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关注的重要话题。与“法治”与“德治”相对应的就是“治法”与“治人”：“治法”即完善的法律制度、法治体系，是国家机器得以良性运转的程序与准则；“治人”就是传统儒家所期望的善于治国理政的贤人君子，拥有“修己治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能力与本领。

　　传统儒家在探讨“治法”与“治人”二者何为先、何为主这一问题时，其给出的答案是：“有治人，无治法。”而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则与此有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命题予以质疑，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新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在此，黄宗羲已经意识到传统儒家治国方略中“人治”(“德治”)的弊端与缺陷，因为明君贤臣终究不是维护天下社会长治久安的决定性因素。而“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强调的就是要从政治、法律制度上来解决社会治乱问题，这是“法治”高于“人治”的思想。应该承认，“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主张已触及专制政治的根本问题，契合近代的法治精神。

　　此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对“三代以上之法”以及三代以后的君主专权体制下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为天下人而设的，旨在为天下人谋福利；后者乃是为统治者而设的，故而得出结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详而言之，三代以下统治者所确立的“法”是“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所以制定了一大堆用以维护其政权、推行其统治的法律。这种“法”乃是“一家之法”，因为它出于君主个人之私心私利，未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所以它又是“非法之法”：“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一家之法”的性质就是以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为目的，是为“非法之法”。

　　在黄宗羲看来，“三代之法”才是真正的“法”，它是维系社会公众正常生活、国家机器良性运作的法则：“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藏天下于天下”的“三代之法”，是说“法”的本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人身权利等公共利益：其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此外，黄宗羲“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的观念，也有现代法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精神。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张宏敏　　（原载《浙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