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

　　由于浙学始终忧心二程理学不能经世致用的问题，这引起了朱熹的警惕和对吕祖谦的怀疑。吕祖谦去世后，深受吕祖谦影响的陈亮成了朱熹思想上的重要对手，二人展开了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

　　在王霸义利之辩正式发生前，陈亮已经提出了“仁智二元”说。陈亮认为，三代圣王以仁义定天下；春秋五霸诸侯则以智谋成霸业，战国七雄则以国家实力对战；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家实力是派生性的，是第二位的，仁义与智谋才是第一位的：“然德化之与仁义，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于排难解纷，则岂可不以谋，而力乌用哉？”这其中，“智谋”的作用是排难解纷，即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智谋之士是极其可贵的。陈亮进一步把“智”从五常中独立出来，与“仁义礼信”相互并列，并说，“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智”的把握和运用是最难的：“盖五常之用，智为难，仁义礼信过则近厚。过于智，贼矣。”“仁义礼信”作为道德准则，但“近于厚”，即被人欺骗而不能建立功业。三代以下要想建立功业，就必须用“智”。在陈亮看来，“智”是一种没有确定方向的冲动，具有开物成务、“排难解纷”的功能，“智”可以不在“仁义礼信”的引领规范下自发地在历史进程中展开，其在历史中的实现形式就是“功利”。但是这种自发的“智”是危险的，其创造的历史效果(“功利”)可能合于“仁义礼信”，也可能违背“仁义礼信”，甚至流于“贼”。

　　淳熙九年(1182)，王霸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出色的学术辩论。孝宗淳熙九年正月，时任浙东提举的朱熹开始了第一次巡历，正月十七日，其在武义明招山祭扫吕祖谦之墓，会见了吕祖谦诸弟子，陈亮从永康专程赶来相见，在明招山论道，随后陈亮陪同朱熹巡历至永康龙窟，聚谈数日。别后，陈亮向朱熹寄去《问答》十篇、策论两道。陈亮与朱熹相会于明招山时，其赠予朱熹一组论文，其中第一篇(《三代以仁义取天下》)中就声称，秦虽然二世而亡，是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但秦始皇的动机和汤武这样的圣王没有不同，因为秦始皇和汤武都是为了“救民”，毕竟秦统一六国，结束了群雄争霸的乱世，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人民确实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由此可见，秦始皇的成功不单依赖智谋、强力，而是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朱熹把陈亮的这一观点概括为：“秦汉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既然“有不由智力者”，便是还有“仁义礼信”在其中。很显然，陈亮认为“仁义礼信”是动机，“智”是实现动机的手段，二者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但绝不能混为一谈，特别是不能把好的动机绝对化、以动机决定价值评判，而要动机与效果相结合。“智”作为将动机转化为效果的中介，是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智”，儒学就是僵死的、无用的。朱熹对此十分震惊。

　　王霸义利之辩的导火索是陈亮的一道策论《问皇帝王霸之道》，于是朱熹和陈亮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也因此得名。这场辩论以通信的方式展开，第一封论战书信由朱熹发自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最后一封书信也是朱熹于淳熙十二年(1185)秋发出。淳熙十年(1183)冬，陈亮被人诬陷入狱，朱熹则于淳熙十一年四月主动致信陈亮表示问候，此时陈亮的官司还没有结束。朱熹也在信中挑明了二人的分歧。

　　在第一封信中，朱熹明确把陈亮的思想归结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熹是通过陈亮《问皇帝王霸之道》得出这一结论的。陈亮在此“策问”中指出，儒者鄙视春秋五霸，但是汉代、唐代的崛起经验表明，他们都是“以霸王之道杂之”，而不是纯用仁义道德的“王道”；反之，三代以下，还没有出现纯用王道而能富国强兵的例子，宋朝立国号称“专用儒以治天下”，却落得个南渡偏安的下场，这是什么原因呢？陈亮最后用提问的方式点明了他的立场：“王霸之杂，事功之会，有可以裨王道之阙，而出乎富强之外者，愿与诸君通古今而论之，以待上之采择。”很明显，尽管陈亮是向“诸君”提问，但他已经给这个问题设置了理论预设：霸道是可以补充王道之不足的，王霸杂用，才能建立事功、富国强兵。

　　朱熹看到此文后，大为震动，因此提出“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朱熹指出，仁义道德所代表的王道高于霸道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儒者，不应该羡慕历史上的功业而动摇对王道的信仰。陈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动摇，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自身缺乏修身养性的功夫，因此朱熹劝陈亮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加强自我反省，并指出陈亮之所以卷入官司是因为他不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言行举止也有失当之处。

　　陈亮见信后，于淳熙十一年秋以滔滔长札回应朱熹，进一步阐明“王霸”“义利”的关系，还把“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帽子还给了朱熹，陈亮坚持自己的义利观和王霸观是统一的；三代以下儒者和君主各执一偏，儒者鼓吹三代王道，君主醉心杂霸之道，前者娓娓动听，归于无用，后者卓然有所建树。儒者对三代王道越崇拜，就离现实的功业越遥远；君主在杂霸之道沉溺越深，其功业中途崩溃的危险就越大。两者各有偏颇之处。如果像“近世儒者”(朱熹)所主张的那样，三代纯洁无瑕，汉唐毫无可取，三代以下“道”一日不曾行于世间，那么这千五百年的历史就失去了意义；汉高祖、唐太宗所建立伟业鸿勋，在朱熹看来就是如此虚无缥缈，不值一哂吗？而且，陈亮完全同意在历史上出现过朱熹所批评的“纯以人欲行”的君主，譬如曹操。但是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恐怕不能说他就一丝一毫都没有合于天理，而“纯以人欲行”：“而其间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盖朱熹亦不敢全盘否定汉唐明君的成就和功业，而功业之所以为功业，乃是因为其动机部分是合乎天理的。

　　朱熹于淳熙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发出了回信。首先，针对陈亮以汉唐功业逆推汉唐君主“本领弘大开廓”，朱熹说这种“由迹求心”的路线是不可取的：“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朱熹认为，这种由“所为而察其心”的逆推并不成立，因为还有其他史实旁证(譬如玄武门之变、晚年伐高丽之类)证明唐太宗是满腔私欲之人。既然唐太宗的动机是充满私欲的，那么他所创造的功业并不能代表天理曾经行于人世间，即便陈亮以天道恒常论证人道不灭，也是如此：“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若论道之常存，却又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补得他耶？”朱熹仍然强调“道”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超越于历史时空存在、传承的。因此，人不但不能扶补“道”，反而“作坏”道，而“道”本身始终不泯。朱熹还认为，“天理”就是百分之百的“天理”，只有完美的状态，如同汉祖唐宗的动机必须百分之百合乎“天理”一样，只要有一点“人欲”存在于历史时空中，“天理”就不可能同时并存。而且，绝不可能存在不成熟的、阶段性的状态，陈亮所认同的这种不成熟的、阶段性的状态，表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天理”的本质，更没有认识到正是汉唐盛世中那些不纯的、不成熟的局部反映了“人欲”对“天理”的损害。

　　在王霸义利之辩中，朱熹的立场是汉高祖、唐太宗的动机没有一分一秒钟(“秒忽”)合乎天理，而且只要他们有一分一秒钟的动机偏离了天理，那么他们的全部功业就都是虚假的，因此开疆拓土、物阜民丰的汉唐盛世都是虚伪的，甚至邪恶的。陈亮却可以坦然接受唐太宗心术不正的史实，并且指出，朱熹既不能证明汉祖唐宗的所有行为的动机都充满了贪婪的人欲，更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汉祖唐宗创立的盛世，或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或建立一个广大的帝国，使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儒学追求的理想吗？尽管汉唐盛世的时间并不太长，这是由于“工夫”欠缺，不能做到“纯乎天理”，彻头彻尾地合于“天理”，这恰恰说明儒学在现实政治中大有用武之地。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