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德力具足”论

　　《孟子·离娄上》有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意思是说，只有仁政善德，不足以治理好国家；仅有好的法令，并不能让法令自行施行。可见，治国理政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本之于德政，辅之以威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传统儒家提倡的民本德政并不否认刑罚、法制的辅助功能。

　　浙江古代法制思想和实践活动可以追溯至夏禹杀戮防风氏于“刑塘”的记载。越国时期文种“修宽刑”，东汉王充的“德力具足”、“礼法兼用”，南宋浙东学派陈亮的“刑而有善”、“畏而不恶”，叶适的“纪纲”、“法度”，明代刘基的“本之于德政，辅之以威刑”，王阳明的“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晚清沈家本的“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的法制思想，如此等等，都是历史上浙江籍思想家对传统法律、法制思想的学术贡献。

　　浙江在春秋越国时期，已有比较成型的法理学观念。越王勾践尊事周室，承袭周公“明德慎罚”的法理思想，听从谋臣文种、范蠡等人的建议：“修宽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称其善，掩其恶”，推行“缓刑薄罚，省其赋敛”的治国之术。“修宽刑”“缓刑薄罚”等，可以看作是浙江历史上法制、法律思想乃至传统法治理念的萌芽。

　　东汉时期，王充继承了原始儒家包括董仲舒的“文武并用”“德主刑辅”的观点，反对西汉盛行的谶纬神权法思想。在《论衡》中批判“天刑”论和“天造谴告”的天罚思想，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其还对“用刑非时则寒、施赏违节则温”的时令说予以谴告。

　　王充《非韩篇》中批评了韩非独用法术之弊，指出“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王充对韩非“非儒”、把儒生比作蛀虫的看法十分不满，其进而指出，法度固然重要，礼义更为重要，儒生是维护礼义的堤防，而礼义是治国的纲纪，“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因此，他认为韩非的政治主张不足以“养德”，进而提出了“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的“德力具足”论：“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这里，王充主张兼用儒法，这说明王充并非法家专制主义者，而是儒、法兼用的多元和谐主义者。儒家的“德”与法家的“力”，相辅相成，方为“治国之道”，显然这是一种“德法并举”的社会治理模式。简言之，王充的法理思想虽仍是儒家“德主刑辅”的传统主张，但在东汉时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