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域下“人民至上”与“以民为本”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通

　　我们的政治学教科书往往按照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发展几大板块来构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等论述，就是在“人民至上”的政治体系构建、“人民至上”的政治文化塑造、“人民至上”的政治举措落实、“人民至上”的政治关系安排、“人民至上”的政治发展筹谋等五个方面，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民主君客”“兴亡由民，以民为本”“民为神主，以民为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监下民，天民等贵”“圣无常心，顺民为圣”“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法依民立，礼依民构”等丰富的民本思想，是相互贯通且融合为一的。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内容，在整体上浸润并蕴涵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基因。

　　一、从政治体系构建的角度看，“人民江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的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认识和论断，既呈现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内在相续、融会贯通的特点，更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这一核心内容的弘扬与光大、认识视野的会通与深化的特征。一个国家的构成，主要的要素有：人民、土地和政府。而且人民居于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国家是由物质的要素和形而上的或精神的要素两者所构成的。这些要素就是：(一)一群人民；(二)一块为人民所永久居住的土地；(三)对内的主权和对外的独立，即不受外国的统治或干涉；(四)一个表示和执行人民集合意志的政治组织或机关。”这里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内容，实际上是政府内外两方面的职责，合二为一可以理解为政府。它就是始终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示真心诚服，并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由人民的心声集合起来的统一意志，在内政举措上行使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权，在国际事务上保卫这块人民世代相继、永久居住的土地不受外国的统治和干涉，既有作为、又不乱为的政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国家的主要构成要素，就是人民、土地和政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构成要素的说法，也把人民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社稷”两个字，“社”是土神，“稷”指谷神。合而言之，就是土神以及与土神相关的谷神。由于土地和五谷对于人民以及政府的重要性，有时古人还进一步将其看作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甚至代称。因此，社稷一般而言可以指代国家，在封建时代实际上特指帝王控制的区域。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孟子把国家构成三要素的人民、土地和政府进行主次排名。讲的就是：一个国家，人民最为重要，土地和五谷居于其次，政府虽然不可或缺，但与人民、土地和五谷相比较并不重要。正因为人民特别重要，所以才说，得到百姓全心全意的拥护，就能做天子；而得到天子的欢心，最多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的欢心，仅仅能做大夫。《孟子·尽心下》中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意思是诸侯的宝贝只有三件：土地、人民、政事。凡是以珍珠、美玉为宝贝的，灾祸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定会殃及自身。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或者执政集团，在任何时候都要在思想上深刻、透彻理解国家构成三要素的关系，并在执政实践中摆正三者的位置，竭力做到通过政事的正向推动作用，让自己统治和管理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进而使自己统治下的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得到不断的改善。如此，政府的政事才能在价值观念上切合进步这一概念应有的规范要求。国家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有人民。东汉王符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意思是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是因为有人民；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是因为有五谷；五谷之所以丰赡，是因为有政府和人民在协作上的通力合作和生产上的人力投入。没有人民，国将不国；没有五谷，人民则无以为生。所以说，人民是国家构成的最根本的要素。凡是称为国家的，肯定都有人民的存在和活动，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果说中国古人“人民江山”观念基本上都是出于客观上载舟覆舟实际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消极、被动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江山观，则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主动认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人民史观。“人民江山”的理念直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九部分的开篇就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江山”一词含义丰富，意蕴深刻，大体上有“地理之江山”“财富之江山”“功业之江山”“政权之江山”的意涵。但习近平总书记凸显的是“人民的江山”，即江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下来的，这个江山在终极意义上是人民的。所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守住江山，守住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就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时代转换、现代叙事，更是对人民、土地、政事作为国家构成三要素认识的当代深化和理性认识。

　　二、从政治文化塑造的角度看，“心中有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心为上”的融通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政治文化一般由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政治意识是一定的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它既包括个人及民族的属于政治文化的政治心理，又包括社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民众的政治心理，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是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而意识形态则直接影响着政治心理的形成。在此，笔者拟从政治心理型塑和意识形态构建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心中有民”的政治文化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心为上”的全方位融通和全过程交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关于什么是政治，学者王浦劬等著的《政治学基础》总结并汇集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的种种定义。马克思主义从公共性的角度定义，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从经济的角度定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从政权的角度定义，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从规律的角度定义，政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最后作出的定义是，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从道德的角度定义，政治是对于一种社会价值的追求，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从权力的角度定义，政治是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从管理的角度定义，政治是公众事务的管理活动；从利益的角度定义，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从外力的角度定义，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和外化；从政策的角度定义，政治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从公务的角度定义，政治是人们从事社会公共活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等。可见，不管从哪个角度下定义，政治总是在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博弈过程中体现出政治的阶级性和公共性，最后都一定会归结性地体现为利益安排。而利益的公正分配最终一定会影响人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表述，高度凝练了所有的政治定义，纵观历史大势与世界风云，高屋建瓴地厘清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政治公共性及其与人心取向甚至向背的紧密联系，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塑造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卓越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做到心中有民”等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心为上”观念具有高度的切合性。早在商周时期，尽管人们内心关于神的观念还非常浓郁，但中国早期的仁人贤哲们就知道敬神不如敬民的道理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意思为：百姓是神的主人，故而，古代的圣王贤哲首先关注和重视民众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成长，而后才致力于侍奉鬼神。“先成民”既包含生理上的“成民”，也包括心理上的“成民”。“成民”就是让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成长、成立和成熟，并活得轻松，活得自在，活得人模人样。如此，民众必念成人之德，必生感恩之心，进而也必定会与执政集团共患难、同忧乐。这就是政治文化方面赢得民心的政治成功。政治心理包括政治认知。春秋之际，“叔向问晏子曰：‘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费。正行而遗民乎？与持民而遗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晏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意思为：世道混乱就难以遵循道义，国君邪僻就无从施行德义。因为在乱世，行为端正就容易失去百姓，行为乖僻就可能废弃道义。在这二难选择之际，是要行为端正而失去百姓呢？抑或是要爱抚百姓而丢掉道义？晏子回答说，我听说，身处卑下而不失尊严，心里委屈而不失正理，一切行为都出于“视百姓为根本”的初心。如此爱护百姓，怎么可能丢掉道义？反之，如果背弃了百姓，哪里还会有行为端正的可能？这里强调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心中有人民。心中没有人民，行为端正就无从言谈，甚至是无稽之谈。在政治意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仅文人有大量的表述和论证，且历代帝王，特别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也都或出于客观形势的被动消极的醒悟，或出于主观思想的主动积极的认知，而在理论上有着深刻的论述，并在实践上着力践行。唐太宗就是如此深刻理解民本思想的一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君主。《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在这里，唐太宗正确地论述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他在思想上深刻地意识到君主如果用损害百姓而利于自己的“割股啖腹”的做法来满足一己之私，那么自己的命运就会在背离百姓的过程中步入“腹饱身毙”的悲惨境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大量关于“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思想建设上进一步落实，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等等。由此可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文化坚守、思想表达和理论阐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心为上”的理念是全面融合和全程贯通的，而且在融合与贯通的基础上做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既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强大的现代力量和现代价值。

　　三、从政治行为本质的角度看，“人民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政爱民”的贯通

　　政治行为与政治意识许多时候难以分割。因为不仅中国文化主张知行合一，现代西方行为科学也认为人类行为的整个过程必定都受到意识的支配。实际上，思想指导行为，除了极少量的无意识行为，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是在意识的主导下才有所作为的。所以，笔者将着重于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至上”的施政举措，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政爱民”的实际做法的联系性和融通性展开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举措和施政行为，在新时代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政爱民”的理念。在《六韬》一书中，著者借周文王与姜太公的对话，凸显了收揽人心的政治举措和行为必须以爱民为本的道理。“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树敛”，指的是在施政过程和政治行为方面制定并实行收揽人心的政策措施。因此，周文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制定正确的政策并采取妥善的行动以收揽人心。姜太公的回答是，由于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政策措施和施政行为能够与天下人共享天下利益和地上财富的人，就可以得到天下人的归心和拥护；反之，如果政策和举措是王者独占天下利益和地上财富，就会失去天下人的真心归附和衷心拥戴。在《管子·霸形》开篇的一段文字中，有管子与齐桓公之间关于如何称霸的对话。其中，管子回答的部分也深刻认识到政治措施与获得民众支持之间的逻辑关系。“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管子回答的意思是说：“您想要成就霸业大业吗？那就一定要从根本上着手。”桓公变换体位，离开坐席，拱手发问说：“请问什么叫作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是您的根本。百姓惧怕挨饿，而如今租税繁重；百姓忧恐死罪，而如今刑政凶险；百姓忧虑辛劳，而如今举办事业时间无定。您如果减轻租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定时兴举事业，百姓就不愁劳苦。”最终经过君臣之间的共同努力，春秋之际的齐国率先实现霸业，齐桓公与管仲之间也成就君臣之间默契配合、完成霸业的千古美谈。孔子在《论语》中对他们的做法也十分肯定。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关于政治行为必须恪守“仁政爱民”理念的最为完备的思想理论家之一，就是汉代初年的贾谊。贾谊《新书》卷九的“大政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在这一段话中，贾谊全面论证了人民是政治力量的根本，人民是政治成功的命脉，人民是检验功绩的标准，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败与否的关键。特别是以官吏服务人民的态度和成效作为判定官吏贤能或者不肖标准的说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现代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政治措施必须以民为本”的理念。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他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思想，他的关于经济建设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理念，特别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说法，他的关于政治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之举，他的关于在法治建设中“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明确要求，他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指示，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整个部分，就谆谆教诲全党，“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政治行为上，他坚持以上述思想指导施政实践，并特别注重促进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应该说，党所有的施政举措，都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有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施政举措，以及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都实实在在地在政治举措上紧紧抓住了政治行为的为民本质。可以肯定地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种种施政行为，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政爱民”的政治主张，并在施政的实际行动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独有的现代魅力，使中华文明展现蓬勃的当代生机。

　　四、从政治关系处理的角度看，“鱼水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舟民水”的交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群众路线和“鱼水关系”的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君舟民水”理念，是内在相似且切合时代、推陈出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贡献者和示范者，但中国共产党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来认识与实践这一理念的。现代的“鱼水关系”延续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舟民水”的至理，是对古代“君舟民水”关系的开拓性提炼和创新性运用，并在延续中凝练、守正中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领导和人民关系的论述展现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起中华文明新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君舟民水”的论述有其悠久的传统。《荀子》一书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如果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意思就是君主、帝王恰似水上行使的船只，而普通人民群众正像大江大河中永不枯竭的水。君主、帝王如果施仁政，轻徭薄赋，对老百姓好些，那么老百姓对于君主、帝王而言，正如弱水承载着重舟一般的依托力量，顺从其统治，是作为统治基础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如果君主、帝王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就会如同巨浪一般，掀翻小舟，揭竿而起，诛杀一夫。正可谓，载舟覆舟，千古一理。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在分析和阐明了庸人的“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士人的“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君子的“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贤人的“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圣人的“德合于天地，品协于自然”等五类人品德素质的基本特征后，让哀公思哀知哀，思忧知忧，思劳知劳，思惧知惧，最后说道，“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可见，《孔子家语》认为君主只要认知了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等五类人的品德及其特点，且努力思考和探求各种类型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诉求和特点，并进而在君舟民水关系上追求思而得之，知而免之，那么君主就能够清楚地知道各类民众对于自己政治统治的不同意义，最后就能“于政治，何有失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君舟民水”的理论，不仅学者们心心念念，而且明智的帝王们也时刻体悟，并进而引起关注。《贞观政要》中说：“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君，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贞观之治的后期，政治家魏徵告诫唐太宗的话。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贞观之治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整个唐王朝处于治理有效、环境安定时期。这时，君主及其执政集团就有可能忽视危机的萌芽和混乱的由头。它与《荀子》和《孔子家语》中的内容相似，只是表达略有差异。政治关系的核心是以权力和权利为表现形式的各种利益关系。就中国古代政治关系而言，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利益关系的处理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相关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管子》一书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意思为：君主之所以能够政令无碍和禁止无违，是因为政令切合百姓的爱好，而禁令又恰好禁在百姓的厌恶点上。百姓的性情无不期待生存而惧怕死亡，期望利益而厌恶祸害。因而，君主的政令有利于生存和谋利，就能顺利推行；君主的禁令有利于百姓预防死亡和避免祸害，就会禁止无违。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就引用了《管子·版法解》的古人经典“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来证明执政集团必须与人民同利同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以百姓之心为心，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党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论说，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舟民水”思想的浸润。古代“君舟民水”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它展现了民众对于君主统治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为民者与为君者之间的承托关系，承认民众力量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君舟民水”的思想具有警示作用，提醒醒统治者或执政集团“轻徭薄赋”，改善民生，减轻对民众的压迫，防止陷入“历史周期率”。我们党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认识“君舟民水”的本质，使群众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当前，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理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舟民水”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从政治发展方向的角度看，“人民主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君客”的交融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之路，一般都首先体现为由重神到重人的转变，接着在重人阶段又表现为从重君到重民的转型。西方国家的重神阶段在时间上远比我们中国长得多，所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开化远比西方早。中国的民本思想应该起源于商周，周公在武王伐纣取得政权后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时，面对既要证明武王伐纣革命的合理性，又要说明以后革命的不合理性的“二难选择”，采用了“以民本论兴亡”的理路进行理论创新。所以，民本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得到了强化和凸显。且这个重民思想在先秦是不断演进和发展的，时至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已经大体完成。这个时期由于各国争雄，君主专制尚未彻底形成，以重士重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影响力显然大于尊君思想。因此，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发育得比较早，是具有悠久民权理念和民本思想传统的国度。民本思想作为政治治理的一种理念，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其形式和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既强调以民为本，又强调以君为尊，形成了“重民—尊君”兼顾并重的政治治理理念。到了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明代末期连续几任君主的“不似人君”，以及明清易代的刺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为代表的主张“民主君客”的“新民本”思想，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是“新民本”思想的代表作。这一部分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思考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主权”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主君客”主张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政治发展必须考虑民众的权利。管子说：“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古代的法令应该包括现在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法条的含义。意思是，方针政策和法规法律的确立，要让百姓发自内心地高兴；命令发布要让百姓乐意奉行。法令符合民心，就像符与节相互吻合，因而君主的尊严才得以彰显。百姓奉行命令，是君主尊严的前提。君主说话，按照道理，符合民情，关注民众权利，百姓就顺从地遵循他的指令。百姓接受他的指令，君主的声名就会显赫。所以，百姓权利得到照顾才接受指令，这是君主声名播扬的前提。推动政治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是视百姓为政治体制的主体，而君主仅仅是老百姓委托代管繁重社会事务的公职人员，进而出台的政策应注意让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得以牢固树立和空前喷发。管子又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意思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去骚扰他们，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不去烦扰他们。不受骚扰，百姓就安守本分；不被烦扰，百姓就会自由发展。因此说，君主能无为而治，百姓就自由发展。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管理者把老百姓当作主人，把自己当作勤务员。人民无需服务时，则无为而治；人民需要服务时，就竭力而为。统治者关注民众权利就必须明白以下道理，虽然政治权力正向运行，有利于百姓的生存和发展，但在最终意义上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千千万万的民众。因此，是老百姓养活了统治者，而不是相反。《慎子》一书说：“故圣人处上，能无害人，不能使人无己害也，(如号称圣人者犯浑而有害于人)则百姓除其害矣。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则圣人无事矣。”意思是，圣人处于高位，虽然能够做到不损害人，但不能使人不损害自己，因为如果他的统治虽然主观上不想损害人，但由于统治能力的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损害了人民，百姓也会除其害、覆其舟。圣人能够统治天下，是受到人民的委托，而不是私自擅为而窃取的。圣人如果认识到是百姓奉养了他，而不是圣人自己养活了老百姓，并在实践中注意贯彻、落实，那么，就会处于没有危害的状态。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设立官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以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绝不是为了让人民头上骑着作威作福的官员。《慎子》一书说：“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这段话的核心要义是，古代设立天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设立官员的目的是为了让官员更好地协助天子有效管理社会事务。民众权利的伸张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君主或执政集团一定要关注“君客民主”的终极关系。唐太宗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意思是说，百姓所爱戴的难道不是以民为本的君主吗？君主所畏惧的难道不是载舟覆舟如水的百姓吗？作为国君，圣明有道，百姓就拥戴他作为君主；如果昏庸无道，百姓就会如弃敝履般地抛弃他，实在令人恐惧啊！所以，任何君主或执政集团一定要关注在推动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合民心、契民情的政策法律，并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只是人民委托管理公共政治事务的公职人员。君主有道，人民就推戴和拥护他；君主无道，人民就会抛弃甚至诛除他。当然，君客民主往往有点终极意义，最后才规律性地得以展现。在反动统治日渐腐烂的过程中，许多君主依然容易遗忘“君客民主”的道理，反而会表现出狰狞的“君主民客”的思想和品质。明末清初，黄宗羲关于“君主源于契约”的“新民本”思想意义非凡。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原始社会，自私自利，以至于“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在此基础上，黄宗羲进而推出“君客民主”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谈君权的职责。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不像后世君主，未得位则“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为君后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此，他在理顺君民关系方面，实现了从“君主民客”到“君客民主”的超越，克服了以往民本思想家往往先安顿好了君主，然后讲民本的缺陷。关于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民主性，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他喜读黄宗羲著作，因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该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篇充满了逼近民主意识的“君客民主”的民本思想，如：“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等等。这些提法和思想尽管仍处于民本思想的范畴，但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民主气息。就政治发展而言，人类社会的思想总是先走出神的统治，进入肯定人的作用的时代，进而又在重人的过程中，从英雄史观出发步入人民史观的境界，最后又在人民史观的领域内，不断开疆拓土，拓展民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容，高度彰显了人民的主体性。他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的观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的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的信念，“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决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举措，等等，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客民主”“民惟邦本”主张的意蕴，又远远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些主张。综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奏响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至上”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性继承和突破性弘扬、内在性贯通和开拓性融合。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和新举措，植根于无比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显现了“民本思想”的底蕴，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具民族特色，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更具时代价值、中华早熟的“民本文明”更加折射时代光彩。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韩锴，原文载于《观察与思考》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