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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战略”:浙江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总方略

2024-05-04 09:20:40 来源: 社科在线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人类发展进步新图景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八八战略”作为引领浙江改革发展的总纲,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先行的总方略。面向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以“八八战略”为引领,以更加高昂的先行意识、强烈的责任担当、饱满的精神状态,凝神聚力,开拓创新,勇毅前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提供更多有益的浙江智慧、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本。

  一、“八八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先行实践的总方略

  “八八战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先行探索的总方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生动实践的新境界,成为引领推动浙江新时代发展的总纲。作为推进省域现代化的总方略,“八八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丰富思想和理论内涵的先声。

  (一)“八八战略”在方法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新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的先行探索,“八八战略”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浙江实际问题,通过对社会各要素实行的全面规划和安排,坚持系统思维和方法,实现浙江的整体协调发展和系统优化。“八八战略”所包含的经济体制、开放区位、产业集群、城乡协调、山海空间、生态优势、文化科技、软硬环境等八个方面优势,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诸多领域。与之相配套,浙江先后提出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绿色浙江等重大决策部署,率先在省域层面完成了区域现代化总体布局。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具有内在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体现了“八八战略”立足新形势,从系统观念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发展的眼光认识和把握浙江的现代化建设的思维方法。方法本质上是思维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其根本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论。社会系统则是一个动态系统,始终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要素构成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需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思考与全面部署,各个子系统也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八八战略”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将自身置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大局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未知领域。在推进浙江现代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八八战略”强调战略的全局性、推进的整体性、举措的系统性,不仅体现了系统论的思维方法,还在实践中运用了系统论的工作方法,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反映了对浙江发展的全面系统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生动运用。因此,“八八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方法上是高度一致的,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原则。换言之,“八八战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实践经验,还在方法论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了新的实践路径和发展思路。

  (二)“八八战略”在实践上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面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人类如何实现现代化提出的一个崭新方案。“八八战略”着眼当下和长远,聚焦新世纪初期浙江发展中率先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例如:如何以生产要素的优化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和挑战并不是浙江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共性问题。理论的实现程度,决定于满足现实的需要程度。“八八战略”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效能,根本原因在于其以科学理念和方法回应时代发展给浙江带来的问题和挑战,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针对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八八战略”从浙江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发出,推出一系列真招、实招、硬招。在经济领域,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联动式发展,特别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速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20年来,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万元提高至7.13万元,连续22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0.494万元提高至3.76万元,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在发展的进程中,山区26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6县经济总量从850亿元提高至7404亿元。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37缩小到1.9,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8。在政治领域,推进“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推动浙江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浦江经验”,形成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闭环机制,来信来访总量持续下降。探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民主恳谈”“有事好商量”“后陈经验”等一批基层民主实践品牌。在文化领域,作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文化建设“3个力”和“8项工程”,推进浙江文化强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20年来,“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进一步彰显,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从442亿元增长至5145亿元,占GDP比重从3.8%增长至6.95%,培育了华策影视、横店影视、大丰实业、宋城演艺等一大批优秀民营文化企业。在生态领域,提出“绿色浙江”建设,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引领下,浙江人用实际行动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成功走上“鱼与熊掌兼得”的发展之路。20年间,浙江农村人居环境位居全国前列,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埋”,森林覆盖率超过61%。“八八战略”对浙江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积极探索,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生成,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省域样本,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问题和人民呼声,与中国式现代化现实面向高度契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八八战略”在本质上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突出人民性的现代化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特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崭新形式,为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新路径、新参照,其是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价值担当,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促进了世界发展的“美美与共”。“八八战略”始终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始终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始终坚持人的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从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来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八八战略”的各项具体实践,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的层面,阐释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把一项项重点工程建成一项项民心工程,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努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八八战略”坚持开放包容、胸怀天下,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关心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共同发展,始终把浙江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去谋划,始终把浙江的成长主动放到世界的宏大场景中去推动,用国际先进标准来衡量和发展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二、浙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实践进路

  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现代化既是结果也是过程,需要树立新发展理念,顺应新发展格局,采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突破经济发展的结构瓶颈,不断创新实践方式、拓宽发展空间、优化选择路径,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科学方法,培育经济新动能,构建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拓展浙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中的深度和广度,才能为浙江从先行到示范,全面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而强大的基础。

  (一)以空间结构调整为平台,优化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近年来,浙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腾笼换鸟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驾齐驱的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例如:2022年,全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28.1%,高技术、战略性新兴、装备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5%、10.0%、6.2%和5.9%,浙江经济新动能持续引领增长。然而,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浙江与广东、江苏、上海等兄弟省市及国际上的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无论在产业布局还是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浙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中当先锋、作示范,必须要对既有的发展战略作出新的审视和判断,提出切合浙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全球化产业分工定位的产业发展战略。具体来说,从发展阶段而言,浙江的经济发展阶段依旧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依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史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新型工业化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推动和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区位优势特征而言,必须考虑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的空间格局。现实表明,在长三角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若干中心城市和广大中小城市及产业集聚区之间的产业空间分工。浙江空间、资源有限,更应该定位于大力发展现代高技术制造业,并充分发挥海洋优势,加快发展绿色石化、毗邻港口的先进装备制造等现代海洋产业,锻造宁波舟山港“硬核”力量,系统谋划海域海岛联动发展;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而言,在全球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内产业分工。事实上,“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就逐步被纳入了“美国服务业—东亚国家和地区制造业”这样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这种产业分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浙江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益于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的发展。由此,浙江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有必要考虑到在这种分工格局中占据上游。综上,浙江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加快要素集聚中心和沿海产业带的建设,大力集聚国内外高端产业,抓住后疫情时代环境变化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以出口产业的优化升级为导向,走外源动力和内源动力互动的发展道路。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整,强化浙江沿海、沿湾区域产业带的主力作用和都市区的引擎作用,赋予临沪产业带、沿海产业带和沿湾产业带三大产业带独具特色的主体功能区定位,使其成为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外向经济”前沿区、“海洋经济”核心区。进一步推进城市CBD、生产性服务集聚区、创意产业园、物流园区等各类开放平台规划布局,全面提升各都市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实行大城市中心地区和大城市外围地区以及中小城市地区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推进区域都市化和城市集聚区整合,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效应,提升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整合程度,促进浙北、浙东、浙南城市中心地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和外围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及其网络关系的形成,形成广域的产业集聚,以此带动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为抓手,推进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通信设备、装备制造业为中心的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和以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云数据、超算、人工智能等多元化数字技术赋能为载体的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二)充分发挥浙商优势,促进浙江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

  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发展经济、促进改革、推动开放、创造就业、维护稳定、增强经济核心竞争力等重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通过转型升级,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依靠的是内生动力型发展模式,即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区域内部的民营企业;发展主体主要来自数以百万计的浙商。2022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6.4%;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6.9%,占浙江全省78.3%,拉动浙江全年进出口增长12.8个百分点;私营企业308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5%;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省税收收入的71.7%。然而,近年来受国内外宏观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速度放慢、竞争力弱化、“空心化”趋势明显等问题,民营企业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浙江民营经济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浙商优势,着力消除体制机制先发优势逐渐减弱、自主创新活力越发不足等问题,使民营经济持续保持更大的灵活性和优越性,是浙江在省域先行实践中取得经济现代化转型升级再次成功的关键之一。第一,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的关键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其财产权不可侵犯,就给了民营经济一颗“定心丸”,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就要求强化企业产权保护,依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和柔性执法体系,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第二,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保障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开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的浙江试点,鼓励和帮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垄断性行业,重点解决单独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附加条件、“准入不准营”、互为前置审批等问题,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给予中小企业一定比例折扣、保证同等条件下中小企业采购优先地位等多种方式、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采购;畅通国家科研资源开放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第三,推进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有效落地。梳理当前已出台的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了解政策落实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弹簧门”“旋转门”“玻璃门”,并对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现状、重点和突破口进行研究,分层次、有重点地落实相关政策;推动民营企业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的制度化建设,建立民营企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运用第三方评估结果,对推行后实际效果不佳的政策进行分析、修改和调整;将“公平竞争”作为浙江新发展阶段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特别之举,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第四,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支持执行力度。深入实施“小微你好”暖企助企惠企专项行动,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和贷款的扶持力度,对民营企业发债一视同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创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政策工具,进一步探索放松区域性、专业性的新型金融机构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国有资本服务中小民营企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市场,以此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例如: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工具,能够有效引导民间资本聚集到企业前期发展,帮助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第五,实施更大力度的财税减免政策。对企业来说,减税减费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扶持政策。实行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尤其是对中小微成长型企业应推行多样化和结构性减税优惠政策;定向提高贴息率,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配比的形式,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出口创汇等项目的贴息力度;增加各类专项资金的定向扶持力度,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

  (三)把握数字经济变革力量,全面推进浙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现代意义上的先进社会生产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不断驱动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持续变革。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①。近年来,浙江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行动纲要和指导意见,从平台建设、数字技术和产业融合等领域着手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2022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977亿元,比上年增长6.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7%,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6.5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的重大变革,国家间、区域间的数字经济竞争愈加激烈,浙江数字经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浙江要构筑数字经济领域政策优势,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全方位发展,全面推进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第一,优化完善数字经济政策,强化“1358”数字经济创新提质发展体系配套政策,提升政策实施针对性与实用性,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动态调整数字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范围及力度,健全完善涵盖供给、需求和环境等层面的数字经济政策支撑体系,使数字经济政策与实际需求互相匹配、彼此协调。加快形成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政策合力,探索公共数据授权经营模式,加快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形成国内领先的数据要素市场。加强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引导,特别是鼓励和支持服务机构下沉到中小型传统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第二,增强数字经济赋能,全面推进浙江智造高质量发展。通过数字赋能加速推进浙江“制造大省”向“智造强省”迈进。打造统筹的数字发展体系,以制度化带动数字经济为智能制造高质量赋能。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城市大脑、工业互联网、“5G+4K”等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运行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同时,以硬件设施升级为核心,软件服务优化为抓手,数字素养培育为重点,强化传统制造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实质性合作,破除传统产业因智力要素缺乏而导致的转型升级障碍。第三,强化数字产业创新资源配置,全面提升数字经济重大平台建设。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进一步加强以之江实验室为首的重点实验室建设,以基础研究创新突破为目标加大投入,打造智能计算国家实验室。推动杭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将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为全国数字经济核心区块。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在构建产业集群新生态方面的开放、互联、协同的独特优势,重点打造行业级数据平台,争创国家级双跨平台。加快构建生态繁荣的数据开放体系,打造数字经济数据开放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和要素高效合规的互联互通。用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扩大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等出口,推动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打造数字贸易“新引擎”。

  (四)加快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水平打造浙江新型产业创新生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要求。作为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浙江,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有效弥补资源配置的短板,从而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小巨人”企业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产品开发、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过程中,具有较高成长性或较大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型企业的“领头雁”,科技“小巨人”在促进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提出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的目标,大力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截至2022年年底,浙江“小巨人”企业累计入选达1068家,成为全国首个超千家的省份。但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浙江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发展水平仍有不少差距。例如:区域非均衡分布问题突出、企业创新平台覆盖面不足、创新能级亟待提升、国际竞争力偏弱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浙江必须不断提高科技发展质量和水平,深入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快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和发展步伐,积极引导企业走内生增长道路,健全科技“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产业能级提质增效,激发科技“小巨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帮助企业实现全球产业链攀升,实现浙江科技产业的高水平创新转型。第一,根据创新强省战略目标任务,强化各级各部门任务分解落实,建立健全“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按照区域、行业分梯次、分阶段推进科技“小巨人”遴选工作,创新科技“小巨人”企业动态评估和管理机制,巩固提升数字安防、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现代纺织等重点产业的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领先优势,重点培育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资源环境、生物医药等面向未来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二,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增强科技“小巨人”企业高能级创新要素支撑,加大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支持力度,推动科技“小巨人”企业不断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引导省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机构优先向科技“小巨人”企业开放研发资源,突出科技产业协同,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小巨人”企业在技术研究和产品产能突破。第三,支持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引导科技“小巨人”企业深入嵌入全球领袖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鼓励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针尖战略,聚焦主业,主攻细分行业,加大支持企业与全球一流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专业化协作配套,加快海外科研机构和全球营销网络布局,鼓励通过并购、海外参股或自建方式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补齐补强短板,提升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

  三、浙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机制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国情,深刻认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入分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优化新发展环境,为各项措施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思想和制度保障,不断开辟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一)全面解放思想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体制机制优势的增创和发挥,最重要是制度环境,而制度的改革需要思想的指导和支持。回望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是:每一次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每一次思想大解放又促进了大发展。在思想大解放的激励下,浙江营造起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浓厚氛围,充分保护人民的创业热情,充分鼓励人民的创新激情,浙江人民创造了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并在全国率先建构起相对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思想不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效推进,改革举措就不可能“落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也不可能得到解放。解放思想是浙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的总体要求,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高度一致的逻辑关系。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再次解放思想,进而大力解放社会生产力,激发社会活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内在必然,也是浙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的要求使然,不仅可以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逐步实现,而且反映了浙江与时俱进、顽强拼搏、开拓创新为核心的内在品质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特质。第一,在思想领域,必须全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破除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浅尝辄止的理解和不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指导的各种错误观点,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不是要离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胡思乱想,而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浙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立足当下,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在政治领域,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破除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妥善处理和正确运用“两只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破除“对国家的迷信”。要妥善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加强社会监督。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进一步调动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三,在经济领域,破除对名义所有权的迷信,创新并提高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马克思讲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能仅仅局限于名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要从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以及生产中人与人关系和分配关系等各个方面,来看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对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国家既不能有效控制又不能实际受益的,要使它名副其实,按它的实际性质来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和经济形式,更是浙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重要主体。浙江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的进程中,应创造一流营商环境,所有方面都应对民营经济敞开大门,决不能留有“玻璃门”“隔离墙”“天花板”,以更好地引领民营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全面深化改革力争实现路径新突破

  从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制度的边际创新是社会演化与转型的基本规律的话,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关键在于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眼光理解和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所处的形势,从根本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然而,按照历史唯物论,制度因素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初始的体制选择同样会强化现存体制的惯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虽然通过市场优势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外在“模仿”造成的制度惰性,以及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固化所形成的强大体制惯性,越来越成为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亟待加以改革。当前,浙江改革的“时空”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仅仅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中寻求创新显然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的改革,打破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真正实现结构性突破,摆脱“路径依赖”困境,才能使浙江在新一轮现代化变革中继续走在前列。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多维度的复杂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浙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实践的进程中,势必会带来行政体制、财政税收、土地制度、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渐进式”边际改革就可以解决,而是要在正确协调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尽快从学习借鉴的外生型发展模式转换到制度创新的内生轨道上来。第一,进一步调整改革偏好,从传统“增长主义”向改革的全面现代化转变。就国内外发展形势来看,由于浙江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特点,以及受以往生态环境软约束和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下所带来财富创造的边际效应快速弱化的影响。新时代,浙江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必须摒弃单纯追求传统“增长主义”的发展方式,从民生难、发展滞后等改革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加快补齐政策短板和制度服务供给的不足,形成以高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化农业为核心竞争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格局。第二,加强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耦合政府职能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治理现代化包含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结构的进步、人口素质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首先,紧紧围绕“放管服”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把各项改革串联起来,把各地的探索试验进行系统集成,提高改革合力的“共振性”。其次,要把政府自身行政职能的改进和优化放到改革开放大局中加以把握、推进和落实,精准梳理权职边界,打通条块,畅通信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后,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在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作用,降低制度成本,实现制度生产力在传统“路径依赖”中的大幅解放。第三,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改革有机结合,勇于先行先试探索创新。一方面,从浙江改革发展的40多年的历程来看,浙江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大环境的支持,浙江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总体原则,确保国家层面整体推进的综合性改革得以有效落实;另一方面,浙江作为改革的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地区显然会更先遇到、更加复杂,因此,浙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从基层发端寻求诱致性制度探索,勇于在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方面“自下而上”先行先试,为全国改革探路。

  (三)全面优化发展空间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来自创新企业家和创新企业的引领和推动,同时也来自优良社会政策环境对创新创业企业以及创新性人才的扶持和培育。因此,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一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厘清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边界,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边界;另一方面,妥善处理好企业与产业链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企业创新创业绩效,积极推进产业链的协同,为各类创业者提供优良、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各方面的支持,打造优良的创新创业空间。全国工商联“2022年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中,浙江营商环境满意度总得分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一,实现“三连冠”;浙江的营商环境均衡度也处于全国前列。第一,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应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形成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相互组合。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加快以数字政府建设推进职能转变,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努力打造亲清政商关系高地;深入实施涉营商环境法规制度“立改废释”专项行动,依法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经营决策,充分释放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自主创新活力;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民营企业“输血”“充血”,简化企业考核标准,迭代信用“531X”工程,深化信用在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等领域全面应用,增强信用体系建设合力,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不断促进企业活力和发展积极性;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成立国有资本牵头、面向产业集群的产业基金,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市场化。第二,打造要素集聚、知识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创新创业空间。产业多元化集聚的过程使得各类企业和人才在空间上近距离观察和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协调创新的试验成本也大大降低,进而产生知识的溢出效应。因此,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升级,打造有效的创新创业空间,需要特别重视区域核心城市的建设以及相应的都市圈建设,在地域上培育起产业转型升级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空间。第三,加快推进内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开放和国际化有利于多元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乃至碰撞,进而产生包括创新知识和创新行动的创新元素。同时,开放和国际化也会对社会需求产生新要求,推动创新市场化认知,加快从模仿、整合到自主创新过程顺利展开,使得创新具有坚实的供给和社会需求基础。因此,要加大创新合作,继续推动省内外、国内外多种平台的交流联动,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贸易、要素资源进出自由便利,结合浙江的经济基础、科研能力和产业优势,打造国际化的创新环境和开放型创新体系。第四,优化生产要素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实施一体化的政策,加快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资源互补共享。进一步破除人才流动的地域、部门和体制障碍,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相互协作的体制机制,使新技术扩散和进入应用过程更加顺畅和迅速,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造就社会创新环境创造有利的市场和人才条件。第五,为自由职业者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个体户、工商户是创业富民的先驱者,那么现在自由职业者就是新时代的创新创业的重要来源。要给予自由职业者以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和政策保障,让他们享受和“单位人”“企业人”同等的社会承认,从制度上保证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履历和工作经历的职业连续性得到法定认可。第六,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进一步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优化人才生态“软环境,以“高精尖缺”为导向,制定“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人才培养、引进、支撑政策,敞开胸怀吸引海内外一流人才到浙江来创新创业,进一步营造人才集聚和成快速长环境,给予科技人才充分的科研自由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创新科研评判标准,建立健全以科研人才创新能力为主的评价体系,破除一昧以论文、专利等数量为主的评判标准,优化激励科技人员的创新政策,创制以创新为评价标准的薪酬体系,合理调整人才税收,保障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权益,切实消除制约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一切问题,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的良好环境。

  (四)全面提升开放水平打造一流“地瓜经济”

  “八八战略”实施20年来,浙江循着“地瓜理论”的指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创新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促进浙江经济与全球经济水乳交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地瓜经济”,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第3位,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浙江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万亿元,其中出口3.4万亿元、同比增长14%,规模跃居全国第3;实际使用外资193亿美元,增长5.2%;对外直接投资备案额(中方投资额)130亿美元,增长45%。然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特别是全球经济化逆流的外部冲击、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治理挑战等,全球供需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竞争也变得更趋剧烈。同时,由于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提高,浙江以往依靠资源消耗和低廉人力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产品盈利空间正受到严重挤压,竞争力逐渐下降。浙江只有大力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扩大开放新举措,进一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强具有世界眼光、熟悉国际规则的开放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坚持高水平“走出去”闯天下与高质量“引进来”强浙江有机统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浙江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紧紧围绕全面推进惠及全省人民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培育,以增强综合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目标,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打造一流“地瓜经济”,大力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全面接轨上海,深化长三角区域开放合作,引导省外境外投资,进一步打响“投资浙里”的强大声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扩大浙江产品的市场份额和销路,着力构建搞活流通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坚持出口市场多元化,避免对单个或少数主要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帮助、鼓励企业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加快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资源进口多元化。第二,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商品品质。通过重点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产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把发展的重点从量的扩张转移到质的提高上,不断提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实施出口品牌战略,建立健全国际营销网络和创建国际品牌,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实现外贸发展方式有效转变;提高外贸发展的协调性,更加注重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长远利益,引导出口企业积极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避免比较优势弱化对开放型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三,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浙江是经济大省、资源小省,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于加快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可大幅缓解土地等稀缺资源的巨大承载压力,有力促进浙江经济的现代化转型。要以各地优势产业为依托,以各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园区为平台,以不断提高服务外包承接能力为目标,着眼全省规划布局,结合服务外包具体业务形式,实现差异化发展;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深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加强与服务外包产业发达地区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加强与上海、江苏等省市在政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构建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增强国际竞争力,并通过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升级和优化转型,实现浙江经济的现代化升级。

  结 语

  “八八战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总方略,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打造、指路引航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留个浙江的宝贵财富。经过20年持续深入的实践,“八八战略”引领和推动浙江大地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精彩蝶变,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由外贸大省向开放强省、由富裕乡村向美丽浙江、由总体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等各领域全方位、历史性跃升,浙江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浙江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探索的样本,“八八战略”引领的浙江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在方法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了新路;在实践上,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面向;本质上,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展望未来,浙江将始终坚持以“八八战略”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加坚定的自觉意识、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更加务实肯干的行动,持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着力构建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整体推进的新体系、新优势、新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贡献新的浙江智慧、浙江方案和浙江样本。

  作者:浙江省社科院胡海良、周佳松,原载于《观察与思考》2023年第7期。

编辑: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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