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风貌的基本特征
两宋时期，统治者为了调整官僚队伍结构，始终把科举取士作为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遭到极大冲击，人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充分肯定。随着入宋以后城市坊市分离制度遭到破坏、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人们拥有财富数量的增长，商品意识迅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行、作、团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大量涌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追求新异、奢华，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逐渐兴盛起来，都市的夜生活丰富多彩，日益发展为一种全国普遍现象。“市民社会”已具雏形，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呈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一)城市革命和市民社会的出现
1.城市革命、城市化及其他
在宋代，中国古代的城市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时代特色，这就是西方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等所称的“城市革命”。“这个革命的鲜明特点是：(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许多方面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
第一，城市化程度明显提高，在我国古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制高点上，不仅远超汉唐，且为明清所不及。按中国台湾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研究，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南宋，城市人口比例从北宋的20.1%上升到22.4%。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福建汀州、庆元府鄞县、江东歙县、浙西镇江府等实例研究，认为“州治所在的县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集中在城市里”，且尚不包括镇以下的坊郭户和短工、游民等。漆侠等估计，北宋时期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南宋城市人口比重高达13%—14%。
第二，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标志着近代城市雏形已经出现。朱瑞熙在其论著《宋代社会研究》中根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以上的城市约有40多个，到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河南上升到50多个，数量超过汉唐数倍。知名的有北京(今河北大名)、西京(今河南洛阳)、成都、苏州、杭州、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广州、鄂州(今湖北武昌)等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遍及全国。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超过20万常住人口的中等城市。
第三，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唐代长安(今陕西西安)，被西方汉学界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国际性的大都城，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繁华的大都市。北宋首都东京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会，多的时候更是有150万左右的城市常住人口。南宋临安城周边还形成了15个市镇，类似于环绕都城的卫星城镇。
2.城市管理
宋代城市由于快速发展、高度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交通拥挤、饮水困难、生态失衡、卫生不良、环境恶化、火灾频频、疾疫肆虐等诸多问题。以房价为例，宋朝城市的房价很高，巅峰时期的开封和临安，土地极其紧张，寸土寸金，住宅紧缺，一房难求，房价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市场经济虽然非常活跃，但市井亦随之产生了诸多乱象，造成市场的无序化状态。如市场中一些奸商和有“拦街虎”“九条龙”之类绰号的无赖、破落户，唯利是图，以次充好，乃至公然造假、欺行霸市；同时，抢掠现象迭出，甚至关乎人命的医药也不能幸免；街市上各种骗局层出不穷，被称为“白日贼”的骗徒，在买卖货物过程中采取诸多手法行骗。
城市化过程中的这些问题，促使宋代统治者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并完善城市消防体制，加强城市垃圾的处理、病疫的防治等公共事务管理，建立社会救济制度的办法，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挑战，由此促成了我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按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里的话来说，即：“大城市变得更大了，城市人口大大增长了，城市体系的结合更紧密了；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最重大的变化却是原为都邑的中心地的比例大为减少了。城市发展的这一特点，是一场不断推进着的革命的信号，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特别是厢坊制的确立，使各项管理职能得以加强。在中央工部所属都水监下，设置街道司、河渠司、沟河司等机构，与各级地方官府共同管理所在城市的水陆交通。以北宋东京城的政府管理为例，统治者为加强东京城公共事务的管理，设置三个系统：一是作为东京城管理核心机构的开封府行政系统；二是设有厢典、书手、街子、行官等职位的厢坊系统，主管检验救火、督察盗贼等行政事务，并负责把每个厢坊的居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城市管理；三是建立军巡制与军巡铺的军事系统，负责掌管巡逻和追捕盗贼等职责，并与各级机构相配合加入城市管理。
东京城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立体管理机构的设置，具体体现在对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公用设施、土地使用、居民饮水、环境卫生、消防安全以及街道、沟渠的维护与管理上，使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某些方面体现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特点，从而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创造了不小的奇迹，至今仍闪烁着独特的光芒。以城市交通为例，东京、临安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驿路和运河通道通向其他各地，由此形成一个严密的、畅通的水陆交通网。在住宅上，统治者为了缓解住房压力，维护社会安定，推出廉租房制度。廉租房不仅房租价格低廉，在灾荒时节还予以部分减免。以城市消防为例，政府对防火高度重视，管理制度较有成效，为后世的城市消防制度开创了先例。其时东京、临安等城市建立了非常完备的防火组织和专门的消防队，组织严密，设备齐全，称为“潜火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支城市专业消防队；特别是南宋中叶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和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据统计，临安共有防隅军兵二十队、潜火军兵七队，总人数达到了5100人。同法国巴黎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相比，要早490余年。饮用水的供应和保护，生活垃圾的处理等，也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
3.“市民社会”的雏形
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平民阶层，呈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时代开放性。入宋以后，随着城市坊市分离制度的破坏、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知识产品已经商品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城市居民的生活已颇为自由、追求奢华，产生了对城市社会生活娱乐区的需求，使宋代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市民阶层的出现、世俗文化与世俗经济的形成与繁荣，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已具雏形，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
4.市民文化的勃兴
有宋一代，市民文化勃兴。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各大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独立的供人们娱乐消费的综合型游艺场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卷》载，北宋京城汴京瓦子遍布，有勾栏50余座。南宋首都临安城内外的瓦舍多达23处，其中仅北瓦就有勾栏13座。瓦舍里汇集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和伎艺表演，尤其是在节庆之时，更是无比繁盛，演出不受时间的限制和气候的影响，“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是枝繁叶茂、风格多样，并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话本、杂剧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成，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些都不断丰富着城市生活的内涵。特别是五花八门的休闲活动，成为吸引城市居民和外地来客的重要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展。诚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社会史》所说：“(中国)11—13世纪的人要比唐代、六朝或汉代的人更频繁地和更乐于迁徙……农村生活的艰难、城市小业主的数目之巨和名目繁多、城市的吸引力、财富和娱乐中心等，这一切都引发了流民和贫苦农民涌向大城镇的浪潮。”
都城市民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消费风尚更是领先于全国。中国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在这里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全民皆商的新风尚。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男丁观念，在民间得到了颠覆。这里讲求效率和速度，现代意义上的快餐店、旅游图、旅游纪念品，在都城中随处可见。简体字已经开始应用。与此同时，市民也追求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市民这种“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视为奢侈之举。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带有封建落后观念的旧见解，与时代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忽视了市民高度卓越的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无法理解生产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城中酒楼茶馆等店铺、市场热闹喧哗，勾栏瓦子、书肆、会社、学校、寺观等的繁多，正显示城市经济、文化的蓬勃生气和活力，引导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竞争性、开放性，显示出超越旧传统的新时代景况。
(二)宋代的社会组织
在宋代，行、作、团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大量涌现。
1.会社的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发达，人们的交往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小圈子里，那种疏于交往的习惯正在得到改变。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城中各种商贩士庶人物杂处，大大增加了不同阶层人士交往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之间更为息息相关。南宋临安城中有许多聚会场所，种种团体会社的组织，诸如参加科举的士子结成的科举会社，以及文学、竞技或宗教性质的会社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西湖诗社，它网罗了城中名士和四方流寓儒人，竞相赋咏，各逞诗词，对于十二三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颇有影响。此外，军人武士们有射弓踏弩社，风流子弟们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名目繁多的会社，为市民提供了众多的社交场所，也创造了广泛的接触机会。
2.官商结合的行会组织
行即市场的组织，作是手工业作坊的组织。它们是官商结合的行会组织，为官府对城市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在中国，长期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三百六十行”已经是行业最细的划分了。然而，在南宋都城临安，其行业划分远比这细化得多，达到了“四百十四行”，比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载唐代“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增加了近一倍。其中，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买卖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每个行会由一个会长主持，会长对会员们有约束能力，要求会员们绝对团结。曾于9世纪前后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都异口同声赞扬中国商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的诚实可信。
(三)社会阶层的流动
1.科考成为寒士入仕的主要途径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代，发达于明代，至清末被罢废，存在十三个世纪之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为了调整官僚队伍结构，始终把科举取士作为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贵族政治向文官统治的转变。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云：“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载：“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其目的在于为下层地主阶级乃至自耕农民、工商杂类提供进身之路，以扩大统治基础。在这一时期，取士人数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取士361人，年均数是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富弼、文彦博、寇准、晏殊、张方平、曾巩、刘敞、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一代名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涌现出来的。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象。
2.农民工进城
据王曾瑜先生研究，“宋朝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由唐朝中叶以前的门阀士族和均田户、部曲、奴容、贱民、番匠、奴婢等旧的社会阶级结构，转变为宋朝的官僚地主和佃客、乡村上户、乡村下户、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这是一次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一变化逐步由法律肯定下来”。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在法律上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都城消费人口多，谋生手段也多，特别是官私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大量雇工的现象。因而这里的生存空间也最大，机会最多，成为流动人口改变人生的首选之地。于是，三教九流的人都到京城谋生，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正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所说：“以其人烟浩攘，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南宋临安同样如此。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雇觅人力》记载：“凡雇倩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外出鬠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内诸司都知，大尉直殿御药、御带、内监寺厅分，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更有六房院府判提点，五房院承直太尉，诸内司殿管判司幕士，六部朝奉顾倩私身轿番安童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值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管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逐踏下来。”“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雇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数以万计的农民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成为作坊、店铺等的雇工，从事服务业和体力劳动。王柏《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载：“农户秋成之时，百通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赴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工商亦为本业”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念在社会上日趋淡薄，市民们趋利逐末，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蔚然成风。工商阶层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朝野上下及民间的承认，其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长期实行“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国策。然而，在宋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超过了前代，人们的经济观念呈现出转折时期的鲜明特征。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本工商末”的传统观点已在宋代得到了否定，人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一时期，朝廷奖掖商业经营，关怀商旅。而文人士大夫更是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如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发出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呼喊，对社会上抑商、轻商的观念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而南宋时的陈耆卿、叶适更是旗帜鲜明地认为工商业是“本业”。如陈耆卿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聚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叶适也尖锐地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参与科举考试，跻身于仕宦行列。
(四)社会上浓厚的崇学氛围与发达的教育
宋代官学、私学并盛，书院教育空前发达，影响深远。
1.勤学好文蔚然成风
宋代统治者实行重文的国策，故社会上崇学氛围浓厚，勤学好文之俗盛行。整个社会弥漫着“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浓厚氛围。如在福建地区，百姓们均奉行“家贫子读书”为圭臬，“非独士为然，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两浙地区的好学之风更胜于福建。袁桷说：“温与闽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劘切感动，约不有所就不复见。”绍兴“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以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苏州“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江西文风之盛不逊于两浙，如饶州风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即使是过去被人们视为蛮夷落后的岭南地区，同样弥漫着好学的风气。《舆地纪胜》卷九三载广东南雄曰：“其俗一而不杂，其风淳而不漓，其人所训习多诗书礼乐之业……本朝以来，操翰墨以取青紫者比比相属。”
2.官学和私学并盛，书院教育空前发达
宋代统治者大力发展教育，官学和私学并盛。如在南宋都城临安，既有主管全国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国子监，又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最盛时有学员2000余名。此外，这里还有中央兴办的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全国性的学校，以及府学、县学。这些学校的设立，不仅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而且也使临安的学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教育机构，每个里巷都有一两所，学生的读书之声往往相闻。由此，居民的文化程度极高，达到了“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的程度。除了都城外，地方州、县学校及书院、私学的基础教育也不错，如南宋建康府学的校舍有125间，庆元府学的学生数达数千人。特别是书院这种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宋代空前发达，与地方官学相互辉映，构成宋代特有的教育景观。
(五)孝道观念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种观念，是古代维持家庭组织结构和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宋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继承了孔孟之道，极力提倡孝道，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真德秀在潭州《谕俗榜文》中就说：“古者教民必以孝弟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弟为先。盖人之为人，异乎禽兽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长幼之义也。”除儒家极力倡导外，宋代佛教也强调孝道观念。如北宋高僧契嵩就撰写了《孝论》十二章，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儒释两家各有其治、不可偏废的观念。在文章中，他对儒家的孝道大加褒扬，极力推崇，并注意在理论上调和出家修行与在家孝亲的矛盾，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强调儒家孝道的至高无上和佛教对君亲竭尽忠孝的必要性，认为出家人最大的孝道就是为父母的来世求福：“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
(六)礼制与民俗
1.宋代的礼制建设
与古人一样，宋代统治者对礼制建设非常重视，提出“圣王制世，莫重于礼，事不由于礼，无巨细皆不可行”。为了整饬礼仪，敦厚风俗，宋代统治者曾多次颁布新的礼仪，严立禁约，并编撰了不少国家礼典。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开宝通礼》《礼阁新编》《太常因革礼》《元丰新礼》《政和新礼》《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等书。遗憾的是这些官方礼典并没有全部保留下来。
宋代许多著名的士大夫，也在官修礼书的同时，纷纷著书立说，编订家庭礼仪方面的著作，畅谈自己的观点，希望以此影响社会大众。其中，司马光《书仪》被认为是北宋最著名的家礼文本，多为当时和后来一些士大夫所遵奉。南宋时，鉴于官府《五礼新仪》的废除和司马光《书仪》等私家礼书的缺陷，人们迫切希望有一部具有广泛适应性、可供庶民之家参考和遵循的家庭礼仪著作。朱熹主张应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革新礼仪规范，他采纳前辈司马光、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思想，并吸收大量存在的民间俗礼，在对古礼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的前提下，制定出合乎时宜的民间家礼，撰成《朱子家礼》。它为平民百姓的参考使用留有较大余地，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由于《朱子家礼》具有以上特点和长处，加之在朱熹的名下流传和推广，其影响不断增大。至明、清两代，《朱子家礼》成为后世礼制的蓝本。
2.“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
引导风俗对维护封建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人所说的“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便是这个意思。对此，宋代统治者深有体会，普遍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社会风俗的善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司马光说：“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苏轼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又曰：“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由此，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善于通过“移风易俗”来加强对民众的教化和引导，推行其治国之策，从而实现“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的统治目的。
例如，在婚姻礼俗上，唐代基本遵行古代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至宋代，六礼多废，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古代婚礼不道贺，不作乐。宋代女子出嫁以花饰衣冠，坐花轿，以声乐迎导，以及新婚夫妇拜天地、当日庙见、吃交杯酒等礼节习俗，都对古代婚姻礼制进行了革命性的改变。此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新的礼仪习俗，为最高统治者及道学家所认可，为后世所遵循沿用。针对当时婚姻论财、“榜下捉婿”、早婚和缛节陋俗的现象，一些政治家著书立说，更新婚姻观念，极力提倡文明婚姻，力图进行改革，移风易俗，冀望形成他们所认为的“美俗”或“良俗”。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宋韵文化简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