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中的廉政思想：“清白廉洁”的人生观

　　顾名思义，“廉政”就是指清廉公正的政治。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勤政爱民、仁政德治、公正廉洁、诚信守法、礼贤纳谏，而这六方面的内容相互交叉、各有侧重，构成了传统廉政思想的主体。

　　浙江历史上勤政廉政、名垂青史的清官廉吏，主要有唐代的陆贽，北宋的胡则，明代的刘基、于谦、刘宗周，清代的陆陇其；而在廉政理论、廉政制度设计上颇有建树的思想家，则主要有东汉的王充，北宋的林逋，南宋的陈亮、叶适、吕祖谦，明代的王阳明、黄绾，明清之际的张岱、黄宗羲，清代的龚自珍。这些廉政的榜样、廉吏的楷模，多是孔孟儒家学说的信奉者与践行者，秉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外王”模式的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修身律己、秉公用权、勤勉从政、著书立说，从而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脉络清晰的廉政文化理论。

　　传统儒家的为官之道，要求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既重视“官能”，也重视“官德”。浙江历史上举凡有见地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政治家，皆视“清白廉洁”、“两袖清风”为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比如“浙学的开山祖”王充，在其不朽名著《论衡》中就有对“清廉”官德的渴慕与向往：“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廉则约省无极，贪则奢泰不止”。这里，王充用“清白廉洁”四字，对从政者的官德内涵予以表述。

　　唐朝宰相陆贽为官清廉，从不接受下属的贿赂，甚至就连唐德宗都看不过去，认为他为官太过清廉，于是就劝他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送馈，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你陆贽对别人的馈赠一概拒绝，恐怕于事无益，像马鞭、鞋靴之类的小物件，即使收下也无伤大雅。对此，陆贽义正言辞地拒绝：“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陆贽贵为宰相，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收受鞭靴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他却认为，小礼不禁，大礼必到，收受“鞭靴”如果不加以制止，接踵而来的势必就是收受“车舆”“金璧”，从而使自己陷入罪恶泥潭而不能自拔，最终留下无尽的悔恨。

　　“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和张苍水三人都是一代廉吏。宋高宗曾问岳飞：“怎么才能社稷安定？”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而明代的于谦作为一代英雄人物，廉洁奉公、忧国忘家，以“廉干”著称，被誉为“有铮铮不夺之节”，以敢于担当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两袖清风”。在巡抚晋豫的十八年中，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馈赠朝中权贵，辄空囊示人。有人劝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吗？”于是，于谦甩了甩自己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遂赋《入京诗》以明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成语的出处即源于此。

　　于谦终身不交势利之人，对有“廉节”的同僚则敬佩之极。山西按察使徐永达为官清廉，官舍萧然，于谦知情，即解束带金赙之；翰林侍讲刘球作为一代荩臣，因上言进谏而得罪了宦官头子王振，逮系诏狱冤死，于谦得知，特作《刘侍讲画像赞》，有“斯人也，正孔孟所谓‘取义成仁者’欤”之赞辞。于谦还曾以《咏石灰》为题赋诗，表达自己的“廉节”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诗中所述，名垂千古，受人敬仰，《明史》就称赞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对于传统士大夫处理政事的准则，儒家推崇处事正直的理念。《贞观政要》云：“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在传统中国，秉公办事是优良的官德，受到传统儒家的肯定和普通大众的称道。林逋《省心录》一文有重视“天下公议”的语录：“天下有公议，私不可夺；以私夺公者，人不服。”王阳明《刘氏三子字说》有言：“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朱舜水《伯养说》有云：“公则生明，廉则生威。”浙学中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对传统治道的经典总结。

　　此外，“公平正直”也是守住廉节的一种良好德性。比如，王充50岁受聘至河南颍川郡任职，恰逢中原旱灾，遂上奏建言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然建言不被采用，数谏争不合，遂去职还家，而后闭门潜思编撰《论衡》。刘基“刚毅、慷慨而有大节”、“义所不直，无少假借”，其“公平正直”的为官之道，体现在与朱元璋“论相”一事上。朱元璋为巩固新兴的朱明王朝政权，在废除李善长相位后，亟需遴选丞相人选，遂与谋臣刘基商议。朱元璋提出或由杨宪、或由汪广洋、或由胡惟庸出任丞相一职，刘基均予以否定：“(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焉者。今(杨)宪则不然。……(汪广洋)褊浅，观其人可知。……(胡惟庸)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此时，朱元璋曰：“吾之相，无逾于(刘)先生。”刘基当场婉拒：“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通过这段君臣“论相”的对话，不难发现，在商定丞相人选问题上，刘基秉持了对政事高度负责的态度，为顾全大局而不计个人恩怨，既不规避自己的性格“缺陷”，也敢于直言，直陈诸相位人选的优劣得失。刘基“公直”(“抗言直议”)的处事方式，也博得了朱元璋的敬重与信任，“上(朱元璋)亦甚礼公，常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刘基与宋濂等浙东文人因受儒家道统影响，为保持君子人格，庄重自矜，漠视功名利禄，并没有为了博得朱元璋的赏识而阿谀奉承、出卖人格，真正做到了“君子不阿”、“君子不党”。《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就载有朱元璋称赞刘基“不党”语：“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他。”总之，刘基作为廉吏，恪尽职守，树立了一代诤臣的人格形象。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