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的知行观

　　王充在《对作篇》中，阐明其写作《论衡》的动机和宗旨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因此，他在篇末总结说：“《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在《语增篇》中，王充指出：“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王充在《论衡》中，在分析各种自然现象之因果、辨别各种传说之真伪、评论各家学说之是非、批判各种迷信之虚妄的时候，就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所采取的根本方法就是“方比物类，明于有效，定于有证”的“实事疾妄”方法。

　　严格地说，王充很少有直接讨论知行关系的论述。其所谓知行观，重在讨论“知”的来源及检验“知”的真伪，虚实的标准问题。他认为，真正的知并非是先天性的“生而知之”，而是后天性的“学之问之而后知”的，检验“知”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实践的“效验”，也即“行”。他断言：“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他在《知实篇》列举十六个实例，证明“圣人不能先知”、必以“学之问之”而后知的观点。例如第三例：“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圣人不能先知三也。”他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王充批驳了这些谬论，断定“此皆虚也”。他的结论是：“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关于检验认识之“知”的标准，王充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既然“知”的获得须从“耳闻、目见、口问”开始，再经过“心意”的“议”“推”“揆”“原”等加工制作功夫上升为理性认识，那么，这种“知”是否正确、是否真正的“实知”呢？用什么去检验“知”的“虚实”呢？王充认为，客观事实的“效验”就是检验认识(“知”)虚实、真伪的标准。他在《实知篇》中开宗明义就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又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王充所讲的“效验”，基本意思就是用客观事物或者现象本身的效果和证据(即所谓行)，来判断和证明人们的认识(即所谓知)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这就是以行证知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不依据“行”去验证“知”，即便是圣贤也不能确定事物的真妄虚实。因此，王充坚决反对那些俗儒们“论事不引效验”、喜欢“增益其事”的主观主义态度，而提倡“实事疾妄”的唯物主义态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

　　在《论衡》中，还有一段体现王充尊行思想的陈述：“陈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这里所谓“闻其政”，就是获得对该邦政治得失知识的了解；“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者，是通过展现温、良、恭、俭、让五种道德行为加以体现；所谓“尊行”就是对道德实践行为的尊崇。这也体现了王充的知行统一观。

　　总之，王充的效验论，在认识起源问题上是以客观存在为第一性，主张认识来源于实际、依赖于存在，并且包含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在检验认识的标准上，主张用客观实事的效果和证验检验认识的真伪，而反衬主观臆想。王充效验论的根本特点就是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虚妄迷信。这种注重效验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一致的，是王充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就总体而言，汉唐诸儒对于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不多，对浙学的影响也不大。至于宋明儒家，对知行关系的讨论与之前相比明显增多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