从传统信任到现代信任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信任”对于社会的作用毋庸置疑。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道：“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社会是借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的，而所有的互动都具有结合与分离的双重性，虽然社会中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但因为有着“形式”上的互动，所以尽管存在着各种想法与差异，人们仍然能够联结在一起。因此，互动的形式和互动形式的多样化是必要的，每个人尽管有着不同的目的、动机、背景，但却能通过互动的形式彼此合作、仿效与互助。在传统社会，信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家为原点而扩散到熟人圈的范围。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还对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产生剧烈冲击。随着人们身处其中的生活系统经历了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化的进程，信任被赋予了“间接性”的特征。可以说，信任关系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伸延的基础。吉登斯认为，制度性的专家系统改变了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原来的基于亲属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性，转换为经由专家认可系统所取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信任不是“原生性”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常常面对大量素不相识的人，要争取别人的信任或是要相信一个人，都需要经过一番“互动式”的努力才能得到。

　　吉登斯还区分了两种信任感：一种是对熟识的人、事、物，另一种则是对彼此陌生的人、事、物。现代人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属于后者，因为专家往往不是生活中所熟识的人，而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这实际上是将信任分为了传统社会中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社会中的“系统”信任。从传统信任到现代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成为了一个互动式的交往过程。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了频繁的和多方位、多层次的人际交往。送来外卖或是快递的人、开公交车送我们上下班的人、在购物活动中接触到的人等，大多数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但我们相信他们会遵守社会的集体规范，是因为我们对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系统有信任感，这种信任感不是指向于某一个个体的，而是指向于社会整体。

　　脱嵌—复嵌与信任

　　在传统社会，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目标拥有一套既定的规则和价值观可以参照，而在日趋流动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从传统中抽离与脱嵌，去传统化的代价使得人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焦虑感增加，感到个人的生活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感受着千差万别甚至互相矛盾的文化价值，需要依靠自己的摸索尝试来寻找自身信任并依存的价值，这就需要完成复嵌，即“重新嵌入”生活世界，从而克服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认知困扰。而信任，就是复嵌的重要途径和必要策略。如卢曼所言，熟悉所导致的信任是有限度的，社会需要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系统信任。当人们“从家乡和地方邻里的熟悉性渐渐化为无限的时间—空间中的世界”，过去的思维和习惯难以应对新的风险，那么化解之道就是“使用”社会信任。

　　脱嵌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主义下的脱嵌将人们从所处的具体时空场景里抽离出来，那么复嵌就是借用“信任”来激发和重新复位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正常状态。这种信任在加速化运转的社会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仰赖人们积极的行动，鼓励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鼓励个体与周围的事物建立起一种情感共鸣，让个体与他者、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更频繁、更密切。因而，现代社会中的信任也同时具备更强的抵抗力和开放性，促使个体以自在互动的形式来调节自身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防止现代性以一些垄断的方式去遮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相信社会系统中的其他个体同样拥有互动与交流的渴望与期待，同样是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人类共同体的一员，这样信任关系便会发生。

　　信任的场景化复嵌：营造社会团结合作空间

　　现代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并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现代性条件激发的是积极的行动而不是隐私，信任应当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与自我表达之中生成。当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广泛和频繁，社会距离拉大的同时，也赋予人们更多基于自身意愿行动的空间，给予人们更为平等化的社会机会，社会信任的形式愈发多元，也为人们在行动中链接更多社会资源提供可能。个人无法从场景中脱离，人们也不会一直处于脱嵌状态，而是可以突破传统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的信任模式，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重建信任，搭建能动与积极的社会团结合作空间与情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与互动，在场景化中的社会系统中生成信任，完成复嵌。

　　如果说在传统地缘与血缘关系中信任是先天具备的，那么在现代社会团结合作空间中，信任在“场景化”“在地化”的条件之下同样可以自然生成。我们可以在一些校友会、行业协会、联谊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看到其中由信任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也能够在一些乡贤回归发展案例与义工慈善行动事迹中，观察到信任如何在实践和场景中生成。在当前日益开放、流动和异质的社会中，只有通过激发人们作为行动者投身社会行动的积极性，促进人们在地化、场景化的社会交往，社会信任才能够克服因抽象化的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与分离，形成积极互助、团结互惠和包容互敬的社会风尚，克服本体化焦虑和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持续构建社会联结的纽带以共同抵御风险，实现个体与社区共同体以及开放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思宇，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